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既集坟典 ，亦聚群英 （yi ju qun ying）。（1/2）

既集坟典(jìjíféndiǎn)，亦聚群英(yìjùqúnyīng)。浓缩了中华文化对“知识载体”与“知识主体”的双重重视——前者指向典籍的整理与传承，后者指向人才的汇聚与任用。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实则是贯穿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核心逻辑：典籍为“根”，群英为“魂”，根魂相依，方能成就文化的绵延不绝。本文将从文本溯源、概念解构、历史实践、辩证关系及现代启示五个维度，对这一文化命题进行深度剖析。

一、文本溯源：《千字文》的语境与“双集”的初心

要理解“既集坟典，亦聚群英”，首先需回归其诞生的文本母体——《千字文》，以及它所对应的时代背景。只有明确周兴嗣编撰此句的初衷，才能把握其原始意涵。

1.《千字文》的成书：南朝文化整合的产物

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年），梁武帝萧衍为规范皇子教育，命人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拓取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交由散骑侍郎周兴嗣编撰成韵文。周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最终形成的《千字文》不仅是识字教材，更是一部微型的“文化百科全书”。

彼时的南朝，正处于魏晋南北朝战乱分裂后的文化重建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长期对峙，中原典籍因战乱大量散佚；同时，玄学、佛学与儒学相互交融，文化思想呈现多元格局。梁武帝作为笃信儒学、重视文治的君主，其核心诉求是通过“正文字”“明典籍”“聚贤才”来重建文化秩序，巩固统治合法性。《千字文》的编撰，本质是一次“文化整合工程”，而“既集坟典，亦聚群英”正是这一工程的核心目标——以典籍凝聚文化共识，以人才推动文化实践。

2.上下文语境：从“宫殿”到“文化”的延伸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的上下文为：“宫殿盘郁，楼观飞惊。图写禽兽，画彩仙灵。丙舍旁启，甲帐对楹。肆筵设席，鼓瑟吹笙。升阶纳陛，弁转疑星。右通广内，左达承明。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这段文字先描绘宫殿的宏伟壮丽（“宫殿盘郁，楼观飞惊”）、装饰的精美（“图写禽兽，画彩仙灵”），再讲宫殿的功能分区：“丙舍”（侍从居住的偏房）、“甲帐”（帝王的帐幕）是居住空间；“肆筵设席，鼓瑟吹笙”是礼仪空间；“右通广内，左达承明”则指向核心的文化空间——“广内”是汉代宫廷藏书阁的名称（《汉书?艺文志》载“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广内”），“承明”是汉代官员议政、学者论道的场所（《三辅黄图》载“承明殿，着述之所也”）。

从“广内”到“承明”，空间的转换暗合“典籍”与“人才”的关联：“右通广内”对应“既集坟典”（藏书），“左达承明”对应“亦聚群英”（聚贤）。周兴嗣以汉代的文化制度为范本，暗示“藏书”与“聚贤”是帝王治国、文化兴盛的两大基石——没有“广内”的典籍，“承明”的群英便无知识依托；没有“承明”的群英，“广内”的典籍便成故纸堆。这种空间与功能的对应，正是“双集”思想的直观体现。

二、“坟典”解析：从“三坟五典”到中华典籍的传承谱系

“坟典”是“既集坟典”的核心概念，其内涵远不止“书籍”这么简单。它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象征，是后世典籍传承的源头，更是中华文化“崇古重史”传统的载体。要理解“集坟典”的意义，需先厘清“坟典”的所指与演变。

1.“坟典”的本义：上古文献的象征符号

“坟典”是“三坟”与“五典”的合称，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西晋杜预注曰：“皆古书名。”关于“三坟五典”的具体内容，后世文献有两种核心说法：

帝王世系说：据《尚书序》（传为孔安国所作）记载，“三坟，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五典，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这里的“坟”意为“大”（《尔雅?释诂》：“坟，大也”），“三坟”即记载伏羲、神农、黄帝三位上古帝王“大道”的典籍，内容涵盖天文、历法、教化（如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典”意为“常”（《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五典”即记载少昊至虞舜五位帝王“常道”的典籍，核心是治国理政的经验（如唐尧禅让、虞舜制礼）。

内容分类说：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提出，“三坟”可能是按内容分类的典籍，“坟”即“分”，指天、地、人三类典籍；“五典”则对应“五常”（仁、义、礼、智、信）。这种说法虽缺乏直接文献支撑，但符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以伦理治国”的思维方式。

无论哪种说法，“三坟五典”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是中华文化“源头性”的符号。至周兴嗣所处的南朝，“三坟五典”的原书已基本散佚（仅有零星引文见于《左传》《礼记》等文献），但这一概念已成为“上古智慧结晶”“中华元典”的代称。周兴嗣用“坟典”而非“书籍”，正是为了强调“集典”的文化溯源意义——不仅是收集书籍，更是承接上古以来的文化根脉。

2.“集坟典”的历史实践：从官府藏到全民护的传承之路

“集坟典”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中国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文化实践。从先秦到明清，“集典”的主体从官府扩展到民间，形式从手写抄录到雕版印刷，但其核心目标始终一致：保存文化记忆，避免典籍因战乱、灾荒而失传。梳理这一实践历程，可清晰看到中华文化的“抗衰能力”。

（1）先秦：官府垄断下的“典册之藏”

先秦时期，典籍的制作与收藏由官府垄断（“学在官府”），只有贵族与史官才能接触典籍。当时的“集典”主要由史官负责，如周代的“太史寮”是最高藏书机构，收藏“三坟五典”“四方之志”（各国史书）、“邦国之典”（礼仪制度）。

这一时期的“集典”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典籍是王权合法性的证明（如《尚书》中的“天命”思想），也是治国的依据（如《周礼》记载的官制）。但局限性也很明显——典籍仅为少数人掌握，且载体为竹简、木牍，体积大、重量重，难以流传。西周末年战乱，周王室的典籍大量流失（如“王子朝奔楚”时带走大批典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典籍散佚，也让后世意识到“集典”的紧迫性。

（2）汉唐：从“抢救性收集”到“系统性整理”

汉唐是“集坟典”的关键时期，两次大规模的“集典”实践奠定了中国典籍传承的基础：

汉代：河间献王与“石室金匮之藏”

秦代“焚书坑儒”导致典籍严重损毁，汉初统治者意识到“治天下需先兴文化”。汉文帝设“经博士”，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征集先秦旧书，“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河间献王传》）。他不仅收集《毛诗》《左传》等儒家经典，还建立“石室金匮”（用石头建造的藏书室，用金属封缄，防潮防火）保存典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民间集典的代表。

汉武帝时期，“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广内”（《汉书?艺文志》），在宫廷设立“广内殿”“秘府”等藏书机构，首次形成“官府集典”与“民间集典”并行的格局。东汉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首次系统整理汉代藏书，着录图书38种、596家、卷，成为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目录学着作——这标志着“集典”从“收集”进入“分类整理”的阶段。

唐代：“四库之藏”与典籍标准化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鼎盛期，“集坟典”也进入系统化阶段。唐太宗设“弘文馆”，收藏经、史、子、集四类典籍，奠定后世“四库分类法”的基础；唐玄宗时期，在长安、洛阳设立“集贤院”，负责典籍的收集、校勘、抄写，还规定“凡四部书，分库以贮，以书库郎二人掌之”（《唐六典》），形成完善的藏书管理制度。

唐代的“集典”有两大突破：一是“校勘”的重视，如颜师古校订《五经》，纠正了汉代以来的文字讹误；二是“抄写传播”，政府组织抄书手大量复制典籍，分送各地州县学校，让典籍从宫廷走向地方。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代藏书最多时达卷，是汉代的4倍，为宋代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3）宋元明清：雕版印刷与“全民集典”时代

宋元以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彻底改变了“集典”的形式——典籍从“手写本”变为“印刷本”，成本降低，流传范围扩大，“集典”的主体也从官府扩展到文人、商人甚至平民。

宋代：书院藏书与“崇文抑武”的文化政策

宋代统治者推行“崇文抑武”政策，宋太宗组织编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合称“宋四大书”），聚集李昉、徐铉等学者，从全国征集典籍，仅《太平御览》就引用书籍1690种，其中大部分是唐代及以前的散佚文献，堪称“集坟典”的巅峰之作。

同时，宋代书院兴起（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书院不仅是教学机构，也是藏书机构，“书院藏书”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形成三足鼎立。据统计，宋代私人藏书家超过300人，其中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私人藏书目录的典范，体现了“集典”的民间力量。

明清：《四库全书》与典籍的“双刃剑”整理

清代的“集坟典”以《四库全书》为代表。乾隆皇帝从1772年开始，历时10年，征集全国书籍，组织纪昀、陆锡熊等360位学者、3800多位抄写员，编撰成《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录书籍3461种、卷，抄写7部，分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等“七阁”，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

但《四库全书》的编撰也带有“文化筛选”的性质——乾隆皇帝借机销毁“反清”“异端”书籍（据统计，销毁书籍达3000余种、6万卷），成为“集典”史上的争议事件。这也提醒我们：“集坟典”不仅是“保存”，更涉及“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往往与时代的政治、思想紧密相关。

3.“集坟典”的文化功能：中华文化的“保鲜剂”与“导航仪”

为何中国古人如此重视“集坟典”？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集典”本质是为中华文化提供“双重保障”：

文化记忆的“保鲜剂”：典籍是跨越时空的“记忆载体”。通过“集典”，先秦的“民为邦本”思想（《尚书》）、汉代的“天人感应”理论（《春秋繁露》）、唐代的“开放包容”精神（《大唐西域记》）得以保存，即使经历战乱、朝代更迭，文化记忆也不会中断。例如，秦始皇焚书后，《尚书》因伏生藏于墙壁而得以留存，成为后世儒学复兴的重要依据——这正是“集坟典”的价值所在。

文化发展的“导航仪”：典籍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未来的指引”。中国古代的学者、政治家往往通过研读典籍来寻找治国、治学的方法：孔子“韦编三绝”研读《周易》，形成儒家思想；朱熹注解《四书》，构建理学体系；朱元璋建国后“命儒臣修《礼书》”，以典籍为依据制定礼仪制度。可以说，“集坟典”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坐标”，避免了文化发展的盲目性。

三、“群英”解构：中国文化中的“尚贤”传统与人才观

如果说“坟典”是中华文化的“硬件”，那么“群英”就是“软件”——没有“群英”的解读、实践与创新，“坟典”只是一堆无生命的文字。“亦聚群英”背后，是中国数千年的“尚贤”传统，是对“人才”价值的深刻认知。

1.“群英”的内涵：从“贤才”到“多元人才”的演变

“群英”的核心是“贤”，但“贤”的标准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内涵，这也决定了“群英”的范围不断扩展：

先秦：“德才兼备”的贵族贤才

先秦时期，“贤”主要指“贵族中的有德者”。孔子提出“举贤才”（《论语?子路》），但这里的“贤才”仍局限于士阶层（如颜回、子贡）；墨子提出“尚贤”，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将“贤”的范围扩展到平民，但仍以“道德”“能力”为核心标准（如“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这一时期的“群英”，主要是“政治贤才”与“学术贤才”，如管仲（治国）、老子（治学）。

汉唐：“经世致用”的多元人才

汉唐时期，随着国家规模扩大、文化繁荣，“贤”的标准更加多元，“群英”的范围也扩展到军事、文学、科技等领域：

政治领域：汉代的萧何（治国）、唐代的房玄龄（谋略）；

军事领域：汉代的卫青（抗击匈奴）、唐代的李靖（平定突厥）；

文学领域：汉代的司马相如（辞赋）、唐代的李白（诗歌）；

科技领域：汉代的张衡（发明地动仪）、唐代的僧一行（编制《大衍历》）。

这一时期，“科举制”（始于隋，完善于唐）的出现，让平民有机会通过考试成为“群英”的一员，打破了贵族对“贤才”的垄断，“聚群英”从“贵族推荐”转向“制度选拔”。

宋元明清：“专精深耕”的专业人才

宋元以后，学术分工细化，“贤”的标准从“全能型”转向“专精型”，“群英”也更加专业化：

宋代：程颢、程颐（理学）、沈括（科技，《梦溪笔谈》）；

明代：李时珍（医学，《本草纲目》）、徐霞客（地理，《徐霞客游记》）；

清代：纪昀（目录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戴震（考据学，《孟子字义疏证》）。

这些“群英”虽未必身居高位，但在各自领域深耕细作，成为典籍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核心力量——例如，清代乾嘉学派的学者，通过考据典籍，纠正了汉唐以来的诸多学术谬误，推动了中国文献学的发展。

2.“聚群英”的历史机制：从“荐举”到“科举”的制度创新

“聚群英”不是偶然的“人才汇聚”，而是中国古代通过制度设计形成的“人才吸纳机制”。从先秦到明清，这一机制不断完善，核心是“如何让真正的贤才脱颖而出”。

（1）先秦：“世卿世禄制”与“荐举制”的并存

先秦时期，主流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世卿世禄制”（贵族子弟世袭官职），但也出现了“荐举制”的萌芽：

周代：“乡举里选”，由乡里推荐“德行兼备”的人才，如孔子的弟子冉雍，因“仁而不佞”被推荐为官；

战国：各国变法后，“荐举制”更加普遍，如魏国的“李克荐相”、秦国的“商鞅变法”中规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打破了贵族世袭。

这一时期的“聚群英”仍带有“人情色彩”（荐举者往往推荐亲信），但已开始突破“血缘”限制，为后世制度奠定基础。

（2）汉唐：“察举制”到“科举制”的跨越

汉代的“察举制”是“荐举制”的系统化：汉武帝规定，各州郡每年推荐“孝廉”（孝子、廉吏）、“秀才”（优秀人才）各一人，经考核后任命官职。这一制度让平民有机会进入仕途，如董仲舒就是通过“举贤良对策”得到汉武帝重用，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但“察举制”也存在弊端：推荐权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容易形成“门阀势力”（如东汉的“四世三公”袁家）。隋代统一后，为打破门阀垄断，开始推行“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不论出身、门第。唐代完善科举制，设立“进士科”“明经科”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体现了科举制对人才的吸引力。

科举制的出现，是“聚群英”机制的革命性突破：它以“考试”为标准，让“贤才”的选拔更加公平；以“儒家典籍”为考试内容，让“群英”与“坟典”形成绑定（只有研读典籍，才能通过考试），实现了“集典”与“聚贤”的制度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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