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肆筵设席 （si yán shè xi），鼓瑟吹笙 （shēng）。（2/2）

士用笙：“十二簧”（象征“十二地支”，体现“士从礼”）。

笙的材质也有等级：帝王用笙的管为“玉制”，诸侯为“竹制镶金”，大夫为“纯竹制”，士为“竹制镶木”。《千字文》中的“笙”，因是宫廷宴礼，故为“三十六簧玉管笙”，管数最多、材质最尊，与“甲帐”“缫席”的等级匹配。

笙的演奏：“站立吹奏”的位置规范

与“堂上瑟”的“跪坐演奏”不同，“堂下笙”的演奏需“站立”，且位置有严格规定，体现“堂上堂下”的等级差：

演奏位置：设于宴厅堂下东、西两侧，东侧为“笙师”（主奏），西侧为“笙徒”（辅助），不可站于堂中（堂中为“礼的核心区”，仅帝王、礼官可入）；

演奏姿势：站立，双手持笙，口含笙管，气流均匀，不可“弯腰”或“低头”（需保持“敬”的姿态）；

演奏配合：需与堂上瑟“同步”——瑟奏高音，笙奏低音；瑟奏舒缓，笙奏悠扬，形成“高低和鸣”，不可“独奏”或“抢拍”，体现“乐贵和”。

《仪礼?乡饮酒礼》记载宴礼乐舞：“工入，升自西阶，北面坐。乐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坐，相者东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歌，主人献工。工左瑟，一人拜，不兴，受爵。”随后“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可见，“瑟歌”（堂上）在前，“笙奏”（堂下）在后，二者衔接有序，不可颠倒，体现“堂上为尊，堂下为次”的礼制。

笙的功能：“调和众乐”的和鸣作用

笙在宴礼乐舞中的核心功能是“和乐”——古代乐器中，瑟为“丝类”，声音柔婉但“低音不足”；笙为“竹类”，声音浑厚且“低音饱满”，二者结合可“补音域之缺”；同时，笙的乐声“扩散性强”，可覆盖整个宴厅，让堂下宾客也能听清乐声，体现“乐及众人”的礼制。

《国语?周语下》载伶州鸠论乐：“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其中“匏”即指笙（古代笙属“匏类乐器”），其“宣之”的功能，正是“调和众乐、让乐声传遍四方”，而宫廷宴礼中吹笙，正是希望通过乐声“让所有宾客感受到礼的温暖”，实现“众心和谐”的目标。

3.鼓瑟与吹笙：“堂上堂下”的乐舞礼制关系

“鼓瑟吹笙”并非两种乐器的随意组合，而是古代宫廷宴礼中“堂上乐”与“堂下乐”的固定搭配，其关系遵循“尊-次”“主-辅”“静-动”的三重礼制逻辑：

这种“搭配逻辑”的核心是“和而不同”——瑟与笙虽有等级差，但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共同构成“和谐的乐舞体系”，正如“礼”与“乐”的关系：“礼”定秩序（不同），“乐”和情感（和），二者结合，才是完整的“礼乐文明”。

四、宴礼制度：“肆筵设席，鼓瑟吹笙”背后的宫廷宴礼流程

“肆筵设席，鼓瑟吹笙”是宫廷宴礼的“核心场景”，但并非全部——完整的古代宫廷宴礼（以周代“燕礼”为例）需遵循“准备-迎宾-献酒-乐舞-礼毕”五大流程，每一步都与“筵席”“乐舞”紧密结合，形成“礼中有乐、乐中有礼”的完整体系。

1.准备阶段：“肆筵设席”的前置礼仪

宴礼的准备并非仅“陈设筵席”，而是包含“择日-戒宾-陈设-备食”四大环节，需提前三日完成，体现“礼贵慎”：

择日：由宫廷“太史”（掌天文历法）根据“吉日”选择宴礼日期，需避开“忌日”（如祖先去世日）、“凶日”（如日食、月食日），确保宴礼“顺天应时”；

戒宾：由“太宰”（宫廷礼官）提前三日通知宾客（如诸侯、百官），告知宴礼的时间、地点、礼仪规范，让宾客“提前准备”（如正衣冠、习礼仪）；

陈设：即“肆筵设席”，由“肆师”陈设筵席、器物，“乐师”陈设瑟、笙等乐器，“膳夫”（掌饮食）准备食物（如太牢——牛、羊、豕各一，帝王宴礼专属）；

备食：食物的准备需符合“礼”的等级——帝王宴礼需“太牢”，诸侯宴礼需“少牢”（羊、豕各一），大夫宴礼需“一豕”，士宴礼需“一犬”，且食物的切割、摆放也有规范（如“解为七体”——将牲体分为肩、臂、臑、肫、胳、正脊、横脊，按等级分配）。

2.迎宾阶段：“乐舞先导”的礼仪规范

宾客到达宫廷后，需经过“迎宾-入门-登堂”三大环节，乐舞全程伴随，体现“礼贵敬”：

迎宾：帝王派“上卿”（最高级官员）在宫门外迎宾，此时堂下笙奏《肆夏》（迎宾乐章），乐声悠扬，表达“对宾客的尊重”；

入门：宾客随上卿入宫门，需“左入右出”（古代宫门以左为尊），此时堂上瑟奏《采苹》（入门乐章），乐声舒缓，引导宾客步伐；

登堂：宾客登堂时，需“拾级而上”（一步一级，不可跨级），此时瑟与笙“和鸣”，奏《鹿鸣》（登堂乐章），乐声和谐，表达“君臣同心”。

3.献酒阶段：“礼乐结合”的核心环节

献酒是宴礼的核心，分为“献-酢-酬”三步骤，每一步都有乐舞配合，体现“礼以通情，乐以和情”：

献：帝王向宾客敬酒（称“献”），此时堂上瑟奏《清庙》（歌颂祖先，表达“敬天法祖”），宾客需“避席”（离席站立），再“跪受酒”，体现“臣对君的敬”；

酢：宾客向帝王回敬酒（称“酢”），此时堂下笙奏《南陔》（赞美帝王，表达“臣对君的忠”），帝王需“欠身”（微微起身），再“受酒”，体现“君对臣的礼”；

酬：帝王向所有宾客共同敬酒（称“酬”），此时瑟与笙“和鸣”，奏《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即出自此章），所有宾客需“举杯同饮”，体现“君臣同乐”。

4.乐舞阶段：“鼓瑟吹笙”的完整呈现

献酒后进入乐舞阶段，分为“乐奏-舞跳-歌诵”三部分，“鼓瑟吹笙”是核心：

乐奏：先由堂上瑟奏《大雅》（如《文王》《大明》，歌颂周文王建业），再由堂下笙奏《小雅》（如《白华》《华黍》，赞美宾客品德），最后瑟与笙和鸣，奏《颂》（如《清庙》，祭祀祖先），乐声从“尊”到“和”，体现“礼的层次”；

舞跳：乐奏的同时，“舞师”跳“文舞”（手持羽、旄，动作舒缓，象征“文治”），如《大夏》（歌颂大禹治水），舞与乐“同步”，体现“乐舞合一”；

歌诵：乐舞的同时，“歌师”诵《诗经》中的“雅诗”，如《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歌声与乐声“呼应”，体现“诗乐合一”。

5.礼毕阶段：“有序退场”的礼仪收尾

宴礼结束后，需遵循“有序退场”的规范，乐舞再次配合，体现“礼始礼终”：

宾客辞行：宾客向帝王辞行，需“三揖而退”（三次作揖后退出），此时堂下笙奏《肆夏》（送宾乐章），乐声悠扬，表达“对宾客的挽留”；

帝王送宾：帝王送宾客至宫门口，需“止步”（不可送出宫门，体现“君不送臣”的礼制），此时堂上瑟奏《采蘩》（送宾乐章），乐声舒缓，表达“对宾客的祝福”；

器物收拾：宾客退场后，肆师收拾筵席、器物，乐师收拾乐器，需“按陈设顺序反向收拾”（先收席，再收筵；先收瑟，再收笙），体现“礼的对称”。

五、文献与考古互证：“肆筵设席，鼓瑟吹笙”的实物与文献佐证

“肆筵设席，鼓瑟吹笙”的场景并非文学虚构，而是对古代宫廷宴礼的真实记录——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为这两句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支撑。

1.传世文献：从《周礼》《仪礼》到《诗经》的记载

《周礼》：宴礼制度的系统记载

《周礼?天官?膳夫》载：“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凡王祭祀、宾客食，则彻王之膳，祭于公。凡王祭于公者，必自彻其俎。卒食，王举皮弁以拜赐于诸臣，诸臣皆降，再拜稽首。”这段记载详细描述了帝王宴礼的“食物等级”（六牲、百二十品）、“祭祀环节”（祭于公）、“礼毕礼仪”（王拜赐诸臣），与“肆筵设席”的“筵席陈设”“礼的秩序”完全一致。

《仪礼?燕礼》：宴礼流程的细节记录

《仪礼?燕礼》是专门记载诸侯宴礼的文献，其流程与“宫廷宴礼”一脉相承，如“设席”环节：“设洗于阼阶东南，罍水在东，篚在洗西，南肆。设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宫设宾席于户西，南面，有加席。卿席在宾东，大夫席在卿东，士席在大夫东，东上。公席在阼阶上，西面。”这段记载明确了“席的位置”（宾席在户西、公席在阼阶）、“席的等级”（宾席有加席，士席无），与“肆筵设席”的“席位定等级”逻辑一致；其“乐舞”环节：“工入，升自西阶，北面坐。乐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坐，相者东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歌，主人献工。工左瑟，一人拜，不兴，受爵。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这段记载与“鼓瑟吹笙”的“堂上瑟歌、堂下笙奏”完全吻合，甚至乐章（《鹿鸣》）也一致。

《诗经》：宴礼乐舞的文学记录

《诗经?小雅?鹿鸣》是古代宫廷宴礼的“专用乐章”，其开篇即“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与《千字文》“鼓瑟吹笙”直接呼应，且诗中“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描述了宴礼中“乐舞和鸣、君臣同乐”的场景，与“肆筵设席，鼓瑟吹笙”的“礼乐和谐”精神一致。

2.考古发现：从乐器遗存到筵席器物的实物证据

乐器遗存：瑟与笙的实物见证

曾侯乙墓（战国时期，湖北随州）：出土了1件二十五弦瑟和6件笙（分别为12簧、14簧、18簧），瑟的瑟柱为玉制，笙的管为竹制镶金，与文献记载的“帝王用玉柱瑟、诸侯用竹镶金笙”一致。其中二十五弦瑟的弦槽、弦孔排列整齐，证明其“按礼制制作”；笙的管数不同，证明“管数分等级”的制度真实存在。

马王堆汉墓（西汉时期，湖南长沙）：出土了1件二十五弦瑟和2件笙（18簧），瑟的表面有彩绘（云气纹），笙的管为竹制，与文献记载的“汉代宴礼乐器”一致。这些实物证明，“瑟”与“笙”在战国至汉代的宫廷宴礼中广泛使用，且形制、等级与文献记载吻合。

筵席器物：筵、席与食器的实物见证

郭店楚墓（战国时期，湖北荆门）：出土了1件蒲草筵（残长约1.5米，宽约0.8米）和1件丝麻席（残长约0.9米，宽约0.5米），二者为“上下双层”结构，与文献记载的“筵下席上”一致，证明“筵”与“席”是不同器物。

海昏侯墓（西汉时期，江西南昌）：出土了一套完整的宴礼食器，包括鼎（3件，象征诸侯等级）、簋（2件）、爵（1件）、俎（1件），且器物上有“海昏侯府”铭文，证明这是诸侯宴礼所用。同时，墓中还出土了1件瑟（二十五弦）和1件笙（18簧），与食器配套，证明“宴礼中礼器与乐器并存”，与“肆筵设席，鼓瑟吹笙”的场景完全吻合。

六、礼乐精神：“肆筵设席，鼓瑟吹笙”的文化内核与古今回响

“肆筵设席，鼓瑟吹笙”的核心并非“宴饮”或“乐舞”，而是其背后的“礼乐精神”——“以礼定序、以乐和情”，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基因，对当代社会仍有深刻启示。

1.文化内核：“礼”与“乐”的辩证统一

礼的“秩序性”：社会运行的基石

“肆筵设席”体现的“礼”，本质是“社会秩序的可视化”——筵席的材质、尺寸、位置，对应“君臣尊卑”；宴礼的流程、环节、礼仪，对应“社会规范”。这种“秩序”并非“封建压迫”，而是“社会稳定的保障”——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言：“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的作用是“让人区别于禽兽，形成有序社会”，而“肆筵设席”正是通过“日常生活场景”传递这种“秩序观”。

乐的“和谐性”：情感沟通的纽带

“鼓瑟吹笙”体现的“乐”，本质是“情感和谐的催化剂”——瑟的柔婉、笙的浑厚，形成“高低和鸣”；乐声的悠扬、歌声的真挚，形成“人乐共鸣”。这种“和谐”并非“无差别平等”，而是“等级中的和谐”——君臣虽有等级，但可通过乐声“调和情感”，实现“和而不同”。正如《礼记?乐记》所言：“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的作用是“在礼的秩序中，实现情感的和谐”，而“鼓瑟吹笙”正是通过“乐舞场景”传递这种“和谐观”。

礼乐的“统一性”：文明传承的核心

“肆筵设席，鼓瑟吹笙”的深层逻辑是“礼与乐的统一”——礼定“秩序”，乐和“情感”；礼是“骨”，乐是“肉”；无礼之乐是“乱乐”，无乐之礼是“僵礼”。这种“统一性”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之处——它不追求“绝对自由”，也不追求“绝对秩序”，而是追求“秩序中的自由、自由中的秩序”。正如《论语?学而》载孔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孔子强调“和为贵”，但需“以礼节之”，这正是“肆筵设席，鼓瑟吹笙”的文化内核。

2.古今回响：礼乐精神的当代价值

对当代礼仪文化的启示

当代社会虽无“宫廷宴礼”，但“礼的秩序”仍不可或缺——如商务宴会的座位安排（主位、宾位的区别）、家庭聚餐的长幼有序（长辈坐主位），都是“肆筵设席”中“秩序观”的现代体现；而宴会中的背景音乐（轻柔、不扰民），则是“鼓瑟吹笙”中“乐为礼服务”的现代转化。这种“礼仪”并非“形式主义”，而是“对他人的尊重、对秩序的维护”，与古代“礼贵敬”的精神一致。

对当代音乐文化的启示

古代“瑟”与“笙”作为“礼器”，其核心是“为社会服务”，而非“个人炫技”——这种“音乐的社会性”对当代音乐文化有重要启示：如公益演出中的音乐（传递爱心）、国家仪式中的音乐（传递庄重），都是“以乐和情”的现代体现；而传统乐器（如瑟、笙）的传承，不仅是“技艺传承”，更是“礼乐精神的传承”——让当代人通过乐器，理解“乐贵和”的文化内涵。

对当代社会治理的启示

古代“礼乐文明”的核心是“以礼定序、以乐和情”，这对当代社会治理有深刻启示：“礼”对应“法律、制度”（定秩序），“乐”对应“道德、文化”（和情感）；只有“制度”与“文化”结合，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正如“肆筵设席”需要“制度规范”（筵席等级），“鼓瑟吹笙”需要“文化调和”（乐声和情），当代社会也需要“制度”与“文化”并重，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结语

“肆筵设席，鼓瑟吹笙”八字，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活化石”——它以“筵席”为载体，展现“礼的秩序”；以“乐舞”为纽带，传递“乐的和谐”；以“宴礼”为场景，实现“礼与乐的统一”。从文本语境到字词考据，从宴礼制度到乐器文化，从文献互证到礼乐精神，这两句不仅让我们还原了古代宫廷宴礼的完整图景，更让我们理解了中国古代“以礼立世、以乐和民”的文明逻辑。

在当代社会，当我们重读“肆筵设席，鼓瑟吹笙”时，不应仅将其视为“古代的生活场景”，而应将其作为理解传统文化的“钥匙”——通过这把钥匙，打开“礼乐文明”的大门，汲取“秩序与和谐”的精神养分，让传统智慧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实现“古今文明的对话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