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4章 水位渐涨（1/2）

北方煤城的冬天，寒风裹挟着细碎的煤尘，吹在脸上有粗粝的刺痛感。张玥和工友代表老周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距离初次调研已过去三个月。机场高速两旁，巨大的“转型振兴”标语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醒目，却也格外苍白。

转型办公室的王主任在会议室里搓着手，语气比上次更急切：“张老师，老周师傅，你们可算来了。学习小组搞了几次活动，一开始还有点热度，现在……唉，又有点凉了。老赵他们搞的农机改装，帮了附近几个村，可赚不到什么钱，家里人抱怨他不务正业。社区大嫂们的面点，也就是熟人捧场，打不开销路。大家心里没底啊。”

会议室里，几位“火种”人物沉默地坐着。机电维修班长老赵，手指上还沾着洗不掉的油污印子，眉头紧锁。社区干部刘姐，眼神里透着疲惫。技校教师小陈，面前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却似乎找不到出口。

张玥没有直接给出方案。她请老周先讲。老周，这位从沿海工厂流水线上走出来的资深技工，普通话带着浓重乡音，讲的却是最朴素的道理：“俺们那边最开始，也不是为了赚大钱，就是几个老师傅，看不下去年轻人啥都不会瞎折腾，凑一起琢磨。最开始就修厂里报废的旧设备，修好了给隔壁小厂用，收点零件钱。后来才慢慢摸出‘共享工位’、‘认证’这些门道。关键不是一开始多厉害，是得先‘动起来’，让手不生，心不冷。”

“可动了没用啊！”老赵忍不住开口，声音沙哑，“我们几个老哥们，琢磨改装那个播种机，省了农民不少力，可人家就给点辛苦费，连材料钱都不够。家里老婆天天骂，说我不如去外地打工。”

“老赵大哥，”张玥接过话头，语气平和，“你们改的机器，农民真觉得好用吗？”

“那当然！”老赵眼睛亮了一下，“李家屯的老李头，用了都说好，还介绍别人来。”

“那为什么只给辛苦费？”张玥追问。

“……我们没好意思多要。也觉得，这不算啥正经发明，就是修修改改。”老赵的声音低了下去。

张玥和老周对视一眼。问题逐渐清晰：不仅有市场对接的困难，更有深植于这些老师傅内心的、对自身技能“非正规”、“不值钱”的认知障碍，以及转型初期必然面临的、新旧价值衡量标准之间的撕裂感。

接下来的两天，张玥小组没有举办任何培训或规划会，而是带着老赵、刘姐、小陈等人，一头扎进附近的乡镇集市、农业合作社，甚至跑去邻县一个小有名气的农机具维修铺“偷师”。他们让老赵亲自向农户演示改装机器的好处，收集具体的反馈和改进意见；他们帮刘姐分析面点产品的特点和潜在客户群，联系本地生活公众号尝试做一次小推广；他们和小陈一起，将老赵的改装案例、遇到的难题、解决思路记录下来，整理成可供技校教学参考的“活页教材”。

更重要的是，在一次晚饭后的闲聊中，老周看似无意地提起沿海联盟里几位老师傅的经历：有人因为解决了某个行业普遍难题，被企业聘为特聘技师，收入翻番；有人将自己的绝活拍成系列短视频，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徒，甚至开了个小工作室。“手艺值不值钱，有时候不光看手艺本身，还得看你会不会‘说’手艺，会不会给手艺找到‘新用处’。”老周嚼着花生米，慢悠悠地说。

这句话，似乎轻轻拨动了老赵心里某根弦。

离开前，张玥牵线，让煤城的学习小组与沿海联盟的“工友议事会”进行了一次线上视频交流。屏幕上，年龄相仿、境遇却迥异的两群工人初次“见面”。起初有些拘谨，但当沿海的工友谈起自己如何从“不敢开口”到“能跟老板拍桌子谈权益”，如何将个人经验变成被行业认可的“技能点”时，煤城的工友们眼睛越来越亮。一种跨越地域的、基于共同劳动者身份的共鸣，在电流声中悄然建立。

“原来……还能这样。”老赵在会后喃喃道。

张玥知道，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她看到了变化：老赵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改装过程中的技术要点和成本；刘姐的面点小组开始尝试设计简单的包装和说明书；小陈则兴奋地计划开设一门“本地化技术问题解决”的选修课，邀请老赵他们当客座指导。转型办公室的王主任，也从最初希望得到“成熟模式”，转而开始思考如何为本地的“小火苗”提供更持续的、哪怕是很微小的支持，比如协调一个旧仓库作为活动场地，帮忙申请一笔小额社区创新基金。

“也许，‘共生’在这里，首先得是这些老师傅和他们自己的手艺、自信‘共生’起来。”张玥在回程的火车上对高晋总结道，“然后，才是手艺和市场的共生，他们和更广阔世界的共生。急不得。”

就在张玥于北方艰难培土的同时，陈涛所在的学校，那套《校企合作项目校内备案与评估指引（试行）》在磕磕绊绊中运行了一个学期后，迎来了第一次校级评估总结会。陈涛拿着厚厚的数据报告和分析，心情复杂。

数据显示，校内申报的校企合作项目总数下降了15%，但经过评估认定为“深度合作”的项目比例上升了20%。学生参与项目的满意度调查得分平均提升了0.8分（满分5分），企业反馈中“学生综合能力超出预期”的评价明显增多。然而，也有不少教师抱怨流程增加了工作量，个别院系出现了“规避”新规、将项目化整为零的苗头。

会议上，各方意见交锋。有的院长肯定新规“提升了合作质量，守住了学校育人底线”。有的则批评它“束缚了手脚，让学校在争取快速变化的市场机会时反应迟钝”。

轮到陈涛发言时，他没有纠缠于数据细节，而是讲了一个小故事：他最近走访了一个遵循新指引框架、由一位年轻教师主导的“智能传感微项目”。企业只提供了一个模糊的需求和有限的资金，学生团队从零开始学习、设计、失败、再尝试。过程中，企业工程师被学生的热情和创意打动，主动增加了投入时间，项目最终产出了一个有潜力的原型。更重要的是，参与的学生在总结时说：“我第一次觉得，我学的东西真的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且我的想法是被尊重的。”

“这套指引，也许不完美，”陈涛说，“但它试图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和企业合作，不仅仅是为了‘消耗’学生劳动力或‘换取’经费，更是为了共同创造一种新的学习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底层，是信任、尊重和共同成长。这可能比短期的项目数量或经费额更重要，也更难。我们需要思考的，或许不是回到老路，而是如何让这条新路走起来更顺畅，如何给那些愿意尝试的老师更多支持，同时防止规则被僵化执行。”

他的发言引发了新的讨论。最终，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教师、行政人员、学生代表和企业专家共同组成的“指引优化工作小组”，陈涛被推举为召集人。目标不是推翻重来，而是基于实践反馈进行动态调整，让规则更好地服务于“深度共生”的初衷。陈涛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这是一种在主流框架内参与塑造规则的重量，与以往在边缘地带“左冲右突”的感受截然不同。

李明那里，联盟的“陪伴式成长”实验，也在经历意料之外的考验。派往合作城市的“微咨询团”发现，当地一家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公司，试图利用与联盟的合作关系，快速包装出一个“集成电路技能培训示范基地”，以此申请高额政策补贴和土地优惠，其核心目的并非培育生态，而是打造政绩工程。

消息传回联盟理事会，群情激愤。许多成员要求立即终止合作，批评李明最初的决策过于理想化。李明承受着巨大压力。他召开了紧急理事会，并邀请了合作城市那几位真正的“火种”企业家和工程师代表线上列席。

会上，李明没有辩解，而是展示了“微咨询团”拍回的照片和记录：当地那位年轻的工程师，如何在简陋的条件下带领几个学徒修复旧设备；几位小企业主如何每周聚会，分享行业信息和技术难题。他也坦承了投资公司的投机意图及其潜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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