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0章 漩涡深处(1/2)
赵岚的方言数字活化项目,在季度汇报前一周,接到了院办转发的学校“非传统科研项目评估工作小组”的调研通知。通知措辞严谨,要求项目组提供“详细的过程性材料、经费使用明细、所有产出成果清单及第三方影响力证明”。
陈涛立刻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这个临时成立的“非传统项目评估小组”,组长是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成员来自审计处、科研院和学科办,明显是针对那些难以用常规指标衡量的“软性”项目而来。他打电话给相熟的科研院同事,对方低声说:“有人把你们中心支持‘非学术性、非应用性社会活动’的事情插上去了,说这是滥用产教融合资源。校领导虽然没直接表态,但成立这个小组本身,就是一种姿态。”
压力直接传导到赵岚身上。她通宵整理材料,将学生访谈笔记、音频处理日志、社区活动反馈表、媒体报道链接等一一归档,但内心充满焦虑。这些“过程性材料”如何能被评估小组理解并认可?经费使用除了设备租赁和学生劳务补贴,大部分是交通和餐费补贴,看起来“产出效率”极低。
陈涛决定亲自陪同赵岚参加调研会。会议在行政楼一间严肃的会议室举行。评估小组的几位成员面无表情地翻看着厚厚的材料。
审计处的老师首先发问:“项目经费中,有大量用于‘社区老人误餐补贴’和‘学生市内交通费’,这些支出与‘科研’或‘教学’的直接关联性是什么?是否符合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赵岚解释,邀请社区老人参与录音和访谈,需要占用他们的时间,给予适当补贴是基本的尊重和劳务补偿;学生频繁往返于学校、档案馆和社区,是项目田野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
学科办的老师接着问:“项目的核心‘成果’是什么?是发表了高水平论文,还是形成了可转化的知识产权?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活动记录’和‘情感反馈’,这在学校的学科评估和绩效考核体系中,价值如何体现?”
赵岚试图阐述“文化记忆保存与活化”的学术价值和“服务地方文化传承”的社会价值,但对方追问:“有没有量化的指标?比如,你们激活了多少分钟的方言音频?这个数据库的访问量是多少?能否带动相关研究或文化产业?”
气氛凝滞。陈涛清了清嗓子,开口:“各位老师,这个项目,或许可以看作是我们产教融合创新中心的一次‘边界探索’。传统的产教融合聚焦于理工科的技术转化和技能培训,但我们认为,‘融合’的广度可以更大。这个项目探索的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社会服务式融合’和‘文化传承式育人’。它的成果,或许短期内无法用论文数量或专利金额衡量,但它培养的学生,获得了宝贵的田野调查能力、跨代际沟通能力和数字人文素养;它服务的社区,强化了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它合作的档案馆,探索了公共文化资源活化的新路径。这些,是不是高等教育和高校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
“陈主任,道理我们都懂,”科研院的代表叹了口气,“但学校面临着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资源竞争的巨大压力。每一个项目、每一分钱,都需要在可量化、可比对的赛道上去竞争。你们这个项目,很美,很有情怀,但放在整个学校的考核大盘子里,它可能……是一个‘异类’,甚至可能成为别人攻击我们中心‘不务正业’的口实。”
调研会没有给出明确结论,只是要求项目组补充“更具体、可量化的中长期效益分析报告”。会后,赵岚脸色苍白:“陈主任,是不是我连累中心了?”
陈涛摇头:“不,是我们中心必然要经历的考验。他们在用旧尺子量新事物。我们要做的,不是退缩,而是想办法让这把新‘尺子’的一部分,被看见、被承认。那份‘中长期效益分析’,我们一起做。就算最后项目被叫停,这个过程本身,也要成为我们争取话语权的‘证据’。”
李明的联盟团队在国企项目上取得了阶段性技术成果,但“技能贡献奖励”的发放却卡了壳。财务制度没有先例,法务部门担心个人奖励涉及税务和潜在纠纷,人力资源部门则顾虑这会打破现有的薪酬平衡,引发其他员工的不满。
奖励方案在国企内部经历了七八个部门的流转、签批、质疑、修改,始终无法落地。当初接受访谈和观察的老师傅们,从最初的期待,到后来的疑惑,再到如今的失望和些许怨言:“是不是就是忽悠我们,把我们的经验套出去,就没下文了?”
咨询公司的项目经理私下对李明抱怨:“早知道这么麻烦,当初就不该加这个模块。现在好了,技术模块进展顺利,反而被这点‘小事’拖了后腿,甲方对接人对我们都有看法了。”
李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和孤立。联盟“价值守夜人”的角色,在理念碰撞阶段尚能获得一些道义支持,一旦触及真实的利益分配和制度变革,就举步维艰。他召集核心成员紧急开会。
“我们是不是太理想化了?”一位年轻成员沮丧地说,“在商业逻辑里强行植入道德条款,就像在水泥地上种花。”
“但如果现在放弃,不仅失信于那些老师傅,也意味着我们联盟倡导的‘技能尊严’和‘共生成长’变成了一句空话。”另一位成员反驳。
李明沉默良久,说:“我们不能退。但方法可以调整。既然企业内部流程走不通,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这笔奖励,不以企业直接发放劳务费的形式,而是以‘联盟特别技能贡献奖学金’的名义,由我们联盟联合合作的基金会来发放?同时,我们为这几位老师傅制作正式的‘技能导师’聘书,并邀请他们参与联盟后续的案例研究和经验分享,给予相应的专家费。这样,既绕开了企业内部僵化的财务制度,也赋予了这件事更大的社会认可意义,而不仅仅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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