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开恩科，揽英才（1/2）

圣旨如一块投入死水潭的巨石，激起的不仅是涟漪，更是滔天巨浪。“无论出身，唯才是举”八字，仿佛带着雷霆万钧之力，瞬间撕裂了笼罩在帝国仕途上空数百年的阴云，让一线前所未见的阳光，直直照进了无数被遗忘的角落。

最先沸腾的，是那些素来被排除在“清流”之外的群体。江南富庶之地的商贾巨室，家中虽堆金积玉，却历来被视作“铜臭之辈”，子弟即便饱读诗书，也难逃“品第不高”的讥讽，捐官得来的虚衔更是毫无实权，被士林耻笑。如今，圣旨明言“含商贾”，许多家主捧着抄录的旨意文字，双手颤抖，老泪纵横。苏州丝商周老爷，当即命人打开祠堂，告慰先祖，转身便重金延请西席，严令族中适龄子弟全部闭门苦读，尤其是以往被视为“奇技淫巧”的算学，更被提到了与经义同等重要的位置。“机会！这是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的千载良机！”类似的场景，在各大商埠不断上演。资本的力量开始涌动，原本投资于土地兼并或奢侈消费的银钱，大量转向了家族教育投资，一时之间，知名的算学、律法先生身价倍增，洛阳纸贵。不仅是大商人，连中小商户也闻风而动，他们或许请不起名师大儒，却也纷纷将孩子送入新开设的务实学堂，或集资共建学舍，聘请教习。一种前所未有的、以实用学问为敲门砖的向上流动渴望，在商贾阶层中如火燎原。他们不仅要财富，更要地位，要话语权，要子孙后代摆脱那如影随形的“贱籍”烙印。

寒门学子更是如同久旱逢甘霖。他们散落在帝国广阔的乡村、边陲小镇，家境贫寒，买不起浩如烟海的经史典籍，更无缘得到名师大儒的指点，只能靠着零星借阅和超乎常人的毅力艰难求学。圣旨传开，无数破旧的茅屋柴扉内，响起了压抑不住的欢呼与哭泣。河北沧州，一个名叫陈禾的年轻书生，听到乡塾先生激动地宣读圣旨内容后，猛地冲回家中，对着病榻上咳血的母亲重重磕了三个响头：“娘！朝廷开恩科了！不论出身！儿有机会了！儿一定刻苦用功，考取功名，给您请最好的大夫！”母亲枯瘦的手紧紧攥住儿子的衣袖，浑浊的眼里迸发出惊人的亮光。类似陈禾这样的故事，在帝国上下不知凡几。他们点不起油灯，便就着月光积雪苦读；买不起新书，便一遍遍抄写借来的残卷；没有名师指点，便三五成群，相互切磋辩论，将每一份可能找到的旧日考题、名家心得反复咀嚼。一股憋屈了太久、渴望改变命运的巨大能量，开始从社会最底层汇聚、升腾，目标直指即将到来的恩科。他们或许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眼中燃起的光，却比任何灯火都要明亮。这股力量如此质朴，又如此坚韧，他们珍视这或许是此生唯一的机会，准备用全部的汗水与心血去搏一个未来。

而那些因各种原因归附帝国的部族、降臣子弟，原本处于政治身份的尴尬夹缝中，晋升无望，此刻也看到了融入帝国核心权力圈的希望。北疆归降部落首领的儿子阿勒坦，自幼仰慕中原文化，却深知自己“异族”身份难登大雅之堂。得知圣意后，他连夜召集幕僚中通晓中原典章制度的汉人先生，指着律法和农工实务科目，目光灼灼：“这些，才是治理部众、安定边疆的实学！我要学，还要学得比谁都好！”在西南，一些土司子弟也开始行动，他们不仅学习中原经典，更注重研究如何将帝国律法与地方习惯法结合，如何推广农耕技术改善属地民生。这意味着一种更深层次的认同与归化，通过仕途通道，将帝国的边缘力量牢牢吸附至中心。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个人的前程，更是整个部族或群体在帝国新秩序中找到位置、获得保障的途径。他们的备考，带着鲜明的实用主义和融合色彩，渴望成为连接帝国中央与边疆地方的桥梁。

然而，阳光越是炽烈，照出的阴影便越是浓重顽固。以崔、王、谢、李等为首的世家门阀，在经历最初的惊愕与不敢置信后，迅速从圣旨的字里行间，嗅到了足以动摇家族百年根基的危险气息。数百年来，他们通过联姻、师生、同乡等关系织就了一张几乎覆盖整个帝国上层的大网，垄断了经义解释权、清议话语权和最主要的入仕通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不仅是现状，更是他们竭力维护的秩序。如今，这“无论出身”四字，无异于要拆解这张大网的根基；“唯才是举”且重杂学，更是对他们所垄断的文化资本与选拔标准的直接挑战。

“荒谬！简直荒谬绝伦！”崔氏家族的族长，三朝元老崔琰（虽已致仕，但影响力犹在）在府中书房将茶盏摔得粉碎，对着前来商议的几位族老和门生故吏，气得胡须直颤，“科举取士，乃为国家遴选栋梁，维系斯文一脉之根本！经义大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岂是算账、断案、奇巧之技可比？如今竟要与贩夫走卒、归化蛮夷同场较技，置天下士人颜面于何地？置祖宗法度于何地？！”他的愤怒，代表了旧秩序维护者最直接、最本能的反应。恐惧与傲慢交织，使他们难以平静接受变革。

琅琊王氏的代表，现任礼部侍郎王衍，面色阴沉如水，声音却保持着世家特有的矜持与冷冽：“陛下求才若渴，锐意革新，其心可嘉。然，‘唯才是举’若失却‘德行之本’，恐非国家之福。商贾重利轻义，寒门见识短浅，归降者心性未测，若使其大量涌入朝堂，必致风气败坏，纲纪松弛。且骤然增设杂学，削弱经义，长此以往，圣人之道谁人传承？国之基石，恐将动摇。”他的话，巧妙地将家族利益包装成了对国家命脉和文化传承的担忧，立刻引起了在场众多传统士人的共鸣。这种论调更具迷惑性，它不直接反对“才”，而是强调“德”与“道”的优先性与特殊性，将世家长期垄断的经义教育等同于“德”与“道”的唯一正源，从而在理论上将新兴竞争者置于“缺德”“无道”或至少是“德道不纯”的劣势地位。一场无声却激烈至极的对抗，在圣旨下达后迅速展开，从朝堂到乡野，从舆论到实务，无处不在。

冲突首先在舆论与话语权的层面爆发。门阀世家数百年来把持文化解释权和清议风向，其力量首先体现在舆论上。很快，各种非议、质疑的声音开始在京畿士林圈中流传，并通过书信、诗会、清谈等形式，向地方辐射。

一种论调是“道器之辩”。他们高举“君子不器”的大旗，宣称治国重在“道”（儒家经典伦理），而非“器”（具体技能）。精通算学，不过是胥吏之才；熟稔律法，无非刀笔之吏；知晓农工，更属末流。真正的经世大才，当通晓圣贤微言大义，明乎天道人心，岂能本末倒置？这种论调极具迷惑性，许多深受传统教育影响的读书人，即使出身寒微，内心也未必完全认同与“贱业”同科，他们自幼被灌输的价值观在此刻产生了激烈的内耗。

另一种论调则是“出身有论”。他们表面上不直接反对“不论出身”，却不断强调“诗礼传家”、“家风清正”的重要性，暗示寒门、商贾缺乏必要的道德教养和礼仪熏陶，骤然跻身高位，难以胜任，甚至会带坏官场风气。私下里，更恶毒的流言也开始传播：某寒门学子为备考卖妻鬻子，某商贾子弟挥金如土贿赂考官（尽管恩科尚未开始），某归降者子弟心怀叵测云云。试图从道德层面将新的竞争者“污名化”，营造一种“让这些人做官是危险的、不体面的”潜在共识。

还有针对考试内容本身的攻击。“经义乃学问之本，弱化经义，无异于自毁长城。”“算学、律法、农工，自有专门衙署胥吏操持，何须进士及第者亲为？此乃淆乱朝廷职司，浪费人才！”他们试图将新政描绘成一种降低选官标准、破坏政治传统的草率之举，质疑其必要性与合理性，煽动那些以精通经义为傲的传统士人的不满情绪。

面对这些汹涌的暗流，寒门、商贾等新兴群体在最初的激动过后，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缺乏发声的渠道，更难以在学术话语上与积淀深厚的世家抗衡。但沉默不代表屈服。江南数位颇有声望的致仕官员（本身或出身商贾，或同情寒门），联名写了一份《广开才路疏》，引经据典，论证历代贤才多有出身微末者，如伊尹、傅说、管仲等，且实务之学关乎国计民生，不可或缺，并举前朝因忽视实务而导致的财政、司法、民生积弊为例。这份奏疏通过特殊渠道递到了沈璃的案头。同时，底层学子用最朴素的方式回应：更加玩命地苦读。他们或许辩不过那些满口之乎者也的名士，但他们相信，考场上见真章。一些地方也开始出现自发组织的“务实文会”，寒门、商贾子弟聚集，互相传授算学技巧，分析律例案例，讨论农工见闻，以集体的力量弥补资源的不足。这些行动虽微，却如星星之火，在旧舆论的铁幕下悄然闪烁。

舆论战之外，更实质的冲突在权力运作的各个环节悄然展开，这是旧势力维护既得利益的真正战场。

首先是主持恩科的考官人选。按照惯例，主考、同考官多由清望高的翰林、部院大臣担任，这些人几乎都与世家大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开始活动，试图推荐“稳重持正”、“深孚众望”（即倾向于传统经义取士）的人选担任要职，以期在阅卷录取环节，能够对偏重实务的考卷进行“技术性”压制，或提高经义策论的评分权重。他们游说于各部院之间，陈说利害，暗示若让“激进务实”派主导考试，将导致“斯文扫地”，帝国选官将失去其应有的庄严与高度。

其次是在考试内容的具体落实上。圣旨只给出了方向，具体各科占比、出题范围、评判标准，需要礼部、国子监等部门详细拟定。这些衙门里，充满了门阀的子弟与门生。他们开始在细则上做文章：比如，极力压缩算学、律法等“新科”的题目数量和分值，试图将其边缘化为“点缀”；在经义考题中，故意选择那些偏僻、需要家学渊源或特定师承才能深入理解的章句，让缺乏藏书和名师指导的寒门学子望题兴叹；在实务策论题上，出一些大而无当、偏重理论阐释而轻具体对策的题目，如“论王道之本”、“述教化之源”，让缺乏实际政务经验和高层视野的寒门、商贾子弟难以发挥，反而有利于那些熟悉经典宏论、善于辞章的世家子弟。他们试图在规则框架内，最大限度地扭曲新政的本意，使其向旧轨道偏斜。

再者，是对备考资源的封锁与对新兴力量的打压。世家大族藏书楼汗牛充栋，更有历代科举心得、名家注释孤本。以往，这些是绝不外传的秘宝。如今，封锁更为严密。同时，他们利用影响力，对一些敢于公开讲授算学、律法，或为寒门学子提供便利的民间书院、塾师施加压力，或利诱，或威逼，迫使其转向或闭馆。某些地方官学，也被暗示不得过分鼓励学生钻研“杂学”。

甚至，在地方上，一些权势煊赫的旧族，开始对本地冒尖的寒门、商贾子弟进行软硬兼施的“规劝”或打压。轻则通过乡绅、族长暗示“科举水深，非尔等可涉”，“安心本业方是正道”；重则制造事端，如诬陷其家人涉及诉讼、纵容恶仆骚扰其家宅、买通地痞破坏其清静，甚至勾结胥吏以莫须有的罪名短暂拘押，破坏其备考环境和心态。河北那个陈禾，就曾莫名被卷入一场邻里田产纠纷，对方突然发难，声称陈家祖上曾欠下巨债（实为伪造借据），差点将陈禾拘入县衙，耽误备考，幸得一位偶经此地、微服察访的监察御史过问，细查之下发现破绽，才得以脱身。这背后，未必没有当地与崔氏有旧的豪绅的影子，意在杀鸡儆猴，震慑其他跃跃欲试的寒门子弟。

然而，女帝沈璃对此并非没有预料，更非没有准备。朝堂之上，每一次关于恩科细则的讨论，都成了新旧观念交锋的战场。以王衍为代表的保守派官员，引经据典，步步为营，试图将新政拉回他们熟悉的轨道，至少是最大限度地保留经义的核心地位和出身（隐性的）考量。

沈璃端坐龙椅，冷静地听着双方的辩论。她深知，这道圣旨触动的是盘根错节数百年的利益网络，不可能一帆风顺。阻力，正在她的预料之中，也是她用以进一步辨明忠奸、巩固权力、推动改革的试金石。她没有在初期就动用皇权进行粗暴的压制，那样只会激起更强烈的隐形反抗，且不利于真正选拔出有胆识、能任事的人才。她采取了多管齐下、步步为营的策略，既展现决心，又讲究策略，既坚持原则，又留有转圜余地，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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