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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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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乱极了。小莲的笑脸和阿英模糊的身影在脑子里打架。我知道爹娘的难处。那天晚上,我找到爹娘,提出了一个条件:‘亲事,你们定。娶阿英,也行。但结婚后,我要去当兵。’”

“娘愣住了。爹猛地抬起头:‘当兵?打仗要死人的!’”

“‘现在不打仗了,’我说,‘我想出去闯闯,不能一辈子困在这山沟里。而且,部队里能学技术,有前途。’我心里还有句话没说出来:只有走出去,才能改变这被贫穷和命运扼住的喉咙。”

“没想到,当媒人把话传给阿英时,她只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很清晰地说:‘他去当兵,我等他。家里老人,我照顾。’”

就这样,父亲用一场婚姻,换来了一个走出大山的机会,而母亲阿英,用她一生的承诺,接下了照顾家庭的重担。日记里,父亲写到去部队报到前,偷偷去修水库的工地远处望过一眼,看到小莲正和几个姑娘说笑,辫子在阳光下甩啊甩。他最终没有上前道别,转身走了。那一页的纸张,有些轻微的皱褶,不知是否是泪水浸染的痕迹。

父亲入伍了。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这个读过书、有文化、而且骨子里带着一股山里人韧劲的年轻人,很快脱颖而出。他训练刻苦,学习认真,从步兵到班长,再到排长。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一次重要的军事演习,或者说,是一场意外。

“那是一次跨昼夜实兵对抗演习,我们连担任穿插任务。夜里,暴雨倾盆,雷电交加,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在凌晨四点前抢占‘蓝军’纵深的‘304’高地。山路泥泞不堪,能见度极低。在通过一片原始森林边缘时,先头班踩中了猎人设置的、被暴雨冲露出来的老旧捕兽夹,有人受伤,队伍一下子滞留在暴露地带。”

“更糟糕的是,唯一的电台在暴雨中进水失灵了,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我们成了断线的风筝。连队干部紧急商议,有人主张原地等待天亮,有人建议派人原路返回联系。但时间不等人,任务就是命令。”

“就在这时,我猛地想起了当年在山上遇到豹子的那个夜晚。火!我们需要光,需要信号!我向连长建议,立即寻找干燥地带,收集一切可燃物,点燃三堆大火,呈三角形排列,这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也是我们当时能想到的、最可能被后方观察所发现的方式。”

“连长犹豫了一下,因为点火可能暴露目标。但眼下,与上级失联、任务受阻是更大的危险。他同意了。我们迅速行动,用雨衣和身体护住一些相对干燥的树枝,又找到了一个岩缝,里面有些枯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火,终于在一片暴雨中艰难地燃起来了!三堆火,在漆黑的雨夜里,顽强地跳动着。”

“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三堆火,被后方焦急寻找我们的师指挥部观察哨发现了!不仅派出了医疗队救援伤员,还立即调整了作战方案,通过其他频道引导我们连队,最终我们按时抵达了指定位置,完成了穿插任务。战后总结,团里给我记了二等功。表彰词里写的是:‘临危不乱,机智果敢,在极端恶劣条件下,创造性地利用现有条件达成通信联络,为保障演习任务完成做出突出贡献。’”

“其实,我当时脑子里什么都没想,就是想起了那片山林,那堆火,和那双绿莹莹的豹子眼睛。”

这次立功,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他被保送进入军校学习,系统学习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毕业后正式担任了连长。他的军旅生涯,看似一片坦途。但日记里,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对家的牵挂。

“收到阿英的信了,字歪歪扭扭,是她自己学的。信里说,娘的风湿病又犯了,阴雨天就疼得下不了炕;说弟弟在学校跟人打架,打破了头;说她种的那片南瓜,结了好几个大的,都留着等我回去吃……信纸上有几处模糊的水渍,不知道是她的眼泪,还是送信时淋的雨。”

“我心里堵得难受。说好退伍就回去,可军校学习,部队任务,一件接一件。当初答应她,只是‘等我’,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七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她把最好的年华,都耗在了那个贫瘠的山村里,替我尽孝,替我持家。我欠她的,太多了。”

“今天,看着新兵蛋子们兴高采烈地给家里写信,我又想起了阿英。她这辈子,连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有。我甚至有些记不清,她具体长什么模样了,只记得她答应等我时,那双异常平静又坚定的眼睛。”

七年。我默默计算着。母亲嫁过来时十八岁,父亲复员时,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在那个年代,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等待。我印象中的母亲,总是沉默寡言,手脚不停地忙碌着,脸上带着操劳过度的疲惫,但眼神深处,确实有一种难以撼动的平静。原来,那平静之下,埋藏着如此深重的岁月与孤独。

父亲最终选择了复员,没有继续留在部队追求更高的晋升。日记里,他写道:“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是继续服役,还是转业地方。我想了很久。阿英的七年等待,爹娘日渐衰老的身影,还有那个我只在照片上见过的、已经会满地跑的侄子(指的是我大哥)……该回去了。家,需要我。”

他被分配到了县工商局,成为一名干部。从硝烟(演习)弥漫的战场到琐碎繁杂的地方工作,父亲似乎过渡得很自然。他依旧保持着军人的作风,早起,把被子叠成标准的“豆腐块”,办公桌永远整洁有序,下乡检查市场时,步履生风,态度严谨,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有一次,一个远房表叔提着一篮子鸡蛋来找父亲,想让他帮忙通融一下,给他那个不符合条件的小作坊办个营业执照。父亲脸色一沉,硬是把鸡蛋塞了回去,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一顿,说什么“原则问题不能交易”。表叔气得脸色铁青,摔门而去,背后没少说父亲“忘本”、“架子大”。

这些事,我当时也隐隐听说过,觉得父亲太不近人情,让我们在亲戚面前很难做人。可现在,结合日记里的点点滴滴,我似乎明白了。他经历过真正的混乱与不公(日本鬼子的暴行),见证过贫穷如何压弯人的脊梁(因为没钱彩礼而放弃的爱情),也在部队里淬炼了钢铁般的意志和原则性。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太平年月,更要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他所理解的秩序和公平。那枚锁在盒子里的二等功奖章,代表的不仅是过去的荣光,更是他一生行为的准则。

父亲退休后,习惯依旧。他喜欢在午后,搬一把藤椅,坐在阳台上,泡一杯清茶,看着楼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或者远处学校操场上奔跑嬉闹的孩子。我以前总以为,他是在看那些孩子,或许是在怀念他短暂的小学教师生涯。直到此刻,读着他的日记,我才恍然惊觉,我可能完全理解错了。

“今天,儿子带着孙子回来吃饭。小家伙虎头虎脑,在院子里疯跑,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点皮,哇哇大哭。他妈妈(我妻子)赶紧跑过去,又吹又哄,贴上可爱的卡通创可贴。我看着,忽然想起我七八岁的时候,抱着那张破席子逃难,脚底板被山上的碎石划得血肉模糊,也不敢哭出声,只能咬着牙,把呜咽憋回肚子里,跟着大人拼命地跑。”

“晚上,孙子睡着了,睡得那么沉,那么香,小胸脯一起一伏。房间里灯光明亮,窗外是这个不夜城璀璨的灯火。儿子问我,为什么总爱看着操场上的孩子们发呆。他不知道,我看的不是那些孩子,我看的是他们身后的太平景象,是那些亮到深夜却无需担忧暴露目标的灯火,是那些可以肆意哭喊、奔跑,而不用害怕枪声和豹嚎的童年。他们一生下来,就活在我当年和战友们,用火把、用信号弹、甚至用生命去点燃、去争取、去守护的,一个个不用点火就能安然入睡的夜晚。”

日记在这里,戛然而止。

我合上本子,久久无法言语。窗外的阳光依旧明媚,楼下传来孩子们放学归来的嬉笑声,夹杂着母亲在厨房里准备晚饭的、令人安心的锅碗瓢盆碰撞声。

我再次拿起那枚二等功奖章,它依然冰凉,依然沉甸。但这一次,我感受到的不再是冰冷的金属感和疏远的荣光,而是一段滚烫的、充满烟火气与生命挣扎的历史。那是一代人的青春、牺牲、坚守与挚爱。

我的父亲,他是一名老兵。他这一生,都在试图点燃些什么——为逃荒的乡亲点燃求生的火把,为学生点燃求知的煤油灯,在荒山野岭点燃驱赶豹子的篝火,在暴雨演习夜点燃指引方向的信号火焰,也用一个承诺,点燃了母亲阿英七年的等待,用他的原则,点燃了他所理解的公平与秩序。

而最终,他所求的,不过是让后代子孙,永远无需再经历那需要靠点燃火光才能获取安全的漫漫长夜。

我小心地将奖章、照片和日记本放回枣红色的铁盒里,锁好。那声轻微的“咔哒”声,像是为一个时代,落下了句点。

抬起头,我看见母亲(阿英)正端着菜从厨房走出来,她的背影有些佝偻,脚步也不再轻快。我走过去,接过她手中的盘子,轻声说:“妈,爸的日记……我看了。”

母亲愣了一下,随即,那双总是平静的眼睛里,泛起了一丝极其复杂的微光,有欣慰,有怀念,或许,还有一丝终于被理解的释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就像很多年前,她拍着那个决定去当兵的、她名义上的丈夫的手一样。

那一刻,万语千言,都沉默在了这黄昏温暖的光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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