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的天下观与王道理想（1/2）

遐迩一体(xiáěryītǐ)，率宾归王(shuàibīnguīwáng)。看似简洁，却浓缩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大一统”理想与“王道”治理的精髓，是对古代理想政治秩序的终极描摹。从文字训诂到历史语境，从思想内核到实践案例，再到后世传承与现代启示，这两句四字短语背后，蕴藏着跨越千年的文化密码与政治智慧。本文将从多维度展开解析，探寻其深层内涵与历史价值。

一、文字训诂：逐字溯源与语义重构

要理解“遐迩一体，率宾归王”的深意，首先需从文字本源出发，厘清每个字词的含义与演变，再通过语境串联，还原其原始语义。作为《千字文》中承接“爱育黎首，臣伏戎羌”的政治表述，这两句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对前句“君主爱民”“四方臣服”的进一步升华，形成“德治—归附—统一”的逻辑链条。

（一）“遐迩”：空间维度的“远与近”

“遐”与“迩”均为表示空间距离的副词，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常见的“对文”（意义相对或相关的字词并列），其语义需结合训诂学经典考证：

遐（xiá）：《说文解字》释为“远也，从辵叚声”，“辵”（chuò）为行走之意，“叚”（jiǎ）为声符，本义指“距离遥远的地方”。在古籍中，“遐”常用来指代“远方的疆域”或“远方的族群”，如《诗经?小雅?白驹》“慎尔优游，勉尔遁思。匪载驰驱，周爰咨诹。慎尔优游，勉尔遁思。匪载驰驱，周爰咨谋。慎尔优游，勉尔遁思。匪载驰驱，周爰咨度。慎尔优游，勉尔遁思。匪载驰驱，周爰咨询”中，“遐不谓矣”的“遐”即指“远方”；《尚书?太甲上》“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则以“陟遐”（走向远方）与“自迩”（从近处开始）对举，强调“由近及远”的逻辑。

迩（ěr）：《说文解字》释为“近也，从辵尔声”，与“遐”形成明确反义。“迩”在古籍中多指代“王畿附近”“核心统治区”，如《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其中“近者”即“迩”的范畴，“远者”即“遐”的范畴；《孟子?离娄上》“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同样以“迩”“远”对举，批判舍近求远的行为。

“遐迩”并列，并非简单的“远方与近处”的物理空间叠加，而是指代“整个天下”——从君主直接统治的王畿（迩），到边疆藩属（遐），再到周边族群聚居区（如“戎羌”），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体系。这种空间划分，暗含着古代中国“圈层式”的天下结构：中心为王畿，向外依次为诸侯封国、边疆部族、“化外之地”，而“遐迩一体”则追求打破圈层间的隔阂，实现整个空间的政治与文化统一。

（二）“一体”：从“物理统一”到“伦理共同体”

“一体”是理解此句思想内核的关键，其语义远超“统一”的表层含义，需从三个维度拆解：

字源层面：“一”在《说文解字》中释为“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不仅是数字，更蕴含“本源”“整体”的哲学意义，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核心符号（如《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体”本义为“身体”（《说文解字》“体，总十二属也”），引申为“整体”“部分构成的统一体”，如《孟子?公孙丑上》“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中，“体”即指“道的整体”。

政治层面：“一体”指“疆域无分裂，政权无割据”，即《礼记?中庸》所言“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政治秩序。在南北朝时期，天下分裂为南朝（宋、齐、梁、陈）与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政权更迭频繁，百姓流离失所，“一体”正是对这种分裂局面的反拨，寄托着“天下归一”的政治理想。

伦理层面：“一体”更强调“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伦理联结”，即《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价值追求。它并非通过武力征服实现的“强制统一”，而是通过德治与教化，让远方的族群主动认同核心政权的文化与伦理，形成“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的共同体。这种“伦理一体”，是儒家区别于法家“武力统一”的关键——前者追求“心悦诚服”，后者追求“威慑服从”。

（三）“率宾归王”：从“服从”到“文化归向”

“率宾归王”四字，易被误解为“所有宾客都归附王者”，实则需结合典籍语境重构语义：

率（shuài）：此处非“率领”之意，而是副词“皆、都”（《说文解字》“率，捕鸟毕也”，引申为“全部、一概”），如《诗经?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中“率土”即“全天下”，与“率宾”的“率”语义一致。

宾（bīn）：非“宾客”，而是“服从、归顺”的通假或引申义。《说文解字》“宾，所敬也”，本义为“宾客”，但在政治语境中，“宾”常指“归附的诸侯或族群”（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中的“万邦”，即“宾”的范畴），后引申为“服从者”。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指出，“宾”在“率宾归王”中“非宾客之谓，乃‘宾服’之谓”，即“主动归附、臣服”。

归王（guīwáng）：“归”本义为“女子出嫁”（《说文解字》“归，女嫁也”），引申为“归附、归向”；“王”此处非单纯指“君主”，而是“王道”的象征——即符合儒家伦理的君主与政权。因此，“归王”并非“归附某个具体的君主”，而是“归向推行王道的政权”，是对“德治”的认同，而非对“权力”的屈服。

综上，“遐迩一体，率宾归王”的字面含义可重构为：“无论是远方的疆域还是近处的王畿，都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政治与伦理共同体；天下所有族群与诸侯，都主动归附推行王道的君主与政权。”这一表述，既是对古代理想政治秩序的描摹，也是对儒家“大一统”与“王道”思想的凝练。

二、历史语境：南北朝乱世中的“天下归一”理想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土壤。“遐迩一体，率宾归王”被纳入《千字文》，与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局势、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要理解其深层动机，需先还原周兴嗣编纂《千字文》时的历史背景——一个分裂、动荡却又渴望统一的时代。

（一）南北朝的分裂格局：“遐迩分裂”的现实困境

南北朝（420—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魏晋之后的又一个大分裂时期，其分裂程度远超此前：

政权对峙：南方先后经历宋、齐、梁、陈四朝，均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疆域局限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北方则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再演变为北齐、北周，长期与南朝对峙。这种“南北分裂”持续近200年，形成“遐迩隔绝”的局面——南朝视北方为“胡虏”，北方视南朝为“岛夷”，政治上互不承认，文化上相互排斥，经济上往来断绝。

族群冲突：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北魏、北齐）推行“胡汉分治”，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矛盾尖锐；南方虽以汉族政权为主，但内部士族与寒门、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不断（如南朝宋的“宗室内乱”、齐的“萧鸾篡位”）。“戎羌”等边疆族群或依附北方，或游离于南北之间，成为加剧分裂的因素，与“臣伏戎羌”的理想形成鲜明对比。

民生疾苦：分裂带来的是频繁的战争——如北魏与南朝的“元嘉北伐”“孝文帝南征”，北齐与北周的“邙山之战”“晋阳之战”，每场战争都导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宋书?州郡志》记载，南朝宋初期人口仅“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较西晋初年减少近三分之二；北方因战乱“千里无烟”，百姓“流离失所，父子相弃”（《魏书?食货志》）。

在这样的背景下，“遐迩一体”成为底层百姓对“天下太平”的渴望，“率宾归王”成为士人对“贤明君主”的期待。周兴嗣受梁武帝之命编纂《千字文》，其核心目的不仅是教皇子识字，更在于通过蒙学教材，向皇室子弟与天下士人传递“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为梁武帝的“北伐统一”事业提供思想支撑。

（二）梁武帝的政治抱负：“王道统一”的实践尝试

梁武帝萧衍（464—549年）是南朝梁的开国皇帝，也是《千字文》编纂的直接推动者。他早年以“博学多才”着称，深谙儒家思想，即位后试图以“王道”实现天下统一，其政治实践与“遐迩一体，率宾归王”的理念高度契合：

推行德治：梁武帝即位后，废除南朝宋、齐时期的严刑峻法，轻徭薄赋，重视农业（如“亲耕籍田”以劝农），恢复太学与国子学，推广儒家教化。他曾多次下诏强调“爱民如子”，称“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以救民困”（《梁书?武帝纪》），试图以“德治”赢得百姓与士族的支持，为“统一”奠定基础。

倡导文化融合：针对南北文化对立，梁武帝组织学者整理儒家经典（如编纂《五经义注》），同时吸纳佛教文化（他曾四次“舍身同泰寺”），试图以“儒佛融合”构建跨越南北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整合，正是“遐迩一体”中“伦理共同体”的实践——通过文化共识打破族群与地域的隔阂。

图谋北伐统一：梁武帝在位期间，曾多次组织北伐（如天监四年的“临川王萧宏北伐”、普通六年的“裴邃北伐”），虽因军事失误未能成功，但始终以“统一天下”为目标。他在诏书中称“朕荷天眷命，君临四海，思所以荡涤氛秽，廓清区宇，使遐迩一体，率宾归王”（《全梁文?武帝诏》），直接引用《千字文》的理念，将“遐迩一体”作为北伐的政治口号。

尽管梁武帝晚年因“侯景之乱”导致梁朝衰落，但其“王道统一”的尝试，却让“遐迩一体，率宾归王”的理念从典籍走向现实，成为南北朝时期士人阶层的共同政治理想。这也解释了为何《千字文》能在后世流传千年——它不仅是识字课本，更是对“天下归一”的文化记忆。

三、思想内核：儒家“天下观”与“王道”政治的融合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的深层价值，在于其浓缩了儒家政治哲学的两大核心——“天下观”与“王道”思想。这两大思想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支撑、相互成就，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理想范式”。

（一）“遐迩一体”：儒家“天下观”的空间与伦理维度

儒家“天下观”并非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包含“空间—伦理—政治”三重维度的体系，“遐迩一体”正是这一体系的集中体现：

空间维度：“圈层式”的天下结构

儒家将“天下”分为三个圈层：核心圈层为“王畿”（君主直接统治的区域，即“迩”），中间圈层为“诸侯封国”（如周朝的齐鲁燕卫，属于“近遐”），外围圈层为“蛮夷戎狄”（如“戎羌”，属于“远遐”）。这一圈层结构的核心逻辑是“由近及远，由内及外”——君主先治理好王畿，再通过诸侯影响边疆，最后通过教化同化“蛮夷”，实现“遐迩一体”。这种结构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边界式”划分，而是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弹性空间”，只要认同儒家文化，无论地域远近、族群差异，均可纳入“天下”体系。

典型案例如周朝的“分封制”：周天子将王畿之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需“尊王攘夷”（尊重周天子，抵御蛮夷），同时将儒家礼仪（如周礼）传播到封地；对于远方的“蛮夷”，则通过“朝贡制度”（如楚国向周天子进贡“苞茅”）使其归附，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遐迩一体”格局。

伦理维度：“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共同体意识

儒家“天下观”的本质是“伦理共同体”，“遐迩一体”的核心不是“疆域统一”，而是“伦理统一”。《论语?颜渊》中，孔子的弟子子夏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即认为天下人无论地域、族群，都应遵循“仁、义、礼、智、信”的伦理规范，形成“兄弟般”的联结。这种伦理联结，是打破“遐迩隔阂”的关键——只要认同“仁”的价值观，远方的“戎羌”也可与中原百姓成为“一体”。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仁政”是“统一天下”的根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这里的“天下顺之”，正是“遐迩一体”的伦理基础——君主推行“仁政”，则无论近处百姓还是远方族群，都会主动归附，形成伦理共同体。

（二）“率宾归王”：儒家“王道”政治的核心逻辑

“率宾归王”并非“君主专制”的体现，而是儒家“王道”政治的必然结果。儒家将政治分为“王道”与“霸道”：“王道”以“德治”为核心，通过教化与仁政赢得归附；“霸道”以“武力”为核心，通过征服与威慑实现服从。“率宾归王”强调的是“王道”逻辑，其核心包含三个层面：

君主德行：“为政以德”的前提

儒家认为，“率宾归王”的基础是君主具备“仁德”。《论语?为政》中，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主若以“德”治国，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让天下人主动围绕（归附）。这种“德行”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具体的治国实践：如尧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舜的“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尚书?舜典》），都是通过“德行”实现“万邦归附”，即“率宾归王”。

梁武帝编纂《千字文》时，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育黎首”置于“率宾归王”之前，正是遵循这一逻辑：君主先“问道”（学习治国之道）、“爱育百姓”（推行仁政），具备了“德行”，才能实现“率宾归王”。

教化优先：“以德服人”的路径

儒家反对以武力强迫“归附”，主张通过“教化”让远方族群主动认同。《礼记?王制》中记载：“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即治理远方族群时，应保留其习俗，只通过“教化”（如传播儒家礼仪、伦理）统一其思想，通过“政治”（如统一制度、法律）规范其行为。这种“教化优先”的策略，是“率宾归王”的关键——让“遐方”族群在文化上认同“王”，而非在武力上屈服于“王”。

典型案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471—499年）：孝文帝为实现“遐迩一体”，推行汉化政策——迁都洛阳、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如将“拓跋”改为“元”）、与汉族士族通婚，同时尊崇儒家文化，设立太学讲授《五经》。这些改革并非通过武力强迫，而是通过“教化”让鲜卑族认同中原文化，最终实现“胡汉一体”，为后来隋朝统一奠定了基础。

天下为公：“王”是“公共利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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