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7章 秀乐禁上天（87）（1/1）
同时，《泰族训》围绕“六艺”提出：“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教育者在传授“六艺”的过程中，目的在于通过“言传”教导受教育者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行为习惯。在言教中，如果教育者在传授“六艺”过程中出现偏差，容易使得“六艺”丧失本旨，进而带来消极影响。如《乐》丧失了本旨就会使人流于乱，《书》丧失了本旨就会使人食古不化，《春秋》丧失了本旨就会使人相互诋毁。也就是说，当“言传”的内容有悖于道德伦理、客观事实和教育规律时，“言传”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所以，“行不言之教”，既强调教育者对于违反伦理道德和违背教育规律的言语和行为要时刻保持警觉，谨言慎行；同时，又否定“哑巴式教育”，认为要遵从自然规律，顺道而行，主张发挥教育者“言传”的育人功能。
“行不言之教”的教育思想接近于身教与言传相统一的现代教育理念。实质上，它是在身教和言传相统一的基础上重视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示范教育和榜样作用。在现代社会中，“行不言之教”要求教育者自身应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即德不配位无以教人。由于教育者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将对受教育者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教育者若无良好的品行作为行为指导，就无法引领和示范受教育者，也无法真正做到立德树人。《主术训》认为：君主在德行上做得不够好，百官和百姓在德行上自然也不会好。对于圣人来说，应注重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行，并以此去教化民众。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者在严于律己的基础上要注重言传与身教相统一。若教育者仅仅通过“力行”，却不对受教育者加以“言说”，那么，“行”的知识体验便无法转换为“言”的表达与灌输。只“行”不“言”，良好的教育行为就无法形成客观的社会认知、价值观点及事物规律等方面的知识经验，从而难以拓展教育内涵的广度与深度。同样，只“言”不“行”，知识经验便无法与时俱进，容易导致教育内容变得陈旧老套。在此意义上，身教与言传的统一体现了良好的教育行为和知识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现代教育理念。
三、“神化为贵，以身体之”：心灵沟通与身体力行相统一。《淮南子》强调“神化为贵”“以身体之”，体现了由“外部知识”到“内在知识”再到“行为实践”的认识论规律。《谬称训》有言：“说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感乎心，明乎智，发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势接，而不可以照记”。这意味着当真情在心中有所感发，然后于行动中表现出来，就能够精诚所至，这体现出“神化”和“力行”二者的缺一不可。
《淮南子》“神化为贵”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指统治者要怀仁爱诚实之心，保持纯正本性，从精神上教养和感化民众。书中认为，天地间任何事物都可相互感应、相互联系，“神化”就是这种相互感应的关系在人类社会中的某种体验。《泰族训》提到：圣人怀抱天地阴阳正气和自然规律，不需要走下庙堂，德泽便可以扩展到四海之外，百姓也会随之转化向善。这是因为能够用神明这种精神感化他们，“神化”具有强大的功效。《主术训》“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是指，作为教育者应该以内在的精神情感为基础，用哀乐之情去感化受教育者，并且这种哀乐之情是由内心自然而发的，只有发自内心的关爱才能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鸣。所以《齐俗训》当中“一壶饭食”胜过“垂棘宝璧”的事例，反映出“故礼丰不足以效爱，而诚心可以怀远”，更是证明了情感在道德教化中的积极作用。
“神化”的教育思想意指教育者要重视精神感化的力量，以诚相待、以真情动人，打开教育对象的心灵之窗，以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方心灵的融合与沟通。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受教育者思想观念、道德品行容易限制他们对“外部知识”的内化，这是因为每个受教育对象都是具有自我情感和自主性的个体。所以，若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之间缺乏必要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这种内化将难以真正实现。《原道训》也提到：若受教者的心灵没有开启就勉强他们接受教育，即使知识进入了耳朵，也不能记在心上。这说明，教育者需要避免“个人唱独角戏”的现象，要以谦虚平和的心态，真诚对待、尊重、鼓励受教育者独立思考、亲自体验和感悟，让教育真正成为两者“互动”和“对话”的过程。
“神化为贵，以身体之”的教育思想接近于心灵沟通与身体力行相统一的现代教育理念。《泛论训》提到“以身体之”，认为知识要通过身体力行来掌握。对教育者而言，强调的是圣人养心至诚而能动化，这意味着教育者自我教育和自身道德修养极为重要。通过以身作则、修养身性加强教育实践，能够使受教育者听取并践行教学知识。对受教育者来说，教育者的谆谆告诫需要受教育者亲自去领悟和体会，以知促行，以行促知，而后实现学思结合与知行一致。《淮南子》提及“故从外入者，无主于中不止；从中出者，无应于外不行”，上述内容与《荀子·劝学》中“布乎四体”的思想相一致，都主张获得的知识经过内心的消化和吸纳后，要表现在威仪举止和合符礼仪的行动上，如此，哪怕是极其细微的言行，都可以垂范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