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触目惊心与推动立法（1/1）

电话接通，传来李教授那熟悉而沉稳的声音：“同伟啊，难得你这个大市长还记得给我这个老头子打电话。”

“老师，您这话可折煞学生了。”祁同伟语气恭敬，“学生是遇到难题，想来向您求教了。”他将京州发生的“扶老人”事件以及自己的深深忧虑，向李教授和盘托出。

李教授在电话那头沉默良久，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历史的厚重感：“同伟，你能从一件具体的事务中，看到其对世道人心、对民族道德底线的深远影响，这说明你没有辜负当年的法学教育，没有迷失在繁杂的政务之中。你所虑极是！‘洛水之誓’之喻，并非危言耸听。信任的建立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崩塌可能只在一瞬之间。法律的滞后性决定了它往往是在损害发生后进行救济，而对于鼓励善行、预防诬陷，需要道德教化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

李教授建议道：“你可以安排人，系统梳理一下古今中外关于‘见义勇为’、‘善意救助人责任豁免’的法律沿革和伦理争论。从中国古代的‘义仓’、‘义庄’，到西方国家的《好撒玛利亚人法》，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特别是要研究那些成功立法并有效实施地区的具体案例和社会效果。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动，可以帮你牵头组织几个还在系里的教授和博士生，成立一个课题小组，专门做这方面的文献梳理和比较法研究。”

“太感谢您了，老师！有您掌舵，我心里就踏实多了！”祁同伟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另一个电话，他打给了自己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同窗好友，如今在首都某顶尖智库担任研究员的张弛。张弛以其敏锐的政策洞察力和广泛的人脉着称。

听完祁同伟的叙述和构想，张弛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好你个祁同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这事儿要是干成了，可是功德无量！你放心，典型案例收集包在我身上。我们智库本身就关注社会心态和公共政策，相关的案例库是现成的。我还可以通过我的关系，帮你联系民政部、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办等部门的相关同志，了解他们层面掌握的情况和已有的政策尝试，避免你走弯路。另外，最高法、最高检那边我也有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和争议点。”

“老同学，够意思！这份情我记下了！”祁同伟感激道。张弛的帮助，能让他站在国家层面的高度，了解政策空间和各方动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来自企鹅公司、李教授课题组以及张弛提供的各方面信息，如同雪片般汇集到祁同伟的案头。

企鹅公司提供的内部报告数据堪称触目惊心：通过大数据挖掘，近五年来，网络上可查的类似“扶老人被讹”或助人反被质疑的事件高达数千起，且年均增长率惊人。虽然最终像京州这次一样能被完全证伪、还助人者清白的只占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因为证据不足成了“糊涂案”，还有一部分甚至在舆论压力下，助人者被迫“息事宁人”进行了赔偿。这些事件经过网络传播和放大，对公众的助人意愿产生了显着的抑制效应。问卷调查显示，超过70%的网民表示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会“犹豫”或“先找证据再决定是否帮忙”。

李教授课题组整理的资料则从法理和历史上提供了支撑。他们指出，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于见义勇为者的保护，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原则性条款，以及一些地方性的《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缺乏全国性、专门性的高位阶立法，且对于“诬告陷害”助人者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够清晰、惩处力度不足，违法成本太低。而参考国外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其核心原则之一就是“免责条款”，即善意施救者在非重大过失情况下造成损害的可免除责任，这极大地消除了潜在救助者的后顾之忧。

张弛那边传来的信息则更侧重于政策和实践层面。他了解到，其实中央层面早已关注到此类问题，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连续多年提出相关立法议案或建议，但由于涉及面广、社会认识不一、具体制度设计复杂等原因，一直未能进入实质性的立法程序。他提醒祁同伟，如果想在京州层面先行先试，必须注重方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合法性，最好能争取到省里乃至更高层面的支持，避免孤军奋战。

看着眼前这些沉甸甸的材料，祁同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问题的严重性远超想象，而解决的钥匙，似乎正指向了——立法。

他要推动在京州市层面，制定一部专门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惩处诬告陷害行为的地方性法规！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对数据的分析、对法理的尊重、对民意的回应，更是对这座城市未来道德生态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目标明确后，祁同伟开始了更加繁重和细致的工作。他深知，立法是一项极其严肃、复杂且需要凝聚广泛共识的系统工程。

他首先在市政府的相关会议上，将自己的忧虑、收集到的数据资料以及初步的立法构想，向班子成员做了详细的汇报和沟通。意料之中，支持和质疑的声音并存。

支持者认为，此举切中时弊，是建设“温暖京州”、“文明京州”的有力抓手，能有效提升城市软实力和市民幸福感。

质疑者则担忧：一是地方立法的权限问题，担心僭越；二是法律条款设计的难度，如何精确界定“见义勇为”与“过失侵权”？如何设定“诬告陷害”的构成要件和处罚标准？如何平衡保护救助者与防止法律被滥用之间的关系？三是执行层面的问题，如何确保法规落地，而不是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