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晋楚更霸， 赵魏困横。（1/2）
晋楚更霸(jìnchǔgēngbà)，赵魏困横(zhàowèikùnhéng)。浓缩了春秋中期至战国中后期两百余年的历史核心：前者是南北两大强国交替执掌中原霸权的春秋格局，后者是三家分晋后赵、魏两国在“连横”战略挤压下的生存困境。这两句话不仅是历史现象的概括，更暗藏着先秦时期地缘政治、制度变革、战略博弈的底层逻辑。深入解析其背后的历史脉络、权力运作与兴衰根源，既能还原春秋战国的时代风貌，更能窥见早期华夏文明国家治理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密码。
一、晋楚更霸：春秋霸权的交替逻辑与时代底色
“晋楚更霸”的核心是“更”——即晋国与楚国在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末至公元前6世纪末）交替成为中原霸权的掌控者，形成“晋强则楚弱，楚兴则晋衰”的两极格局。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周王室衰微后，区域强国崛起、中原秩序重构的必然结果。
1.霸权交替的历史背景：周制崩溃与两极崛起
西周以“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确立统治秩序，周天子通过礼乐制度维系天下共主地位。但公元前771年犬戎破镐京、平王东迁后，周天子失去了关中腹地，军事实力与政治权威一落千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沦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此时，中原诸侯群龙无首，而区域强国逐步崛起：
晋国地处黄河中游（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南部），是周王室同姓诸侯国，占据“表里山河”的地缘优势——东有太行山脉，西有黄河天险，南接中原腹地，北控戎狄部落，既便于防御，又利于向中原扩张。晋献公时期“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奠定了晋国的疆域基础；晋文公重耳流亡归国后，通过整顿内政、改革军事，使晋国国力急剧提升。
楚国崛起于长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河南南部），是“蛮夷”出身的诸侯国，早期不受中原诸侯认可。但楚国凭借江汉平原的富庶（粮食充足）、长江水系的交通优势，以及“蛮夷”部落的尚武传统，逐步向北扩张。楚武王时期开始“问鼎中原”，楚文王定都郢都（今湖北荆州），将势力渗透至南阳盆地，直接威胁中原诸侯的安全。
晋楚两国的崛起，恰好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晋国代表中原华夏文明体系，楚国代表南方蛮夷融合文明体系，两者的冲突不仅是领土争夺，更是文明认同与霸权秩序的较量，为“更霸”埋下伏笔。
2.霸权交替的关键阶段：四场战役与两次弭兵
“晋楚更霸”并非无序争夺，而是通过关键战役实现霸权转移，中间以“弭兵之会”作为阶段性缓冲，形成清晰的历史脉络：
（1）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晋国确立霸权
背景：晋文公流亡期间曾受楚国礼遇，承诺“退避三舍”（九十里）。回国后，晋国与楚国因争夺中原小国（曹、卫）爆发冲突。
过程：楚军主帅子玉骄傲轻敌，晋文公兑现承诺退避三舍，诱敌深入。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晋军采用“退避三舍”“诱敌深入”“分兵合击”的战术，击败楚军主力。
结果：晋国声威大振，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会盟诸侯，周天子派代表参加，正式承认晋国的霸权地位。楚国暂时退出中原，转向经营南方。
（2）邲之战（公元前597年）：楚国夺回霸权
背景：城濮之战后，晋国长期掌控中原霸权，但内部卿族势力逐渐崛起，国君权力被削弱；楚国则在楚庄王时期整顿内政，国力复苏，再次北上争夺中原。
过程：晋楚两国因争夺郑国爆发冲突，晋军内部将帅不和、指挥混乱，楚军则在楚庄王的统一指挥下果断出击，在邲（今河南荥阳东北）大败晋军。
结果：晋国失去中原霸权，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愿望实现，中原诸侯纷纷倒向楚国，楚国成为新的霸权国。楚庄王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留下“一鸣惊人”“问鼎中原”的典故。
（3）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晋国重夺霸权
背景：邲之战后，楚国霸权维持了二十余年，但晋国内部卿族矛盾暂时缓和，厉公、悼公时期重新整顿军事，意图夺回霸权；楚国则因长期征战国力消耗，加上内部贵族争权，实力有所下降。
过程：晋楚两国为争夺郑国再次交战，晋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利用楚军阵型缺陷，集中兵力攻击楚军薄弱环节，击败楚军。
结果：楚国霸权衰落，晋国重新掌控中原秩序，晋悼公时期达到国力顶峰，史称“悼公复霸”。
（4）湛阪之战（公元前557年）：晋国巩固霸权
背景：鄢陵之战后，楚国内部动荡加剧，而晋国在晋悼公的治理下，通过“和戎狄”“联诸侯”的策略，进一步巩固了中原联盟。
过程：晋军主动南下，在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北）击败楚军，随后攻入楚国方城之外的领土，这是春秋时期晋国军队深入楚国腹地最远的一次。
结果：楚国彻底失去与晋国争夺中原的实力，被迫再次收缩战线，晋国霸权达到鼎盛。
两次弭兵之会：霸权交替的缓冲与秩序重构
长期的晋楚争霸导致双方国力消耗巨大，中原小国更是在两国夹缝中饱受战乱之苦。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两次“弭兵之会”（弭兵即停止战争）：
第一次弭兵之会（公元前579年）：由宋国大夫华元促成，晋楚两国约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但仅维持了三年就因楚国背约而破裂。
第二次弭兵之会（公元前546年）：由宋国大夫向戌促成，晋楚两国达成协议，约定“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即晋国的盟国要向楚国朝贡，楚国的盟国也要向晋国朝贡，实际上承认了晋楚两国共同称霸的“两极格局”。
两次弭兵之会是晋楚霸权交替的必然结果，既反映了两国实力趋于均衡，也体现了中原诸侯对和平的渴望。此后，晋楚两国不再直接爆发大规模战争，春秋霸权格局从“交替独霸”转向“共同称霸”，直至春秋末期吴越崛起，这一格局才被打破。
3.晋楚更霸的核心原因：地缘、制度与战略的三重博弈
晋楚两国能长期交替称霸，并非单纯依靠军事力量，而是地缘优势、制度改革与外交战略共同作用的结果：
（1）地缘优势的互补与冲突
晋国的地缘优势：“表里山河”的地形使其具备天然的防御能力，不易被外敌入侵；同时，晋国北接戎狄，通过“和戎狄”的政策，既能获得戎狄的兵力支持，又能稳定北方边境，集中精力向南争夺中原。此外，晋国控制着黄河渡口，掌握了中原与北方的交通要道，便于物资运输与军事调动。
楚国的地缘优势：江汉平原土地肥沃，粮食产量充足，为军队提供了稳定的后勤保障；长江、汉水等水系便于水军作战与物资运输，楚国的水军在春秋时期独步天下；楚国南接百越，西控巴蜀，通过融合蛮夷部落，扩大了疆域与人口，军事潜力巨大。
地缘冲突的焦点：南阳盆地与郑国、宋国。南阳盆地是连接晋楚两国的战略要地，谁控制南阳盆地，谁就能掌握北上或南下的主动权；郑国、宋国地处中原腹地，是晋楚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两国都试图控制郑、宋，从而掌控中原诸侯联盟，因此郑、宋成为晋楚争霸的“主战场”。
（2）制度改革的相互驱动
晋国的制度创新：晋文公时期推行“三军六卿制”，将军队分为中军、上军、下军，每军设将、佐各一人，共六卿。六卿不仅执掌军事，还参与政务，形成了“卿族共治”的格局。这一制度在早期激发了卿族的积极性，推动了晋国军事与政治的发展，但后期也导致卿族势力尾大不掉，最终引发三家分晋。此外，晋国实行“作爰田”（改革土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作州兵”（扩大征兵范围），提升了农业生产与军队战斗力。
楚国的制度特色：楚国实行“县制”，将征服的领土设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尹治理，加强了中央集权；楚国的军队以“蛮夷”部落为主体，战斗力强悍，且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战时征召农民入伍，平时务农，保障了军队的兵源与后勤。此外，楚国国君权力相对集中，贵族势力虽强，但未形成晋国卿族那样的割据局面，这使得楚国在长期争霸中保持了较高的凝聚力。
（3）外交战略的灵活调整
晋国的“联吴制楚”战略：春秋末期，晋国为牵制楚国，派巫臣出使吴国，教吴国军队使用战车、战术，支持吴国崛起。吴国在晋国的支持下，多次攻打楚国，甚至在公元前506年攻破楚国郢都，使楚国国力遭受重创，无力再与晋国争夺中原霸权。
楚国的“联越制吴”战略：楚国被吴国攻破后，转而支持越国崛起，与越国结盟对抗吴国。越王勾践在楚国的支持下，“卧薪尝胆”，最终在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楚国则借助越国的力量，重新收复失地，稳定了南方局势。
4.晋楚更霸的历史影响：中原秩序重构与文明融合
晋楚更霸不仅改变了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更对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重构中原秩序：周王室衰微后，晋楚通过争霸与弭兵之会，建立了新的中原秩序——由“天下共主”主导的秩序，转变为“霸权国主导的诸侯联盟秩序”。这一秩序虽然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但实际上是霸权国凭借实力主导的政治格局，为战国时期的“大国兼并”埋下了伏笔。
促进文明融合：晋国代表的中原华夏文明与楚国代表的南方蛮夷文明，在长期的争霸与交往中相互融合。楚国吸收了中原的礼乐制度、文字文化，逐渐“华夏化”；晋国则吸收了戎狄的军事技术、生活习俗，丰富了自身的文明内涵。这种文明融合，推动了华夏文明的扩大与发展，为秦汉大一统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推动军事变革：晋楚争霸过程中，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术不断创新——晋国的“分兵合击”“诱敌深入”，楚国的“水军作战”“长途奔袭”，都推动了春秋时期军事技术与战术的发展。此外，晋国的“三军六卿制”、楚国的“县制”，也为后世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二、赵魏困横：战国连横战略下的生存危机与历史必然
“赵魏困横”的核心是“困”——即三家分晋后，赵国与魏国作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在秦国“连横”战略的挤压下，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最终逐步衰落。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战略博弈，以及秦国统一六国的历史趋势。
1.赵魏崛起的背景：三家分晋与战国格局形成
春秋末期，晋国卿族势力日益强大，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相互争权。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智氏，瓜分了智氏的领土；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三家分晋标志着春秋时期的结束，战国时期的开始。
赵魏两国作为三家分晋的产物，继承了晋国的部分领土与资源，凭借制度改革迅速崛起：
魏国的崛起：魏文侯时期（公元前445年-公元前396年），任用李悝进行变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军功爵制”；推行“尽地力之教”，鼓励农业生产；制定《法经》，加强法制建设。此外，魏文侯还任用吴起改革军事，创建“魏武卒”——这支军队选拔严格，士兵身披重甲，手执长戟，腰悬利剑，能日行百里，战斗力极强。在李悝变法与吴起军事改革的推动下，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第一强国，先后击败秦国、齐国、楚国，占领了河西之地（今陕西黄河西岸）、中山国等地，成为战国初期的霸权国。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