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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大山里走出的优秀教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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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大山里走出的优秀教师

文/树木开花

下过雨,天色沉得发闷,铅灰的云层压着远处山的脊梁。办公室里只剩刘伟一个人,他刚批完一沓周末的英语试卷,揉了揉发涩的眼角,准备收拾东西回家。手指碰到抽屉锁,他顿了顿,还是拉开了。里面很空,几本用了多年的备课本,一摞泛黄的毕业照,最上面,是一张摊开的大幅中国地图,纸张边缘已经起了毛边,一些地方用红笔细细地圈了出来。

退休报告上周就交上去了。三十八年,像山涧的水,哗啦啦一声,就这么流过去了。

他拈起那张地图,目光掠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地名,最后落在西南角那片深绿色的、褶皱特别密集的区域。那里有一个用更深的红笔标记的小点,是他出生的村子,木叶村。视线有点模糊,他仿佛又听到了那轰隆隆、永不停歇的溪水声,冰冷的水汽似乎正扑面而来。

那是他人生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吗?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的人生,差一点就在那哗啦啦的溪水里,打了个转,彻底沉没了。

关于他来到这个世界最初的那个月,以及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是后来很多年里,由不同的人,像拼凑碎片一样,一点点讲给他听的。

那年月,木叶村深藏在黔北的褶皱里,穷,且闭塞。刘家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刘伟是老三。添丁本是喜事,但在连红薯都吃不饱的年景,就是三张嗷嗷待哺的嘴,是沉重的负担。据说,有人眼红他家劳力多,又嫉恨他父亲在队里得了表扬,积了怨。

他刚满月没几天,一个雾气浓重的傍晚,有人趁他母亲去溪边洗衣服的工夫,摸进了家门,把襁褓中的他偷偷抱走了。那人抱着他,一头扎进了暮色沉沉的深山。不知走了多久,直到听见轰隆的水声,那人把他——那个裹在破旧蓝布襁褓里、仅仅一个月大的婴儿——放在了溪边一块冰凉、光滑的大青石上。

溪水就在咫尺之遥,哗啦啦,哗啦啦,喧闹着,又冷漠着。山里的夜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婴儿细弱的哭声很快就被水声和林间的风声吞没。

也是他命不该绝。同村的放牛人王老贵,白天一头犟牛钻进了山林深处,他没寻见,不甘心,晚上提着昏暗的防风煤油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又摸了进来。他循着平日里牛常走的道,喊着牛的名字,心里又急又怕。山里夜晚多精怪传说,他提着心,竖着耳朵。

忽然,他好像听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哭声,断断续续,夹杂在水声里。他汗毛倒竖,以为是撞上了“山魈”或是“哭夜郎”,吓得差点扔了灯就跑。但那哭声细弱,却执着。王老贵定了定神,咬咬牙,举着灯,循声小心翼翼地向溪边摸去。

煤油灯昏黄的光圈在黑暗中摇曳,终于落在那块大青石上。哪有什么精怪,分明是一个小小的、裹在蓝色襁褓里的婴儿!小家伙冻得脸色发青,哭声已经嘶哑,小手脚在冰凉的石头上无力地蹬动着。只要再往旁边翻滚半尺,就会掉进湍急的溪水里,瞬间被冲走。

王老贵后来总说:“我的个天爷哎!心都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他赶紧扔掉手里的棍子,几步冲上去,把那冰凉的襁褓紧紧搂进自己汗涔涔、带着牛粪和烟草味的怀里。

他在自家那昏暗的土屋里,把这个捡回来的“小东西”养了一个星期。用米汤一点点喂,用自己的破棉袄捂着。村里很快传开了,刘家也听到了风声。他那个一向沉默倔强的父亲,和哭得眼睛像桃子的母亲,一起来到王老贵家。母亲从他手里接过孩子,撩开襁褓,看到他右耳背后那颗小小的、朱砂色的痣,“哇”一声哭了出来,紧紧把他箍在怀里,几乎要让他窒息。

父亲没说什么,只是重重地拍了拍王老贵的肩膀,眼眶红得吓人。

是谁抱走了他?成了一桩无人追究、也无从追究的公案。在大山深处,有些恩怨,像山间的雾,来得快,去得也快,最后只留下一些湿漉漉的痕迹,印在人心上。

刘伟在木叶村和环绕它的莽莽大山里,磕磕绊绊地长大了。

到了读小学的年纪,学校在十几里外的乡场上。天不亮就要起床,揣上两个蒸红薯或者一块苞谷粑,和同村的几个孩子一起,走上那条蜿蜒在悬崖和密林间的山道。

那年春天,倒春寒,家里头天晚上就只剩一个很小的红薯,母亲偷偷塞给了他。走到半路,肚子就咕咕叫起来。他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三两口就把那小小的红薯吞了下去。走到名叫“擦耳岩”最险的一段时,饥饿感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他的胃,冷汗涔涔地冒出来,眼前的山路开始旋转、发黑。他脚下一软,整个人栽倒在路边的草丛里,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他感到一股辛辣的、带着怪味的汁液滴进喉咙。他艰难地睁开眼,看见同村放羊的哑巴爷爷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哑巴爷爷不会说话,咿咿呀呀地,把几颗挤烂的、紫黑色的“栽秧泡”(一种野草莓)塞进他嘴里,又递过来一个脏兮兮的军用水壶,里面是山泉水。酸甜的浆液和清冽的水,慢慢把他从虚无的边缘拉了回来。

哑巴爷爷扶着他,一直把他送到能望见乡场学校红旗的地方,才拍拍他的背,转身赶着他的羊群,消失在来时的山路里。刘伟看着那佝偻的背影,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在这条求学的路上,他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不止一次。

家里的光景始终艰难。作为半大的小子,他必须为家里分忧。父亲从山下蜂农那里赊来几箱蜜蜂,他负责照看。夏日午后,他戴着破斗笠,看着蜂群嗡嗡嘤嘤地出入,被蜇是常事,脸肿得像发面馒头。冬天,他们家在椴木上点种木耳,他每天清晨要去溪边挑水,喷洒在木耳棒上,手指冻得像透明的红萝卜。

收获的季节,父亲会把积攒的蜂蜜、干木耳、还有采来的草药,捆成两担。星期六下午,他就和父亲一人挑一担,走三十多里山路,到邻近一个稍繁华的镇子上去卖。

第一次去,他穿着草鞋,肩膀被扁担磨得又红又肿,火辣辣地疼。他看着父亲如何蹲在街角,如何用粗粝的手掌捧起蜂蜜给主顾看,如何用带着浓重乡音的、近乎卑微的语气和人讨价还价。“老板,你看看这蜜,多透亮!”“自家出的木耳,厚实得很,少一点嘛,图个开张。”

他学着父亲的样子,但开口就脸红,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有人欺负他年纪小,故意压价,他不知所措,急得快要哭出来。父亲在一旁替他解围,回头又低声教他:“刘伟,卖东西,腰杆要直,话要软,心里要有杆秤。”

那双草鞋,一趟来回就磨穿了底。母亲在油灯下,用旧布条和新的龙须草,默默地给他又编了一双。第二天,他的肩膀依然疼,脚步依然沉,但走在父亲身后,看着那同样消瘦却坚挺的脊梁,他好像咂摸出一点生活的滋味了——是汗水的咸,是脚板的疼,也是换回钞票和盐巴时,那一丝微弱的甜。

初中毕业,成绩优异的他,却再也无法继续学业了。家里实在供不起,两个哥哥也要成家。那一年的夏天格外漫长而沉闷。

一天晚饭后,父亲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艰难地开了口:“三儿……家里头,实在是……挖不下去了。外面,广东那边,听说……招工。”

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堵得慌。

他和村里几个年轻人,挤上那列着名的、拥挤不堪的“绿皮车”,像沙丁鱼一样,被运往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南方。车厢里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脚臭味,但他心里揣着一团火,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越来越平坦的田野,觉得未来似乎就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招手。

然而,广州站一下车,现实的冷水就劈头盖脸地浇下来。高楼大厦令人眩晕,人流车流让他无所适从。他们按照一个模糊的地址,找到一家所谓的“电子厂”。交了仅有的几十块钱“报名费”和“押金”,被塞进一个拥挤肮脏的工棚住下。第二天去上工,才发现那只是个作坊,工作环境恶劣,工钱也迟迟不发。

干了不到一个月,一天晚上,他们几个下工后去附近的小卖部打电话,回来路过一条昏暗的小巷。突然,几个黑影蹿出来,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匕首。

“把钱拿出来!”声音凶狠。

他们吓傻了。出来时挣的那点路费和生活费,缝在内裤口袋里的,都被搜刮一空。其中一个工友稍微迟疑了一下,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拳,鼻血瞬间涌了出来。歹徒抢走了他们所有的钱,连几件稍微像样的衣服也没放过。

歹徒消失在黑暗里,他们几个人瘫坐在冰冷的墙根下,像被抽掉了筋骨。身无分文,连那个黑心作坊也回不去了——工钱肯定是要不回来了。

怎么办?家里是断然没有脸面回去的。有人提议,去找老乡,去找救助站。可他们连一张完整的广东地图都看不懂。

绝望像南方的瘴气,一点点侵蚀着他们。最后,不知是谁,带着哭腔说了一句:“走……走回去吧?”

这个荒谬的、近乎不可能的念头,在当时竟成了唯一的选择。

他们开始了此生最漫长的一次跋涉——乞讨回家。白天,沿着铁路线或者国道,辨认着大致向北的方向走。饿了,就到路边的村子里,敲开那些低矮的房门,伸出肮脏的手,用几乎无人能懂的方言哀求:“伯伯,婶婶,给口吃的吧……”有时能得到半碗剩饭,一个冷馒头,有时只能换来一声呵斥和冷漠的关门声。渴了,就找稻田边的水沟,捧起浑浊的水喝。

晚上,蜷缩在别人的屋檐下,桥洞里,或者未完工的毛坯房里。南方的冬夜,湿冷刺骨,他们挤在一起,靠着彼此的体温勉强入睡。他永远记得,有一次,他们实在饿得走不动了,在一片收过后的红薯地里,用手拼命地刨,希望能找到一截被遗落的小红薯。指甲翻了,渗出血,泥土嵌进肉里,最终只找到几根细得像手指的根须,放在嘴里嚼,满是泥沙的涩味。

走了多少天?他记不清了,好像有一个世纪那么长。脸上、身上积满了污垢,衣服破烂不堪,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他们像一群游魂,在不属于他们的繁华地带边缘飘荡。

快到湖南境内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小货运站,停着许多北上的煤车。一个年纪稍大的工友眼里燃起一丝光:“扒车!扒煤车回去!”

夜晚,他们趁着站上工作人员不注意,偷偷爬上了一列看起来是往北开的运煤车。车厢里是厚厚的、冰冷的煤渣。他们蜷缩在煤堆里,火车开动时,凛冽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煤灰扑面而来,呛得人无法呼吸,很快,他们除了眼白和牙齿,全身都变得漆黑。但心里,却涌起一股逃离地狱般的、微弱的希望。

火车在不知名的小站停靠又启动,他们不敢下去,怕被甩下。饿了,就啃一口之前乞讨来的、已经硬得像石头的干粮;渴了,就接一点雨水,或者舔车厢铁皮上凝结的露水。

当火车终于在一个小站长时间停靠,他们看到站牌上写着“怀化”时,所有人都哭了。离家越来越近了。他们下了车,辨认方向,继续一边乞讨,一边步行。

整整十二天。当他看到木叶村那熟悉的、歪歪扭扭的村口老槐树时,他几乎认不出那是自己的家了。他踉踉跄跄地扑进家门,母亲正在灶间烧火,听到动静回头,看到门口站着一个黑瘦、破烂、像鬼一样的人,吓得手里的火钳“咣当”掉在地上。直到他嘶哑地喊出一声“妈”,母亲才“嗷”一嗓子哭出来,扑上来抱住他,母子俩哭成一团。

父亲站在一旁,嘴唇哆嗦着,半天,才重重叹了口气,转身去给他烧洗澡水。那一次,他在家躺了整整三天,才勉强缓过劲来。身上褪下了一层皮,像是蛇的蜕变,只是这蜕变,太过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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