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收网时刻(2/2)
上午十一点,省军区医院另一间特殊病房。
梁启明已经可以坐起来了,但精神还很差。看到周正帆进来,他试图起身,被周正帆按住了。
“梁老,您躺着就行。”周正帆在床边坐下。
梁启明看着他,眼神里有感激,也有恐惧:“周组长,我……我对不起你。如果不是我,你的家人不会……”
“不说这个。”周正帆摆摆手,“我今天来,是想问您几个问题。您放心,这里很安全,外面都是我们的人。”
梁启明点点头,但手还在微微发抖。
“第一个问题,1975年,沈思远去深圳见王守仁,您知道吗?”
梁启明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闭上眼睛,良久才说:“知道……思远走之前跟我说过。他说他手里有王守仁的把柄,要去跟他谈判,让王守仁放过我们。”
“什么把柄?”
“是……是一本账本。”梁启明的声音很轻,“1969年冬天,向阳村那场山火,不是意外。”
周正帆的心猛地一跳:“不是意外?”
“是王守仁让人放的。”梁启明说,“那时候他是地区革委会的副主任,想表现政绩,就让我们村搞‘农业学大寨’试点,要求在冬天修梯田。但天太冷,土都冻住了,根本挖不动。村里老人说不能挖,会破坏水土,他不听,非要干。”
他喘了口气,继续说:“后来工期拖了,他怕上级批评,就想了个办法——放火烧山,然后把责任推到‘阶级敌人’身上。这样既能掩盖工程失败,又能立功。火是他派一个心腹来放的,但那天晚上风大,火势失控,把仓库也烧了。”
周正帆想起了陈卫国说的,山火后仓库粮食被盗的事。原来真相是这样。
“那本账本呢?”他问。
“思远偷偷记的。”梁启明说,“他把放火的人说的话、王守仁后来来村里视察时说的那些‘要深挖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话,都记下来了。还有……还有王守仁贪污救济粮、虚报工程款的事,他也记了一些。”
“他为什么要记这些?”
“思远那个人,太正直。”梁启明苦笑,“他说王守仁这样的人不配当领导,他要举报。我们劝他别冲动,说王守仁势力大,举报不成反而会害了自己。他不听,说‘邪不压正’。”
周正帆能想象沈思远当年的样子——一个正直、单纯、相信正义必胜的年轻人。但现实往往比理想残酷。
“后来呢?沈思远去深圳,就是用这本账本威胁王守仁?”
“对。”梁启明说,“1975年,王守仁已经调到省里了。思远说,他要去找王守仁,用账本换三个条件:第一,让他回城工作;第二,给我们几个也安排工作;第三,以后不再找我们麻烦。”
“王守仁答应了?”
“答应了,但思远留了个心眼。”梁启明说,“他把账本复印了三份,一份自己带着,一份埋在向阳村的老槐树下,一份……一份给了我。”
周正帆的眼睛亮了:“您还留着吗?”
梁启明摇头:“我不敢留。思远失踪后,我害怕,就把那份烧了。但烧之前,我……我抄了一份摘要。”
他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旧笔记本,纸张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如果当年我把账本交出去,思远可能就不会失踪,王文他们也不敢这么嚣张。”
周正帆接过笔记本,快速翻阅。里面详细记录了1969年到1975年间,王守仁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时间、地点、人物、金额,一清二楚。虽然只是摘要,但已经足够触目惊心。
“梁老,这很重要。”他郑重地说,“您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正确?”梁启明苦笑,“我要是真正确,当年就该把账本公开。可我害怕,我懦弱。为了自保,我选择了沉默。这一沉默,就是五十年。”
“现在说出来也不晚。”周正帆说,“还有那个铁盒子,您在书房里藏的那个。里面除了指套,还有什么?”
梁启明沉默了很久,才说:“还有思远的一封信。是他去深圳前写的,说如果他回不来,就让我把信公开。但我……我又一次违背了他的嘱托。”
“信呢?”
“在铁盒的夹层里,和指套在一起。”梁启明说,“但那个夹层需要特殊的开法,不是转动花纹,而是……”
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护士赶紧进来,给他吸氧。周正帆退到一边,等梁启明缓过来。
“梁老,您慢慢说。”
梁启明喘着气:“铁盒的底部……可以打开。要用磁铁,在特定的位置吸三下,底部的暗格才会弹开。思远的信……就在那里。”
磁铁?周正帆立即想起,技术组检查铁盒时,确实发现底部有微弱的磁性反应,但当时以为是材质问题,没有深究。
“信里写了什么?”他问。
“我……我没看。”梁启明闭上眼睛,“我不敢看。我怕看了,就不得不做出选择。我已经背叛思远一次了,不能再背叛第二次。所以我把信藏起来,假装它不存在。”
周正帆理解他的痛苦。五十年的良心折磨,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梁老,您好好休息。”他站起来,“铁盒在我们这里,我会找到那封信。您放心,这次,我不会让沈思远白白牺牲。”
走出病房,周正帆立即打电话给技术组:“重新检查梁启明的铁盒,重点检查底部。用磁铁在表面移动,看有没有反应。如果有暗格,打开它,里面有一封信,很重要。”
挂断电话,孙振涛走过来:“周组长,珠海那边有消息了。”
“怎么样?”
“找到一个叫‘沈远’的人,七十一岁,住在珠海香洲区的一个老小区里。”孙振涛说,“他独居,很少出门,邻居说他是二十多年前搬来的,以前做什么工作不知道,但看起来像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他的左手小指缺了一截。”
左手小指缺一截——沈思远小时候被机器轧断过小指,这是陈卫国说过的特征。
“是他。”周正帆的心跳加速,“马上联系珠海警方,请求协助保护。我亲自去一趟珠海,今天就走。”
“现在?可是您的伤……”
“皮外伤,没事。”周正帆说,“订最近的机票,越快越好。沈思远是关键证人,找到他,这个案子就彻底破了。”
下午一点,江市机场。
周正帆坐在贵宾室里,等待登机。他的左肩还缠着绷带,但已经不影响活动。孙振涛跟他一起去,还有省公安厅的两个同志。
手机响了,是技术组老陈打来的。
“周组长,找到了!”老陈的声音很兴奋,“铁盒底部确实有暗格,用磁铁在三个特定位置吸过之后,弹开了。里面有一封信,还有……还有一张照片。”
“信的内容是什么?”周正帆问。
“我念给您听。”老陈清了清嗓子,“‘启明兄: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我去见王守仁,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这个人贪婪、冷酷、不择手段,我不相信他会遵守承诺。但如果我不去,我们四个,还有我们的家人,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我必须去。’”
周正帆屏住呼吸。
老陈继续念:“‘我把账本复印了三份,一份我带在身上,一份埋在向阳村老槐树下,一份给你。如果我没回来,你就把账本公开,让王守仁受到应有的惩罚。不要怕,邪不压正,这是你教我的。你的朋友,思远。1975年10月21日夜。’”
信很短,但字字千钧。周正帆能想象沈思远写这封信时的心情——明知可能一去不回,但还是要去,为了朋友,为了正义。
“照片呢?是什么照片?”
“是一张合影。”老陈说,“四个人,都很年轻,在一条河边。背面写着‘1970年夏,于红旗乡小清河。左起:王文、陈卫国、梁启明、沈思远’。”
周正帆闭上眼睛。1970年,那应该是他们插队的第二年。照片上的四个人,笑得那么灿烂,对未来充满希望。谁也不会想到,五年后,他们会分道扬镳,一个失踪,一个隐姓埋名,一个被收买,一个步步高升。
命运这个东西,真是难以捉摸。
“把信和照片都保管好,这是重要证据。”周正帆说,“还有,想办法找到埋在槐树下的那份账本。虽然树没了,但东西可能还在土里。联系红旗乡派出所,让他们秘密挖掘,注意保密。”
“明白。”
登机广播响了。周正帆挂断电话,提起行李。
两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珠海机场。
南方的阳光很明媚,空气里带着海的味道。周正帆一行四人走出航站楼,珠海市公安局的同志已经等在门口了。
“周组长,欢迎来到珠海。”来接的是个三十多岁的警官,姓黄,很精干的样子,“车已经准备好了,直接去沈远的住处吗?”
“对。”周正帆说,“路上跟我说说他的情况。”
坐上车,黄警官开始介绍:“沈远住在香洲区的一个老小区,1998年搬来的,一直独居。他在小区门口摆了个修鞋摊,但生意不好,主要靠低保和拾荒为生。邻居说他性格孤僻,很少跟人说话,但人不错,谁家有事都愿意帮忙。”
“1998年……”周正帆算了一下,“那就是失踪二十三年后。他这些年一直靠修鞋和拾荒为生?”
“对,生活很清苦。”黄警官说,“我们查了他的户籍记录,是1998年从外地迁来的,但迁出地写得不清楚,可能是当年管理不规范。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52年,跟沈思远对得上。”
车子驶入市区。珠海是个美丽的滨海城市,街道干净,绿化很好。但周正帆无心欣赏风景,他的心思全在即将见到的这个人身上。
五十年了。失踪了五十年的沈思远,今天终于要见到了。
他会是什么样子?会愿意说出当年的真相吗?会对他们的到来有什么反应?
车子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停下。小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墙皮斑驳,绿化带里杂草丛生。门口有几个老人在下棋,看到警车,都好奇地往这边看。
“沈远住在三栋201。”黄警官说,“我们的人已经守在楼下了,但没惊动他。”
周正帆点点头,跟着黄警官走进小区。三栋在小区最里面,楼道很暗,墙壁上贴满了小广告。
走到201门口,黄警官轻轻敲门。
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谁啊?”
“社区居委会的,来看看您。”黄警官说。
门开了。一个瘦小的老人站在门口,头发全白,背有些驼,脸上布满皱纹。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手上都是老茧和裂口。
但周正帆一眼就注意到,他的左手小指缺了一截。
“沈老,您好。”周正帆上前一步,“我是从您老家来的,想跟您聊几句。”
沈思远——或者说沈远——的眼神突然变得警惕:“我老家?我老家没什么人了。你们找错人了吧。”
“没找错。”周正帆拿出那张1970年的合影,“您认识这上面的人吗?”
沈思远接过照片,手开始发抖。他看着照片,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抬起头,眼睛里已经有泪光。
“你们……是梁启明叫你们来的?”他问。
“是,也不是。”周正帆说,“梁老告诉我们您可能还活着,但我们来找您,是为了查清一个案子。一个牵扯到很多人命的案子。”
沈思远沉默了很久,最后让开门口:“进来吧。”
房间很小,不到二十平米,但收拾得很干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是全部家具。桌子上摆着修鞋的工具和一些旧书。
“坐。”沈思远指了指唯一的两把椅子。
周正帆和孙振涛坐下,其他人站在门口。
“沈老,这些年您受苦了。”周正帆说。
“苦不苦的,习惯了。”沈思远在床边坐下,“你们想问什么?问吧。”
“1975年,您去深圳见王守仁,发生了什么?”
沈思远的表情变得痛苦。他闭上眼睛,像在回忆最不愿想起的往事。
“那天晚上,我去见他。”他的声音很轻,“我拿出账本,说要举报他。他笑了,说‘小子,你以为凭这个就能扳倒我?’。然后他叫了几个人进来,把我按在地上,打了一顿。”
周正帆的心揪紧了。
“打完之后,他跟我说,给我两条路。”沈思远继续说,“第一条,把账本交出来,他送我出国,给我一笔钱,但永远不能回来。第二条,我和我的家人,都别想活。”
“您选了第一条?”
“我选了第一条。”沈思远苦笑,“但我留了个心眼。我把账本原件给了他,但复印件早就寄出去了。我以为这样能保住命,也能让他受到惩罚。但我太天真了。”
“怎么了?”
“我出国的手续办到一半,突然被取消了。”沈思远说,“王守仁派人告诉我,说我耍花样,他不信任我了。然后我就被关了起来,关在深圳郊区的一个房子里,关了三个月。”
三个月……周正帆想起老李说的,沈思远在招待所住了三天就失踪了。原来是被囚禁了。
“后来呢?”
“后来有一天,看守我的人突然都走了。”沈思远说,“我趁机逃了出来。不敢回老家,也不敢去大城市,就一路往南走,最后到了珠海。在这里隐姓埋名,一躲就是五十年。”
五十年的逃亡生涯,五十年的隐姓埋名。周正帆无法想象,这些年沈思远是怎么过来的。
“那账本的复印件呢?您寄给谁了?”
“寄给了省纪委。”沈思远说,“但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后来我想明白了,王守仁在省里有人,我的举报信根本到不了领导手里。”
周正帆想起了徐文斌说的,王守仁在省纪委有“关系”。五十年前是这样,五十年后还是这样。这张网,织得真够密的。
“沈老,我们现在在查王守仁和王文。”周正帆说,“他们已经涉嫌多起犯罪,包括金光化工爆炸案。我们需要您的证词,需要您站出来指证他们。”
沈思远看着他,眼神复杂:“我站出来?我一个修鞋的老头,说的话有人信吗?”
“有证据就有人信。”周正帆说,“您当年寄出的举报信,虽然被截了,但您手里应该还有备份吧?还有,您记不记得账本的具体内容?”
沈思远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打开最
“五十年来,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他把油纸包放在桌上,“梦见王守仁的人找到我,梦见我被抓回去。但我一直留着这个,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查他们。”
周正帆小心地打开油纸包。里面是一本手写的笔记本,纸张已经发黄变脆,但字迹还很清楚。封面上写着“工作记录”,但翻开里面,是详细的账目——时间、地点、人物、金额,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这就是沈思远记了六年的账本,记录了王守仁从1969年到1975年的所有违法违纪行为。
有了这个,再加上梁启明的摘要、老李的U盘、徐文斌的交代,整个证据链就完整了。
“沈老,谢谢您。”周正帆郑重地说,“您保存的这份证据,可以帮很多人讨回公道。”
沈思远摇摇头:“我只希望,我五十年的逃亡,没有白费。”
周正帆站起来:“沈老,您愿意跟我们回去吗?指证王守仁和王文,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审判。”
沈思远沉默了。五十年了,他习惯了隐姓埋名,习惯了提心吊胆。现在要他重新站到阳光下,面对那些他害怕了半辈子的人,需要巨大的勇气。
但最后,他还是点了点头。
“我去。”他说,“为了那些被他们害死的人,为了我五十年的逃亡,也为了……为了启明和卫国。他们应该知道,当年我没有背叛他们,我只是……只是太害怕了。”
周正帆握住他的手:“沈老,您很勇敢。比很多人都勇敢。”
离开沈思远的住处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南方的夕阳很温柔,把整个小区染成金色。
周正帆站在楼下,看着这个老人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简陋,但干净;清贫,但尊严。
有些人,即使被生活压弯了腰,脊梁也依然是直的。
手机响了,是郑向东打来的。
“正帆,你在哪里?”
“珠海,刚找到沈思远。”周正帆说,“他愿意作证,手里有完整的证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好,很好。但是正帆,省里刚开了个紧急会议,关于王守仁的问题……有了新的决定。”
周正帆的心一沉:“什么决定?”
“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差,决定……不予立案,改为内部处理。”郑向东的声音很艰难,“责令他做出深刻检查,退缴违法所得,但不再追究法律责任。”
周正帆握紧了手机:“郑书记,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二十四条人命,就这么算了?意味着五十年的罪恶,就这么轻轻放下了?”
“正帆,你别激动。这是省里集体研究决定的,我也……”
“您也同意了?”周正帆打断他,“郑书记,您忘了您当初是怎么教我的吗?‘为官一任,不求青史留名,但求问心无愧’。您现在问心无愧吗?”
电话那头很久没有声音。
“正帆,我理解你的心情。”郑向东终于说,“但政治有时候就是这样,需要权衡,需要妥协。王守仁的级别太高,牵扯太广,如果动他,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省里也是从大局出发……”
“大局?”周正帆冷笑,“郑书记,什么是大局?是二十四条人命不算大局?是司法公正不算大局?还是说,某些人的政治前途,比人命和公正更重要?”
“正帆!你说话注意分寸!”
“对不起,郑书记,我今天可能真的过分了。”周正帆说,“但我不会放弃。如果您和省委决定放过王守仁,那我就向上反映。市里不行就省里,省里不行就中央。我相信,在这个国家,总有一个地方,还讲法律,还讲公道。”
他挂断了电话。
夕阳西下,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孙振涛走过来,担心地看着他。
“周组长,怎么了?”
“省里决定不追究王守仁的法律责任。”周正帆说,“内部处理,检查了事。”
孙振涛的脸色也变了:“那……那我们怎么办?”
“继续查。”周正帆的声音很坚定,“把所有证据整理好,形成完整的报告。然后,我亲自去北京。”
“去北京?”
“对,去北京。”周正帆看着远方的天空,“我要把这份报告,送到该送的地方。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在这个国家,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不管他级别多高,背景多深。”
他转身走向车子:“走吧,回江市。我们还有最后一场仗要打。”
车子驶离小区,驶向机场。周正帆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这条路很难,很危险,可能会断送他的政治前途,甚至可能危及他和家人的安全。
但他必须走下去。
因为这是对那二十四条人命的交代,是对沈思远五十年逃亡的交代,是对所有相信正义的人的交代。
更是对他自己良心的交代。
第三节最后的选择
晚上八点,江市,省军区医院。
周正帆回到病房时,林薇和小雨已经醒了,正在吃晚饭。看到他回来,小雨放下筷子就跑过来:“爸爸!”
周正帆抱起女儿,虽然左肩的伤口被扯得生疼,但他还是笑着:“小雨乖,今天感觉怎么样?”
“我好多了。”小雨搂着他的脖子,“妈妈说她也好多了。爸爸,你的事情办完了吗?”
“还没完,但快了。”周正帆把女儿放下,走到林薇床边,“感觉怎么样?”
“还好,就是还有点后怕。”林薇握住他的手,“正帆,我听说……听说王文被抓了,王守仁也被控制了?”
“嗯。”周正帆点点头,“但事情还没结束。省里有些人想保王守仁,只追究王文一个人的责任。”
林薇的脸色变了:“那怎么办?那些死去的人怎么办?”
“我会想办法。”周正帆说,“薇薇,我可能要做一件很冒险的事。如果失败了,我的政治生涯可能就结束了,甚至……甚至可能影响到你们。”
林薇看着他,眼神很平静:“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和小雨支持你。我们不要什么荣华富贵,只要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周正帆的眼眶发热。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谢谢你,薇薇。”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小心。”林薇说,“我们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不能再失去第二次。”
“我答应你。”
晚上九点,周正帆来到专案组的临时办公室。所有人都在,气氛凝重。
“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周正帆站在白板前,“省里决定不追究王守仁的法律责任。这意味着,我们这七天的工作,可能白费了。”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所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有的甚至差点付出生命。现在上级一句话,就可能让一切付诸东流。
“但我不打算放弃。”周正帆继续说,“我已经决定,明天带着所有证据去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这很冒险,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可能会断送我的前程。所以,我不勉强任何人跟我一起去。愿意留下的,我感谢;想退出的,我理解。”
孙振涛第一个站起来:“周组长,我跟你去。这个案子查到现在,已经不是您一个人的事了。那些死去的人,那些受伤的人,那些像沈思远一样躲了五十年的人,他们都需要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