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3章 分拆上市潮（1/2）
第533章：分拆上市潮
2003年6月，香江联交所
交易大厅的电子屏闪烁着令人眩晕的数字。上午九点三十分，开市钟声敲响。代号“00938.HK”的股票开始交易——建国通信，发行价18.8港元。
屏幕上的数字开始跳动：19.2，20.5，22.8，25.3……
交易大厅隔壁的观礼室里，六十七岁的李建国平静地看着这一切。身旁，建国通信CEO张振华的手心已经出汗。
“李董，破25了……”张振华声音发颤。
“意料之中。”李建国端起茶杯，“TD-SCDMA成为国家3G标准，我们在核心专利上的布局，市场看得懂。”
屏幕上的数字还在攀升：28.6，30.2，32.8。开盘半小时，涨幅超过75%。
这是建国集团旗下第一家分拆上市的公司。2000年李建国力排众议投入通信领域时，没人想到三年后这家公司能站在港交所敲钟。更没人想到，它承载的中国自主3G标准故事，能让国际资本如此疯狂。
“张总，该去接受采访了。”秘书轻声提醒。
张振华看向李建国，后者点点头：“去吧，你是公司CEO，今天你是主角。”
媒体室里挤满了记者。张振华刚坐下，问题就如潮水般涌来：
“张总，建国通信目前估值超过600亿港元，是否被高估了？”
“TD-SCDMA标准何时能大规模商用？有具体时间表吗？”
“华为、中兴也在布局3G，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张振华深吸一口气，想起昨晚李建国对他说的话：“回答问题时记住三点：第一，技术优势要讲实，专利数量、测试数据、商用进度；第二，市场前景要讲大，中国4亿手机用户的升级需求；第三，格局要讲高，打破外国通信技术垄断的国家意义。”
他调整话筒：“关于估值，我想提供几个数据：建国通信目前拥有TD-SCDMA核心专利127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18项；我们在京都、上海、广州的试验网已稳定运行两年；与中国移动的商用合同正在谈判中，预计年内签署。至于华为、中兴，他们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共同推动TD产业链成熟。”
回答滴水不漏。现场的投行分析师们快速记录。
同一时间，深圳，建国电子总部
刘峰和团队围在电视机前，看着港交所的直播。当建国通信市值突破700亿港元时，办公室爆发出欢呼。
“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一个年轻工程师兴奋地说。
刘峰却保持着冷静。他手里拿着刚刚下线的“麒麟K3”样机——这是第三代产品，触摸屏更加流畅，操作系统优化了内存管理，电池续航提升到两天。但销量呢？前两代加起来不到一百万台，而诺基亚一年卖两亿台。
桌上的电话响了，是李建国从香江打来的。
“刘峰，看直播了吗？”
“看了，李董。恭喜！”
“不用恭喜他们，准备你们自己。”李建国声音清晰，“国庆节后，启动建国互联的上市筹备。我要你们去纳斯达克。”
刘峰握电话的手一紧：“纳斯达克？可是我们还没盈利……”
“所以要讲未来的故事。”李建国说，“智能手机会颠覆功能机，触摸屏会取代键盘，移动互联网会改变一切——这个故事，美国人听得懂。把数据准备好：用户增长率、应用商店下载量、开发者数量。亏损不重要，重要的是增长速度。”
挂断电话，刘峰看向团队：“兄弟们，听到了吗？我们要去纳斯达克了。”
办公室里先是一静，然后爆发出更大的欢呼。但刘峰心里清楚，去美国上市意味着更严格的监管、更挑剔的投资者、更透明的信息披露。建国互联必须脱胎换骨。
2003年10月，纽约，华尔道夫酒店
建国互联的上市路演在这里举行。能容纳两百人的宴会厅座无虚席，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等顶级投行的分析师济济一堂。
刘峰穿着合身的西装，站在投影前。他三十七岁，但两鬓已经有了白发——这是三年研发“麒麟”付出的代价。
“各位，在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看一样东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台银色手机，正是“麒麟K3”。
台下响起低语。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实物。
“三年前，我们说要做智能手机。很多人笑我们，说中国公司只会山寨。”刘峰举起手机，“今天，我可以用它打电话、发邮件、上网、玩游戏。更重要的是——”
他切换PPT，大屏幕上出现数据曲线：“我们的应用商店‘麒麟市场’，上线一年，应用数量从0增长到5000个，开发者从0增长到8000人。用户每月下载应用次数，从0增长到3000万次。”
分析师们快速记录。
“我知道各位会问：你们还在亏损，凭什么上市？”刘峰目光扫过全场，“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在卖手机，是在建设生态。当中国4亿手机用户开始从功能机转向智能机时，谁掌握了操作系统，谁掌握了应用生态，谁就掌握了未来。”
提问环节，一位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尖锐地问：“刘先生，苹果也在研发智能手机，据传明年会发布产品。你们如何与苹果竞争？”
全场安静。这个问题直击要害。
刘峰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苹果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但我想提醒各位：中国市场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用户需要双卡双待，需要手写输入，需要更便宜的流量套餐。麒麟系统从第一天就是为中国用户设计的。而且——”
他提高声音：“我们对中国开发者的支持，是任何外国公司做不到的。一亿元的开发者基金，完全免费的开发工具，优先的推广资源。这就是我们的护城河。”
路演结束后的反馈表显示：机构认购意向超出发行规模五倍。承销商高盛建议将发行价从原定的16美元上调到20美元。
当晚，刘峰在酒店房间向李建国汇报。
“20美元？他们还真敢要。”李建国在电话里笑了，“不过既然市场认可，就按这个价发。但刘峰，你要记住，上市不是终点。拿了美国人的钱，就要对美国股东负责。以后每个季度都要交成绩单，压力会比现在大十倍。”
“我明白，李董。”
“还有，上市募集的资金，70%必须投入研发。我要看到‘麒麟K5’有突破性创新，要看到应用商店生态真正形成闭环。如果只是炒高股价套现，那我宁可不上市。”
2004年3月，纳斯达克
纽约时代广场的巨大屏幕上，“JGI”（建国互联）的代码第一次出现。发行价22美元，开盘价26.5美元，收盘价31.2美元。市值：85亿美元。
这个数字让整个硅谷震动。一家尚未盈利的中国公司，市值超过了当时很多美国科技巨头。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智能手机的纳斯达克奇迹：建国互联首日暴涨42%”。
刘峰在交易大厅外接受采访时说：“这不是奇迹，这是对未来的投票。投资者投票相信，智能手机时代来了，而中国公司能在这个时代扮演重要角色。”
2005年9月，双重上市
这一次，主角换成了建国新能源。
与通信和互联网不同，新能源的故事更难讲——光伏发电成本仍然高于煤电，技术路线仍在探索，市场需求靠政府补贴。但李建国选择了一个巧妙的方式：港股和纳斯达克同时上市。
“为什么要两地上市？”上市前的最后一次筹备会上，赵雅琴不解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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