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1章 再议国债（一）（2/2）

明璃并未立刻开口，她目光平静地扫过下方。这时，从户部尚书李秉谦身后，一位身着绯袍的官员稳步出列，正是户部侍郎苏月。苏月眉目清雅，气质沉静，自景和十二年在明璃推动下通过“硬指标”晋升制度擢升为户部侍郎后，凭借出色的理财能力与对新兴事务的敏锐，短短数年间已成为明璃在财政系统内的重要支持者。

“陛下，臣户部侍郎苏月，有本奏。”苏月的声音清晰，在这安静的殿宇中格外引人注意。

“准奏。”

“臣闻李尚书之言，深有同感。”苏月开门见山，“虚职捐纳，实乃特殊时期权益之计。然今日之大夏，已非去年战云密布、生死存亡之秋。朝廷欲行长远建设，需有长远、稳定、可持续之财源筹措之法。臣斗胆，请议一事——关于‘国债’。”

“国债”二字一出，殿中气氛明显为之一凝。许多经历过景和十一年朝堂风云的官员，脑海中瞬间泛起尘封的记忆。

苏月不顾那些骤然投来的复杂目光，继续道：“景和十一年秋，金国立国未稳，陛下（时为明珠公主）曾提议为先发制人、消除北境大患，曾有发行国债以筹军费之议。然当时此议被视为过于离经叛道，朝野反对声众，最终未能施行，转而以虚职捐纳试探之。”

她话语平缓，却带着一种回溯历史的沉重：“如今，虚职捐纳已行两轮，朝廷信用得以检验，民间资本之特性与需求亦更为明了。臣以为，当年未能推出之国债，如今试行之机，已然成熟。”

她抬起头，目光扫过几位曾激烈反对过国债的老臣，声音不卑不亢：“臣每每思及，若景和十一年，国债得以顺利发行，朝廷得以提前筹措足够军资，先发制人，将金国扼杀于初萌，或许……后续便不必经历景和十三年北境那连番惨败、十数万将士伤亡，更不必付出亿贯钱粮之代价。此非臣妄议前事，实乃痛定思痛，深感‘未雨绸缪’与‘灵活财策’之重。”

这话说得委婉，但其中的假设与遗憾，却如重锤敲在不少人心上。

苏月奏毕，退回班列。殿中一片寂静，许多官员面色复杂。当年反对国债最力的几位老臣，有的已然致仕，有的虽还在朝，想起后来战争的惨烈与耗费，此刻也不禁默然。而更多官员，则陷入了沉思。

苏月的话，将国债与“避免更大代价”的历史遗憾联系起来，又将其定位为支撑“五年规划”的关键融资工具，使其超越了单纯的“借钱”概念，带上了“把握时机”、“投资未来”、“避免遗憾”的战略色彩。

就在这思绪纷纭的静默中，工部尚书沈清韵手持玉笏，稳步出列，向御座一躬：“陛下，臣工部尚书沈清韵，有本奏。”

所有人的目光立刻聚焦到她身上。这位陛下最为倚重、屡出奇谋的年轻尚书，由一介边关小吏火箭般升至六部正堂，早已是朝中无人敢轻视的存在。谁都知道，当年“虚职捐纳”的具体设计出自她手，而今日国债重议，她必然早有成算。

明璃微微颔首：“沈卿且奏。”

“臣遵旨。”沈清韵站直身躯，面向同僚，神态从容，仿佛即将展开的不是一场可能充满争议的朝议，而是一场清晰明了的方案说明会。“方才苏侍郎所言，道出了国债之策的历史渊源与当下必要。然空言其利，不足以服众；妄行其策，不足以成事。国债究竟是何物？何以可行？如何操作？需有严谨设计。臣不揣冒昧，愿将工部协同户部、天工院及部分民间钱业行家初步研讨之构想，呈于御前，供陛下与诸位同僚商讨。”

她首先抛出了一组数据，这是她事先精心准备，并经户部核实确认的：“在论述国债之前，请容臣先陈说一组数字。自景和元年至景和十四年，凡十四载。若我们尽量排除期间发生的特大规模天灾、战争等非常规重大事件对财政的剧烈扰动，仅观察太平年份朝廷常规岁入之增长趋势，则可发现：十四年间，朝廷岁入从景和元年的约一万七千零五十余万贯，增长至景和十四年的约两万二千四百八十余万贯，扣除去年因‘虚职捐纳’的收入外，净增长超过四千九百三十万贯。平均算来，每年岁入增长约三百五十二万贯。”

这数字让不少官员暗自心惊。年均三百五十多万贯的增长，累积十四年近五千万贯，这是实打实的国力提升。虽然平摊到每年似乎不算特别惊人，但趋势本身说明问题。

“此增长从何而来？”沈清韵自问自答，“绝非源于加征赋税。其根本，在于我大夏承平日久，人口日益繁盛，农耕技术稳步提升，境内商贸往来日趋活跃，尤其是自先帝末年开启、于陛下监国及登基后大力推进之海贸，已成岁入增长之重要新源。人口增，则生产多、消费旺；商贸兴，则物流畅、税收丰。此乃国家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亦是国力缓步上升之体现。”

她话锋一转，指向未来：“而如今，北境战事已平，边境防线巩固，外部重大威胁暂息，国内可聚力于建设。海贸航线不断拓展，市舶司税收连年攀升。更为关键者，陛下与皇庄多年试种选育之新式高产作物——玉米、土豆、红薯，其卓越性状已得验证，大规模推广在即。此三者一旦铺开，将极大提升土地产出，养活更多人口，解放更多劳力转向工坊、商贸，进而刺激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故臣可以断言，在未来可预见的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只要朝廷施政得宜，无重大内乱外患，我大夏之岁入增长，非但不会停滞，反而极有可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速！”

铺垫至此，沈清韵点出了核心论点：“国债之本质，简言之，便是‘提前使用未来的财政收入’。朝廷以自身信用为担保，向民间借款，约定未来某个时期偿还本金并支付一定利息。其能否持续、是否安全，关键不在于当下国库有无余钱，而在于‘未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是否足以覆盖‘未来需要偿还的本金与利息’。只要发行规模与未来增长相匹配，确保偿债能力，国债便是一项安全、可持续的融资工具。它并非‘寅吃卯粮’的竭泽而渔，而是‘春种秋收’的提前投资，将未来确定会增长出来的那部分财富，提前挪用到今天，投入那些能进一步促进未来增长的关键领域，形成良性循环。”

她进一步剖析到，直击传统财政思维的痛点：“或许有同僚会言，朝廷财政，历来讲究‘量入为出’，岂可轻易举债？然请诸位细思，历代朝廷，真有绝对的‘量入为出’吗？非也！每遇国库紧张、入不敷出之时，朝廷无非三种选择：其一，加征赋税，或开征新税，或提高税率，或提前预征。此举直接加重百姓负担，伤及民本，易引发民怨乃至动荡。其二，折支、摊派，以实物或劳役抵扣官员俸禄、兵士粮饷，或以行政命令强行向地方、向富户摊派需索。此亦扰民损信，败坏吏治。其三，也是最劣之选，便是滥铸钱币，以劣质铜钱甚至铁钱、铅钱充斥市场，掠取民间财富。此乃饮鸩止渴，必然导致物价飞涨，货币信用崩溃，经济秩序大乱，前朝末年之惨状，史书斑斑可考！”

沈清韵的声音清冷而有力，回荡在殿中：“相较之下，发行国债，以约定的、公开的利息向民间自愿借款，用以应对国家急需或投资长远项目，是一种远为温和、透明、且可持续的方式。它不强行增加百姓税负，不轻易损耗朝廷货币信用，而是基于对未来的共同信心，建立一个朝廷与民间资本‘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融资通道。朝廷得以预支未来收入解决当下要务，民间资本得以获得高于寻常储蓄的稳定收益，国家得以加速发展，岂非三赢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