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的天下观与王道理想（2/2）
儒家语境中的“王”，并非“个人权力”的象征，而是“天下公共利益”的代表。《尚书?大禹谟》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即君主若不能为天下人谋福利，就会失去天命；《孟子?离娄下》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明确将“民”置于“君”之上。因此，“率宾归王”中的“王”，必须是“为民谋利”的君主——只有当“王”代表天下人的利益时，才能让“遐迩”之人主动归附。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年）正是践行这一理念的典范：他即位后推行“轻徭薄赋”“任人唯贤”“虚心纳谏”的政策，重视民生，同时对周边族群采取“怀柔”政策（如封突厥贵族为官员、与吐蕃和亲）。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这种“华夷一体”的思想，让唐朝成为周边族群共同认同的“天可汗”（天下共主），实现了“率宾归王”的鼎盛局面——突厥、吐蕃、回鹘等族群纷纷归附，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会，形成“万国来朝”的盛况。
四、实践维度：历史上“遐迩一体”的治理智慧与案例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并非停留在典籍中的理想，而是中国古代多位君主的治国实践目标。从周朝到清朝，不同朝代基于自身的政治环境，发展出不同的“遐迩一体”治理模式，这些模式既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传承，也展现了古代政治智慧的灵活性。
（一）周朝：分封制与礼乐制度——“文化认同型”一体
周朝（前1046—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系统实践“遐迩一体”的朝代，其核心策略是“分封制+礼乐制度”：
分封制：空间上的“一体”架构
周天子将王畿（今陕西、河南一带，即“迩”）之外的土地分封给王室子弟、功臣与古代帝王后裔（如封周公旦于鲁、姜子牙于齐、舜的后裔于陈），诸侯需承担“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朝觐述职”的义务。这种制度将“遐方”土地纳入周天子的统治体系，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层级结构，实现了“疆域上的遐迩一体”。
对于更远方的“蛮夷”（如南方的楚、东方的夷），周朝采用“朝贡制度”——允许其保留自治权，只需定期向周天子进贡（如楚国进贡“苞茅”用于祭祀），即可被纳入“天下”体系，避免了武力征服带来的冲突。
礼乐制度：伦理上的“一体”纽带
周朝通过制定“礼”（如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与“乐”（如《诗经》中的雅乐），构建了统一的文化伦理体系。诸侯与“蛮夷”在朝觐周天子、祭祀、会盟时，需遵循统一的礼仪，这种“礼仪认同”逐渐转化为“文化认同”。例如，楚国最初被视为“蛮夷”（《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但通过学习周礼，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到春秋时期已成为“霸主”之一，主动参与“尊王攘夷”，实现了“伦理上的遐迩一体”。
周朝的实践证明，“遐迩一体”无需通过武力征服，只需通过“分封”构建政治架构，通过“礼乐”构建文化认同，即可实现“天下一统”。这种“文化认同型”一体模式，成为后世儒家治国的典范。
（二）汉朝：“大一统”与“羁縻制度”——“制度整合型”一体
汉朝（前202—220年）在周朝基础上，发展出“制度整合型”的“遐迩一体”模式，核心是“大一统”思想与“羁縻制度”的结合：
“大一统”思想：政治统一的理论基础
汉武帝时期（前141—前87年），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汉书?董仲舒传》），将“大一统”上升为“天道”层面的必然，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统一全国思想；同时推行“推恩令”，削弱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治制度的统一”（如统一郡县制、统一法律、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打破“诸侯割据”的局面，让“迩”（王畿）与“遐”（诸侯封国）纳入统一的政治制度体系。
“羁縻制度”：边疆治理的灵活策略
对于边疆的“戎羌”等族群，汉朝采用“羁縻制度”——在边疆设立“属国”（如河西属国、金城属国），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属国都尉”，保留其族群习俗与内部治理权，但需服从汉朝中央政府的军事与政治调度。例如，汉朝对匈奴采取“和亲”与“军事打击”结合的策略，汉武帝时期击败匈奴后，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域36国，让西域纳入汉朝“天下”体系，实现了“边疆与内地的遐迩一体”。
汉朝的实践，将“遐迩一体”从“文化认同”推向“制度整合”，通过统一的政治制度与灵活的边疆政策，实现了“疆域、制度、文化”的三重统一，为后世“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三）唐朝：“天可汗”体系与“开放包容”——“多元共生型”一体
唐朝（618—907年）是“遐迩一体，率宾归王”的鼎盛时期，其核心模式是“天可汗”体系与“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形成“多元共生型”的一体格局：
“天可汗”体系：超越族群的政治认同
唐太宗时期，唐朝国力强盛，对周边族群采取“怀柔”政策——击败东突厥后，封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允许其在原地治理；与吐蕃和亲（文成公主入藏），传播中原文化与技术；设立“都护府”（如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管辖边疆。周边族群为感谢唐太宗的“仁德”，共同推举他为“天可汗”（天下共主），形成“天可汗”体系——所有族群都认同唐太宗的“王者”地位，定期朝贡，共同抵御外敌（如联合回纥击败西突厥）。这种体系超越了“华夷之辨”，实现了“多元族群的遐迩一体”。
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多元文化的融合
唐朝允许少数民族子弟入朝为官（如突厥人阿史那社尔、回纥人契苾何力均成为唐朝名将），鼓励中外文化交流（如玄奘西行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传法，波斯、阿拉伯商人在长安经商）。这种“开放包容”的政策，让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相互融合，形成“盛唐气象”——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达百万，其中少数民族与外国人占比近十分之一。这种“文化多元共生”，让“遐迩一体”不仅是政治统一，更是文化繁荣。
唐朝的实践证明，“遐迩一体”可以是“多元共生”的统一，而非“单一同化”的统一。通过“天可汗”体系构建政治认同，通过开放政策促进文化融合，既能实现“率宾归王”，又能保留多元文化的活力，这是古代“遐迩一体”治理的最高境界。
（四）清朝：“改土归流”与“满汉一家”——“疆域巩固型”一体
清朝（1636—1912年）是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集大成者，其“遐迩一体”模式以“疆域巩固”为核心，通过“改土归流”与“满汉一家”政策，实现了“疆域、族群、制度”的深度统一：
“改土归流”：边疆制度的内地化
清朝初期，对西南边疆（如云南、贵州、四川）的少数民族采用“土司制度”（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世袭统治），但土司割据导致边疆不稳定。雍正时期（1722—1735年），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设立州县，由中央政府派遣流官治理，统一推行清朝的法律与制度。这一政策将西南边疆的“遐方”纳入内地的行政体系，实现了“边疆与内地制度的一体化”，巩固了“遐迩一体”的疆域基础。
“满汉一家”与“多元治理”：族群关系的调和
清朝以满族为统治民族，初期推行“满汉分治”，导致满汉矛盾尖锐。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逐渐推行“满汉一家”政策——允许汉族士人入朝为官（如康熙重用张廷玉、乾隆重用刘墉），尊崇儒家文化（如康熙南巡祭拜孔子、编纂《四库全书》），同时保留满族、蒙古族、藏族等族群的习俗与宗教（如尊重藏族的藏传佛教、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例如，清朝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治理西藏；在蒙古推行“盟旗制度”，保留蒙古族的游牧生活；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管辖新疆地区。这种“多元治理”与“满汉一家”结合的政策，调和了族群矛盾，实现了“多民族的遐迩一体”。
清朝的实践，将“遐迩一体”从“文化认同”“制度整合”推向“疆域巩固”，通过“改土归流”实现边疆与内地的制度统一，通过“多元治理”实现族群和谐，最终形成了“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北到贝加尔湖、南到南海”的辽阔疆域，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
五、文化传承与现代启示：“遐迩一体”的当代价值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不仅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其蕴含的“大一统”理想、“德治”理念、“多元共生”智慧，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民族团结与国际关系仍具有重要启示。
（一）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启示
“遐迩一体”的核心是“反对分裂，追求统一”，这一理念是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根基：
维护领土完整：古代“遐迩一体”的理想，在当代体现为祖国完整统一。
促进民族团结：古代“华夷一体”“满汉一家”的理念，在当代体现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正如古代通过“教化”“多元治理”实现“遐迩一体”，当代中国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促进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融合，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现代“遐迩一体”。
（二）对国家治理的启示
“率宾归王”蕴含的“德治”理念，对当代中国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具有借鉴意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古代“王道”的核心是“爱民”，当代中国的治理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无论是脱贫攻坚（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乡村振兴，还是教育公平、医疗改革，都是“爱民”理念的现代实践。只有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实现“率宾归王”的现代转化——人民主动认同国家治理，形成“国家—人民”的命运共同体。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古代“由近及远”的治理逻辑，在当代体现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战略，缩小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间的遐迩一体”，让“远方”的地区也能共享发展机遇。
（三）对国际关系的启示
古代“天下观”中的“多元共生”“以德服人”理念，对当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借鉴：
超越“霸权思维”，倡导“合作共赢”：古代“王道”反对“霸道”，主张“以德服人”，当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正是“率宾归王”理念的现代转化——不是通过武力征服，而是通过合作共赢，让世界各国主动认同中国的发展理念，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世界一体”：古代“遐迩一体”强调“文化认同”，当代中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尊重世界各国的文明多样性，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理念，正是对“遐迩一体”的超越——从“中国的天下一体”扩展为“世界的文明一体”，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如气候变化、贫困饥饿、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了中国智慧。
六、结语：跨越千年的理想之光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两句四字，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中国古代政治家与思想家对“理想政治秩序”的终极追求。从南北朝乱世中对“天下归一”的渴望，到周朝“礼乐分封”的初步实践，再到汉唐宋清的制度创新，这一理念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让冲突走向融合，让多元走向一体，最终塑造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格局。
在当代，“遐迩一体”的理念并未过时：它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纽带，是促进民族团结的精神动力，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率宾归王”的“德治”内核，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成为中国赢得人民拥护、实现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这一理念还超越了国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智慧——正如古代中国追求“天下一体”，当代中国也在追求“世界大同”，通过合作共赢、文明互鉴，让“遐迩一体”的理想之光，照亮人类发展的未来。
从《千字文》的蒙学课本，到现代国家治理的实践，“遐迩一体，率宾归王”不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更是跨越千年的政治智慧。它提醒我们：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团结是发展的基石，德治是长治久安的根本——这既是古代中国的成功经验，也是当代中国走向复兴的重要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