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既集坟典 ，亦聚群英 （yi ju qun ying）。（2/2）

（3）宋元明清：科举制的完善与“民间聚贤”的兴起

宋代以后，科举制更加完善：

宋代：确立“糊名制”（密封考生姓名）、“誊录制”（专人抄写试卷，防止考官认出笔迹），进一步保证公平；扩大录取名额，唐代每次录取进士不过数十人，宋代最多时达数百人。

明代：实行“八股取士”，虽有束缚思想的弊端，但也让考试标准更加统一，“聚群英”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基层（如王阳明、张居正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同时，“民间聚贤”也成为重要补充：宋代的书院不仅藏书，还聚集了大批学者（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弟子达数千人）；明代的“东林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为文人议政、聚贤的中心；清代的“扬州八怪”，虽多为布衣文人，但通过艺术创作，成为文化领域的“群英”代表。

3.“聚群英”的文化价值：文化创新的“发动机”与社会稳定的“平衡器”

“聚群英”的价值，不仅在于“选拔人才”，更在于它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创新动力”和“稳定基础”：

文化创新的“发动机”：“群英”是典籍的“解读者”和“创新者”。没有孔子对《六经》的整理与解读，就没有儒家思想的形成；没有朱熹对《四书》的注解，就没有理学体系的建立；没有李时珍对《本草》的修订，就没有《本草纲目》的诞生。可以说，“群英”通过对典籍的再诠释、再创造，让中华文化不断焕发生机——这正是“聚群英”的核心价值。

社会稳定的“平衡器”：“聚群英”的制度（尤其是科举制）为平民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通道，避免了“阶层固化”。在古代中国，一个农民的儿子，只要研读典籍、通过科举，就能成为官员，进入社会上层（如范仲淹“断齑画粥”苦读，最终成为宰相）。这种“流动机制”缓解了社会矛盾，让中华文化在朝代更迭中保持稳定——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说：“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安全阀’。”

四、典与贤的辩证：中华文化传承的“双轴模型”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不是两个孤立的行为，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历史实践来看，“典”与“贤”构成了中华文化传承的“双轴”——典为贤之基，贤为典之魂；典因贤而活，贤因典而传。这种辩证关系，是中华文化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的关键。

1.典为贤之基：典籍是群英成长的“土壤”

没有典籍，“群英”就失去了知识来源和成长基础。中国古代的“群英”，几乎都是通过研读典籍成长起来的：

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其思想的核心来源是上古典籍；

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依据是“石室金匮之书”（宫廷藏书）；

朱熹构建理学体系，其核心是对《四书》的注解，而《四书》正是儒家典籍的精华。

即使是科技领域的“群英”，也离不开典籍的支撑：张衡发明地动仪，参考了《春秋》《国语》中关于地震的记载；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搜罗百氏，访采四方”，引用典籍800余种。可以说，典籍是“群英”的“知识宝库”，没有典籍的滋养，“群英”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贤为典之魂：群英是典籍传承的“桥梁”

典籍本身是“死”的文字，只有通过“群英”的解读、抄写、传播，才能成为“活”的文化：

解读让典籍“易懂”：上古典籍（如《周易》《尚书》）文字晦涩，若无“群英”的解读，普通人难以理解。例如，王弼注解《周易》，用“玄学”思想解读卦象，让《周易》从“占卜之书”变为“哲学着作”；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统一了儒家经典的解读，让典籍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

抄写让典籍“流传”：在印刷术发明前，典籍的流传全靠手工抄写。汉代的“抄书郎”、唐代的“集贤院抄写员”、宋代的“书院抄书生”，都是“群英”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让典籍得以保存和传播。例如，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保存了大量唐代抄本典籍，这些抄本多出自僧人、文人之手，是“贤为典之魂”的实物证明。

传播让典籍“影响”：典籍只有传播到更多人手中，才能发挥文化作用。宋代的“书坊”（民间出版社）、明代的“汲古阁”（私人藏书兼出版机构），都是“群英”推动典籍传播的代表。例如，明代毛晋的“汲古阁”，刻印书籍600余种，包括《十三经注疏》《十七史》等，让典籍从宫廷走向民间，影响了无数文人学者。

3.典贤互动：文化传承的“良性循环”

“典”与“贤”的互动，形成了中华文化传承的“良性循环”：

集典→聚贤→解典→创新→新典→再集典→再聚贤

以宋代为例：

宋太宗“集典”（编撰“宋四大书”），聚集了李昉等“群英”；

李昉等“群英”解读典籍，编撰出“宋四大书”，这是对原有典籍的“创新”；

“宋四大书”成为新的典籍，推动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吸引了更多“群英”（如朱熹、陆九渊）；

朱熹等“群英”进一步解读典籍，形成理学体系，编写《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新的典籍；

这些新典籍又被“集典”（如元代编撰《宋史?艺文志》收录），为后世“聚贤”提供基础。

这种循环，让中华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传承——既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典的传承），又保证了文化的活力（贤的创新）。

五、现代启示：“集坟典”与“聚群英”的当代实践

在数字化、全球化的今天，“既集坟典，亦聚群英”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中华文化传承的新挑战（如古籍散佚、人才短缺、文化认同弱化），我们需要继承“典贤双轴”的传统，探索新时代的“集典”与“聚贤”之路。

1.新时代的“集坟典”：从“物理保存”到“数字活化”

传统的“集典”以“物理保存”（藏书楼、博物馆）为主，而新时代的“集典”则应转向“数字活化”——利用数字技术，让典籍从“库房”走向“云端”，从“学者专属”走向“全民共享”。

（1）古籍数字化：让典籍“永不失传”

近年来，中国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等项目，推动古籍的数字化保存：

国家图书馆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已上线古籍影像10万部、300万叶，包括《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残卷等珍贵典籍，用户可免费在线查阅；

上海图书馆的“上图数字古籍”平台，收录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地方文献、家谱等，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提供支持；

民间力量也参与其中，如“爱如生”数字图书馆，收录古籍10万种、170万卷，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古籍数字资源库之一。

古籍数字化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避免物理损坏导致的失传），更在于“传播”——任何人只要有网络，就能接触到千年古籍，这是古代“集典”无法实现的目标。

（2）典籍通俗化：让典籍“走进生活”

新时代的“集典”，不仅要“保存”典籍，还要让典籍“被理解”“被使用”。近年来，一批典籍通俗化作品的出现，成为“集典”的新形式：

《典籍里的中国》（央视节目）：通过戏剧、影视等形式，解读《尚书》《论语》《史记》等典籍，让观众感受典籍的魅力，首播收视率达0.8%，成为文化类节目的标杆；

《中国典籍通解》（丛书）：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学者编写，用通俗的语言解读古籍，如《＜论语＞通解》《＜道德经＞通解》，累计销量超过100万册；

短视频平台的“古籍科普”：如抖音博主“河森堡”，用短视频解读《史记》中的历史故事，单条视频播放量超过1000万次，让古籍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这些实践，让“集坟典”从“学术行为”变为“大众行为”，真正实现了典籍的“活化传承”。

2.新时代的“聚群英”：从“单一人才”到“跨界人才”

传统的“聚贤”以“学术人才”（如文人、学者）为主，而新时代的“聚贤”则需要“跨界人才”——既懂传统文化，又懂现代技术（如数字技术、传播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1）培养“古籍修复人才”：守护典籍的“工匠”

古籍修复是“集典”的基础工作，但目前全国古籍修复人才不足1000人，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高校设立相关专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高校，开设“古典文献学”“古籍修复”专业，培养专业人才；

举办修复培训班：国家图书馆每年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邀请资深修复师授课，截至2023年，已培训学员5000余人；

设立“修复基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设立“古籍修复专项基金”，支持修复师开展工作，如修复敦煌遗书、西夏文文献等珍贵古籍。

这些措施，为“聚群英”提供了制度保障，让古籍修复这一“冷门”领域逐渐吸引年轻人。

（2）吸引“跨界文化人才”：创新传承的“先锋”

新时代的“群英”，不仅要懂古籍，还要懂数字技术、传播技术。近年来，一批“跨界人才”的出现，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创新传承：

数字技术人才：如团队“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用3D扫描技术还原故宫文物，制作“数字故宫”小程序，用户可在线“触摸”文物，感受传统文化；

传播人才：如“六神磊磊”，用“解读金庸武侠”的方式传播唐诗，出版《六神磊磊读唐诗》，销量超过200万册，让唐诗成为“网红”；

设计人才：如“故宫文创”团队，将古籍中的图案、文字转化为文创产品（如“千里江山图”丝巾、“清明上河图”手账），年销售额超过15亿元，让传统文化“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这些“跨界人才”，是新时代的“群英”，他们用现代技术和创意，让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3.构建“典贤新生态”：文化强国的“双轮驱动”

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传承，需要构建“典贤新生态”——以“数字集典”为基础，以“跨界聚贤”为动力，实现“典”与“贤”的新时代互动：

以典聚贤：通过“中华古籍资源库”“数字故宫”等平台，吸引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人才参与典籍研究、解读、传播；

以贤活典：鼓励“跨界人才”用数字技术、创意设计活化典籍，如制作古籍动画、开发古籍游戏，让典籍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文化产品；

以典贤促认同：通过“集典”与“聚贤”，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如“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海外巡展，让《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典籍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名片）。

结语：从“双集”到“双兴”，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这两句看似简单的蒙学句子，浓缩了中华文化传承的核心智慧。从先秦的“学在官府”到汉代的“河间集典”，从唐代的“科举聚贤”到宋代的“书院兴学”，从清代的“四库全书”到今天的“古籍数字化”，“典”与“贤”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两大支柱。

在今天，我们传承中华文化，既要像古人一样重视“集坟典”——守护好我们的文化根脉，让千年典籍在数字时代“永不失传”；也要像古人一样重视“聚群英”——培养好我们的文化传人，让跨界人才在创新时代“活化文化”。只有做到“典贤双兴”，才能让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生生不息，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正如《千字文》最后所言：“谓语助者，焉哉乎也。”“既集坟典，亦聚群英”不是文化传承的终点，而是起点——它提醒我们：文化的传承，永远需要“典籍”的支撑和“人才”的努力，这是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的密码，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