第72章 俊乂密勿 （jun yi ）， 多士寔宁 （ shi ning）。（2/2）

朱熹为传承儒家思想，“一生勤勉治学，着作等身”（《宋史?朱熹传》）：他耗时数十年，编着《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逐句注释，使儒家思想更易传播；还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亲自讲学，制定学规”，提出“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培养了大批儒家学者。朱熹的勤勉使理学成为宋明时期的主流思想，构建了“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秩序，对维护社会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清代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的汇典之勤

纪晓岚任《四库全书》总纂官时，“勤勉主持编纂，历时13年”（《清史稿?纪晓岚传》）：他“亲自审阅每一卷，纠正错误，补充遗漏”，面对“书籍繁多、版本复杂”的问题，“日夜操劳，伏案疾书”；还主持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每部书籍的“作者、内容、价值”进行总结，共收录书籍3461种、卷。纪晓岚的勤勉使《四库全书》成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虽编纂过程中存在“禁毁异端书籍”的问题，但仍对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文化领域的“密勿”，本质是“贤才群体对精神秩序的构建”——通过整理典籍、传播思想、教化百姓，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与伦理规范，使“国家安定”不仅是“政治稳定”，更是“人心安定”，这是“多士寔宁”的深层逻辑。

三、“多士寔宁”的逻辑：贤才群体与国家安定的关系

“多士寔宁”并非简单的“贤才多则国家安”，而是蕴含“数量-质量-制度”三重逻辑：“多士”需是“俊乂”（质量），需通过“密勿”发挥作用（实践），更需通过制度保障“多士”的产生与任用（制度）。只有三者结合，才能实现“寔宁”。通过正反案例对比，可更清晰把握这一逻辑。

1.正面案例：贤才群体集聚与盛世形成

中国古代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均以“多士集聚”为重要特征，贤才群体通过“密勿”实践，形成治理合力，推动国家安定繁荣：

贞观之治：“房谋杜断，魏徵直谏”的贤才合力

唐太宗时期，形成了以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长孙无忌为核心的贤才群体：房玄龄“善谋”（负责制度设计），杜如晦“善断”（负责决策执行），二人“同心辅政，相得益彰”（《旧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魏徵“善谏”，先后上谏200余事，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贞观政要》），纠正唐太宗的失误；李靖“善战”，北灭东突厥，西破吐谷浑，保障边境安全。这一“多士”群体各展所长、勤勉务实，使贞观年间“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资治通鉴?唐纪》），成为“多士寔宁”的典范。

康乾盛世：“康熙举贤，雍正用贤”的制度保障

康熙、雍正时期，通过制度设计吸引“多士”：康熙开设“博学鸿词科”，“广征天下贤才，不论出身”（《清史稿?选举志》），如朱彝尊、汪琬等文人因“才学卓越”被举荐，参与《明史》编纂；雍正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需要大量懂经济、善吏治的贤才，如田文镜“办事勤勉，清正廉洁”，被任命为河南巡抚，推行改革；鄂尔泰“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稳定边疆。康雍时期的“多士”，既包括文官、武将，也包括学者、技术人才，他们的“密勿”实践，使清朝“疆域辽阔，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形成康乾盛世。

正面案例证明：“多士寔宁”的核心是“贤才群体的互补与协同”——单一贤才的作用有限，而“多士”通过“分工协作、相互制衡”，既能覆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又能避免“个人专权”，形成稳定的治理结构，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2.反面案例：贤才凋零与王朝衰落

中国古代王朝的衰落（如东汉末年、南宋后期、明末），往往伴随“贤才凋零”——或因君主昏庸、或因制度腐败、或因党争激烈，导致“俊乂”被排挤、“密勿”无施展空间，最终国家陷入混乱：

东汉末年：“党锢之祸”与贤才消亡

东汉后期，宦官与外戚专权，士大夫（贤才群体）因反对腐败，引发“党锢之祸”：公元166年，李膺等“党人”因“抨击宦官，匡扶社稷”（《后汉书?党锢列传》），被宦官诬陷“结党营私”，逮捕入狱；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窦武、陈蕃等贤才被杀，“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死者百余人，牵连数千人。贤才凋零后，东汉朝政彻底腐败，“民不聊生，黄巾起义爆发”，最终导致三国乱世，印证了“无多士则无寔宁”。

南宋后期：“排挤贤才”与国家灭亡

南宋后期，面对蒙古入侵的危机，朝廷却陷入“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党争：主战派贤才如岳飞、韩世忠，“勤勉治军，抗击金兵”，却被主和派秦桧等诬陷——岳飞“精忠报国”，却以“莫须有”罪名被杀；韩世忠“上疏反对和议”，被罢官赋闲。贤才被排挤后，南宋“军备废弛，士气低落”，蒙古大军南下时，“无贤才可用，无军队可战”，最终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灭亡。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正是对南宋贤才凋零的哀叹。

明末：“崇祯误杀贤才”与王朝崩塌

崇祯帝虽有“振兴明朝”的志向，但多疑猜忌，导致贤才凋零：袁崇焕“镇守辽东，多次击败后金”（《明史?袁崇焕传》），却被崇祯以“通敌”罪名凌迟处死；孙传庭“镇压李自成起义，屡立战功”，却因崇祯“催战过急”，兵败被杀；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之策”，试图平定起义，却因“朝廷腐败，难以推行”，忧愤而死。贤才或被杀、或被逼死，明末“无多士可用”，最终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

反面案例证明：“贤才凋零”是王朝衰落的“预警信号”——当“俊乂”被排挤、“密勿”无施展空间时，国家治理会出现“无人做事、无人纠错、无人担责”的困境，最终导致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失败，印证了“多士”是“寔宁”的必要条件。

3.制度保障：“多士”产生与任用的关键

“多士”的集聚并非偶然，而是依赖制度保障——中国古代通过选官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考核制度（考成法、上计制）、激励制度（俸禄、爵位、荣誉），构建“选贤、用贤、留贤”的体系，为“多士寔宁”提供支撑：

选官制度：从“举荐”到“考试”，拓宽贤才来源

察举制（汉代）打破“贵族世袭”，使“平民贤才”有机会入仕；九品中正制（魏晋）虽后期被门阀垄断，但初期“以家世、德行、才能为标准”，仍选拔了部分贤才；科举制（隋唐至明清）以“考试”为核心，“不问出身、唯才是举”，如唐代孟郊“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正是科举制下贤才得以晋升的写照。科举制使“多士”来源更广，形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流动机制，为国家提供持续的贤才储备。

考核制度：“奖勤罚懒”，激励“密勿”实践

汉代的“上计制”要求地方官“每年向中央汇报政绩”，考核“户口、垦田、赋税”等指标，优异者晋升，低劣者罢官；唐代的“考课法”将官员考核分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直接将“密勿”（恪勤匪懈）作为考核标准；明代张居正的“考成法”要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通过“月考、岁考”督促官员勤勉。考核制度使“俊乂”的“密勿”实践有了制度约束与激励，避免“贤才变庸才”。

激励制度：“名实兼顾”，留住贤才

古代对贤才的激励既包括“实利”（俸禄、土地），也包括“虚名”（爵位、荣誉）：汉代对贤才“赐爵关内侯，食邑千户”；唐代对贤相“赠司空、谥号文贞”（如房玄龄）；宋代对学者贤才“赐号国公，配享孔庙”（如朱熹）；明代对忠臣贤才“建祠纪念，载入史册”（如海瑞）。这种“名实兼顾”的激励，使贤才“既得物质回报，又获精神认同”，愿意长期“密勿”履职，为国家安定贡献力量。

四、历史局限与现代启示

“俊乂密勿，多士寔宁”是中国古代治国经验的总结，但受限于“君主专制”的制度框架，仍存在历史局限；同时，其蕴含的“重贤才、尚勤勉、求安定”的思想，对现代社会治理仍有重要启示。

1.历史局限：君主专制下的贤才困境

古代“俊乂密勿，多士寔宁”的核心局限，在于“依赖君主个人意愿，缺乏制度独立性”：

贤才命运系于君主：“君明则贤才用，君昏则贤才亡”

如唐太宗“从谏如流”，魏徵才能“犯颜直谏”；而商纣王“暴虐无道”，比干“剖心而死”；崇祯帝“多疑猜忌”，袁崇焕“凌迟处死”。贤才能否被任用、能否发挥“密勿”作用，完全取决于君主的“英明程度”，缺乏“独立于君主意志之外的保护机制”，导致“多士”的集聚具有偶然性，“寔宁”难以长期稳定。

选官制度的腐败：“制度好则选贤才，制度坏则选庸才”

察举制后期“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抱朴子?审举》），被地方豪强垄断；九品中正制后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书?刘毅传》），贤才被门阀排挤；科举制后期“八股取士”，束缚思想，导致“贤才”沦为“书呆子”，缺乏实际治理能力。制度的腐败使“多士”质量下降，“密勿”实践沦为“形式主义”，难以实现“寔宁”。

贤才价值的工具性：“贤才为君主服务，而非为民众服务”

古代“俊乂”的“密勿”实践，核心目标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而非“实现民众福祉”：如萧何的后勤之勤，是为刘邦夺取天下；张居正的改革之勤，是为明朝延续统治。贤才的“利民”往往是“维护统治的手段”，而非“最终目标”，这导致“多士寔宁”的“宁”，是“王朝的稳定”，而非“民众的幸福”，存在价值局限。

2.现代启示：贤才群体与现代社会治理

尽管存在局限，“俊乂密勿，多士寔宁”的思想仍能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借鉴，核心是“将古代贤才理念与现代制度结合”：

人才选拔：“德才兼备，不拘一格”

现代社会的人才选拔，应借鉴古代“俊乂”标准，既重视“专业能力”（才），也重视“道德品行”（德），如公务员考试既考“行政能力”，也考“申论”（考察政策理解与道德认知）；同时，打破“学历、出身、年龄”的限制，如“人才引进政策”面向全球招聘高端人才，“基层选拔制度”从村干部、社区工作者中选拔优秀人才，实现“多士”集聚。

激励机制：“勤勉有回报，实干有前途”

现代社会应建立“容错、激励、保障”三位一体的机制，鼓励人才“密勿”实践：“容错机制”允许人才在改革创新中犯错，避免“因噎废食”；“激励机制”通过“绩效奖金、晋升通道、荣誉表彰”，奖励勤勉实干者，如“年度优秀员工”“五一劳动奖章”；“保障机制”通过“医疗、住房、子女教育”，解决人才后顾之忧，让人才愿意“长期奉献”。

治理目标：“以民为本，共同富裕”

现代社会的“多士寔宁”，应超越古代“维护王朝稳定”的目标，以“民众幸福、社会公平、共同富裕”为核心：如“乡村振兴”需要农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人才，深入基层“勤勉工作”，改善农村民生；“科技创新”需要科研人才“刻苦钻研”，突破“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竞争力；“社会治理”需要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耐心服务”，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安定”。

结语：“俊乂密勿，多士寔宁”的永恒价值

“俊乂密勿，多士寔宁”跨越千年，仍能为我们提供启示：它告诉我们，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发展，最终依赖“人的因素”——依赖“德才兼备的贤才群体”，依赖“勤勉务实的工作态度”，依赖“人才辈出的制度环境”。

古代的“俊乂”虽受限于君主专制，但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勤勉务实”的精神，仍值得我们传承；现代社会的进步，需要更多“新时代俊乂”——他们既有“专业能力”，又有“社会责任感”；既有“创新思维”，又有“实干精神”；既能“独当一面”，又能“协同合作”。

从古代的“萧何、房玄龄、张居正”，到现代的“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贤才群体始终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传承“俊乂密勿，多士寔宁”的思想，构建“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现代制度，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这，正是这八字命题留给我们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