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 听证会（二）（1/2）

张启贤的声音沉稳有力，回荡在江宁府治所大堂内，将方才因商户诉苦和皇帝自述而激起的情绪波澜，引向更为具体、也更为复杂的制度构建层面。

“诸位，”他环视堂下百余名官员代表，“陛下所倡新政，绝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策。其核心，乃是由三项相互关联、彼此支撑的制度，形成一套‘组合拳’。三者相辅相成，旨在激励实干、保障公平、引导资源，最终达致陛下所言‘三赢’之局。”

他稍作停顿，让众人消化这个“组合拳”的概念，然后开始逐一阐述。

“其一，为‘地方官员增量税收奖金制度’。”张启贤拿起手中的草案文本，“此制之要，在于将官员个人收益，与地方税收之切实增长挂钩。具体而言——”

他详细解释草案条款：“自夏元一四七年起，正式施行‘三年滚动基数’法。即，以三年前之税收为基数，核算增长。例如，夏元一四七年之税收，减去夏元一四四年之基数，所得增长部分，称为‘三年增量’。夏元一四八年税收，则减去夏元一四五年基数，以此类推。”

“然，新政不可一蹴而就，需有过渡。故在夏元一四五年至一四六年这两年过渡期内，将以今年即夏元一四四年之财政收入为统一基数。每年地方税收收入，相对于此基数之增长部分，即定义为‘增量’。”

他特别强调核算的严谨性：“此‘增量’，并非简单相减。需扣除因朝廷统一调整税率、新增税目等非地方官员努力所致之增长。具体扣除金额，由户部新设之‘核算司’负责，核算标准由户部拟定，经内阁审议后公示天下，并接受督察院随机抽查，确保公正透明。”

“增量既出，如何分配？”张启贤继续道，“草案拟定，三年增量税收总额中，提取一成，作为地方官员之奖金池。其余九成，优先回拨当地，用于民生改善或重大工程建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然，奖罚需分明。草案规定，若某地当年税收收入比上年下降，则暂停享受增量奖金政策，直至其税收收入恢复并超过暂停前一年之水平，方可重启。”

“每年具体奖金分配至个人，将依据官职高低、责任轻重，设定基本分配比例。同时，与官员年度考核成绩挂钩。考核优异者，足额乃至超额领取；考核不佳者，奖金将打折发放或停发。督察院与刑部将严密监督此制执行，对胆敢造假虚报、或为求增量而横征暴敛、竭泽而渔者，严惩不贷！”

介绍完第一项制度，张启贤未给众人太多消化时间，紧接着抛出第二项：“然，若仅有奖金之诱，而无约束与平衡，则恐强者恒强，弱者愈弱，官员皆涌向膏腴之地，贫瘠边远无人问津。故需第二项制度——‘任职地区轮换制’。”

“此制之目的，在于保障公平。既保障官员获取奖金机会之公平，亦保障各地区发展机会之平衡。”他解释道，“具体而言，大夏所有地方官员，将实行‘任职地区类型轮换’。设定两层时间限制：标准服务期与最长服务期。”

“普通地方官员，标准服务期为六年，最长服务期为十二年。”他补充说明，“此年限设定，考虑我朝每三年一次春闱、秋闱，官员晋升考核周期通常亦为三年，六年恰为两个考核周期，十二年则为四个周期，符合人事管理常例。”

“需注意，县级官员若在同一州府内调动官职，州府级、道级官员若在同一道内变动，其服务期连续计算，不重新起算。”

“关键限制在此：地方官员任职超过标准服务期（六年）后，将无法在本地继续晋升。若想晋升，必须接受跨地区类型的调任。同时，为抑制久居一地可能形成的利益固化，草案规定，超过标准服务期后，每多任职一年，其可获得的增量税收奖金减少两成，至第十二年，奖金归零。”

“官员任职区域，将划分为五类：中央、发达地区、普通地区、欠发达地区、边疆地区。轮换调任时，原则上安排跨类型调动，例如从发达地区调往普通或欠发达地区，或反之。而任职超过最长服务期（十二年）后，官员必须接受跨类型轮换调任，或选择提前致仕。”

张启贤进一步明确地区分类标准：“发达、普通、欠发达三类地区之划分，将依据人口规模、人均税收收入、识字率、贫困率等多项指标综合评定，并定期调整，力求客观。而‘边疆地区’，特指东北都护府、西域都护府、流求道、滇南道等新拓或偏远地区。”

最后，他阐述第三项制度：“前两项，一为激励，一为约束。第三项‘官员晋升考核制度’，则为引导。其核心目的，是让官员在欠发达地区、边疆地区任职时，于晋升考核上占据优势，从而避免所有官员只盯着奖金更高的发达地区，迫使广大官员在‘快速晋升’与‘短期财富’之间做出权衡与选择。”

“新考核制度改为百分制。其中，三大可量化考核项目，合计占比八成。”他详细说明量化项目，“其一，税收增长率，占比三成。注意，是‘增长率’而非绝对值，如此，基数低但有潜力的落后地区，反而可能得分更高。其二，识字率提升幅度，占比两成。教育普及，利在长远，且落后地区提升空间大。其三，贫困率降低幅度，占比三成。此乃民生根本，亦为落后地区显政绩之所在。”

“其余两成，则为传统非量化因素，包括社会秩序维护、行政能力、忠诚、清廉、民间声望等。”

“此外，设立加分项：主动申请从发达地区调任至欠发达或边疆地区者，或获朝廷专项嘉奖者，考核可加分。同时，设立扣分项：若因官府行为，如纵容污染、过度征敛，引发大规模民变或工商业者集体罢市；或主要税源（如关键行业、大宗商品）之应税主体数量（如耕地面积、商户数）出现非正常锐减（如减少两成以上）；或有明确证据表明，税收增量中存在非正常预收未来年份税收‘寅吃卯粮’之行为；以及其他违反朝廷法令之情事，均将视情节严重程度扣分，乃至一票否决。”

三项制度草案介绍完毕，大堂内陷入了短暂的寂静。官员们都在快速消化这庞大而精细的框架。激励、约束、引导……环环相扣，确是一套深思熟虑的“组合拳”。

很快，质疑与讨论声如潮水般涌起。主持议程的樊如海依据事先拟定的规则，有序引导发言。

首先是一位来自淮南西道某普通州府的州同起身，他面带忧色：“陛下，张尚书。下官以为，这增量税收奖金制度，初衷甚好。然，似下官所在州府，税基本就薄弱，与江宁、苏州等膏腴之地相比，即便付出同等努力，增长之绝对数额亦天差地远。抽取一成作为奖金，于富庶之地乃巨款，于我等则可能杯水车薪。同为一成比例，是否……有失公平？”

这个问题立刻引起了众多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官员的共鸣，纷纷附和。

御座上的轩辕明璃微微颔首，示意张启贤。张启贤会意，朗声道：“此虑合理。陛下已有考量。为平衡地域差异，激励所有地区官员，草案可作调整：普通地区，奖金比例可提至增量的一成半；欠发达地区，可提至两成。具体划分，将随地区分类标准一同明晰。”

此言一出，那些来自普通和欠发达地区的官员面色稍缓，低声议论中多了几分期待。

紧接着，又一位官员提出担忧：“下官对‘税收下降则暂停奖金’之条有所疑虑。天有不测风云，若因水旱蝗灾、或外部商路断绝等不可抗力，导致税收暂时下滑，并非官员懈怠或无能所致。此规是否过于严苛？若因此导致当地官员觉得努力无望，索性‘摆烂’，岂非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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