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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章 沉默的讲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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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苏文失眠了。他翻开周晓默的作文本,重读她写过的每一句话。这个十六岁女孩的文字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所有人正在经历的教育异化:量化、优化、效率化,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压缩为可比较的数据点。

凌晨三点,他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是星期六,按规定高三学生上午要补课。苏文走进教室时,学生们已经打开了智慧课堂终端,等待系统推送今日的学习任务。

但苏文关掉了教室前方的电子屏幕。

“今天不上课。”他说,“或者说,我们上一种不同的课。”

学生们困惑地看着他。苏文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初冬的阳光照进教室,灰尘在光柱中舞蹈。

“带上你们的笔和本子,跟我来。”

“苏老师,系统显示这节课是‘文言文专题复习’……”班长小声提醒。

“我知道。”苏文点点头,“但我今天想带你们复习一些别的东西。一些系统里没有的东西。”

他走向门口,停顿了一下,回过头:“这不是强制要求。愿意来的,跟我走。不愿意的,可以留在教室自习。”

一阵沉默。然后,周晓默站了起来,拿起她的笔记本。接着是第二个学生,第三个……最终,全班四十六个学生,全部站了起来。

他们走出教学楼,穿过操场,经过那个荒废的花园,一直走到学校的围墙边。围墙外,就是周晓默经常凝望的那片田野——玉米已经收割,向日葵低垂着头,但土地还在那里,沉默而坚实。

苏文找到围墙的一处缺口——那是调皮学生为了抄近道偷偷挖开的,刚好能容一人通过。

“苏老师,这……”有学生犹豫了,“学校规定不能出校门,尤其是上课时间。”

“所以这是一次‘违规’。”苏文坦然地说,“一次没有录播、不生成数据、不会被系统评价的违规课。如果害怕,可以回去。”

没有人回去。

他们一个个穿过围墙的缺口,踏上了那片不属于校园的土地。那一刻,苏文看到学生们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不是紧张或叛逆,而是一种久违的、属于少年的生动。

田野的边缘有一条小河,河水很浅,能看到底部的鹅卵石。苏文带着学生们在河边坐下,没有讲台,没有桌椅,只有初冬微寒的风和偶尔飞过的麻雀。

“今天我们只讨论一个问题。”苏文说,“什么是值得过的人生?”

学生们愣住了。这个问题太大,太突然,与他们的日常——函数、单词、答题技巧——相隔太远。

“苏老师,这个问题会考吗?”一个男生问,这几乎是条件反射。

“不会。”苏文说,“高考不考,自主招生不考,智慧课堂系统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打分。但我认为,这是比任何考题都更重要的问题。”

又是一阵沉默,但这次是充满张力的、思考的沉默。

周晓默第一个开口:“值得过的人生……是可以做梦的人生。即使那个梦在系统看来不理性、不高效。”

“值得过的人生是有选择权的人生。”另一个女生说,“不是被数据推着走,而是自己决定方向。”

“值得过的人生是有温度的人生。”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男生说,“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有笑有泪的真实。”

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有人谈到家人,有人谈到家乡正在消失的老街,有人谈到想成为画家却被父母要求学理的痛苦。苏文只是倾听,偶尔点头,从不打断。

两个小时后,当他们准备返回学校时,一个学生突然说:“苏老师,这是我高中三年上过的最好的语文课。”

“但它没有数据,没有评分,不会被计入你的学习档案。”苏文说。

“所以呢?”那个学生反问,“有些东西本来就不应该被计入档案。”

回学校的路上,苏文走在最后。他看着这群十七八岁的少年,他们还在争论刚才的问题,脸上有光——那不是电子屏幕反射的光,而是从内部生发出来的、属于思考者的光。

他知道自己可能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未经批准的“校外活动”,一次完全脱离教学大纲的“课程”,在当前的评价体系下,这几乎是教学事故。

但他不后悔。

代价比预想中来得更快。

周一下午,苏文再次被叫到校长办公室。这次不仅有校长、王斌和教育局副局长,还有两位他不认识的人——智慧课堂系统的区域经理和技术顾问。

“苏老师,我们收到系统自动报告,上周六上午高三(7)班的语文课,教室里空无一人。”副局长开门见山,“能解释一下吗?”

苏文如实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如何带学生去田野,讨论了什么问题,学生们如何回应。

“荒唐!”系统区域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穿着笔挺的西装,“苏老师,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首先,这是严重的安全隐患,学生离校期间发生意外谁负责?其次,这完全违背了教学规范,智慧课堂系统投入巨大,就是为了实现教学过程的标准化、数据化、可追溯化。你这样‘自由发挥’,让系统的数据链断裂,让我们的分析模型失效!”

“我只是觉得,有些教育发生在系统之外。”苏文平静地说。

“系统之外?”技术顾问推了推眼镜,“苏老师,您可能不理解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未来的教育将是完全个性化的,基于每个学生的学习数据,AI会生成最适合他的学习路径,最大化他的潜能。您那种‘田野讨论’,听起来很美,但效率低下,不可复制,不可量化,不符合规模化教育的需求。”

“教育一定要‘规模化’吗?”苏文问,“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塞进同一个模型?”

副局长皱起眉头:“苏老师,我理解你的教育理想。但我们是公办学校,要对所有学生负责。智慧课堂系统让贫困县的孩子也能享受接近大城市的教育资源,这是教育公平的体现!你的行为,往小里说是教学失范,往大里说是在破坏教育公平!”

“公平?”苏文终于忍不住了,“当系统基于家庭背景建议学生放弃梦想选择‘高回报率’专业时,这是公平吗?当沉思的孩子被标记为‘注意力缺失’时,这是公平吗?当教育被简化为数据的积累和优化时,这是真的教育吗?”

办公室里的空气凝固了。

最后,校长开口:“苏老师,你先回去上课。这件事需要认真研究处理。”

接下来的几天,苏文在一种奇怪的平静中度过。他照常上课,照常批改作业,但能感觉到周围的异样眼光。有老师私下表示支持,但更多的人选择保持距离。王斌不再找他谈话,连眼神交流都避免了。

周晓默回到了文科班,手腕上的伤痕被手表遮住。她上课时依然不常点击答题器,但苏文能看到她在思考——真正的、深度的思考,那种思考在她的作文里开出花来。

周五,处理决定下来了:苏文被暂停班主任职务,扣除本学期绩效奖金,并要求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做检讨。但他没有被停课——“毕竟高三了,临时换老师对学生影响太大。”校长在电话里这样说,语气复杂。

苏文选择在教师大会上念了一份特殊的“检讨”。

他走上讲台,看着台下熟悉的面孔:有和他一样在系统里挣扎的中年教师,有刚入职就学会“数据优化技巧”的年轻教师,有像王斌这样在理想与现实间撕裂的管理者。

“我接受对我教学行为的任何处理决定。”苏文开口,“但我想借这个机会,分享一个故事。”

他讲述了周晓默的故事——不是从教师的角度,而是试图从一个十六岁女孩的视角:她如何热爱文学,如何在系统里成为“异常数据”,如何收到“转科建议”,如何在那个绝望的下午写下遗书。

台下鸦雀无声。

“我不是在反对技术,也不是在否定数据的重要性。”苏文继续说,“但我想问:当我们引入一个系统时,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它可能带来的异化?当我们将学生简化为数据点时,我们是否忘记了每个数据点背后,都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梦有痛的灵魂?”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会场:“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传递知识,更是唤醒灵魂。是训练技能,更是培育人格。当我们用‘效率’和‘回报率’来衡量教育的价值时,我们是否正在失去教育最珍贵的东西——那种让人成为人的东西?”

讲台下,有人低头,有人擦眼镜,有人望向窗外。

“最后,我想念一段周晓默同学最近的作文。”苏文从口袋里掏出那页纸,“题目是《如果数据会做梦》。”

他开始朗读:

“‘如果数据会做梦,它们会梦见什么?会梦见自己不再是冰冷的二进制,而是有了温度,有了故事?会梦见自己不再被用来比较和排名,而是被用来理解和连接?’

‘我的智慧课堂账号里,存储着我三年的学习数据:答题次数、正确率、响应时间……它们像一串数字幽灵,定义着“我是谁”。但我知道,在这些数据之外,还有一个更真实的我:那个为《红楼梦》流泪的我,那个在数学课上写诗的我,那个在深夜里追问人生意义的我。’

‘苏老师说,有些东西不应该被计入档案。我想补充:有些东西,根本无法被计入档案。就像爱,就像美,就像良知,就像一颗不肯屈服于算法的心灵。’

‘如果数据会做梦,我希望它们梦见一片田野,那里没有Wi-Fi信号,没有答题器,只有风吹过麦穗的声音,和一群少年在追问:什么是值得过的人生?’”

苏文念完了。会场里一片寂静,然后,从后排开始,响起了掌声。起初零星,然后越来越多,最后几乎所有人都鼓起掌来——包括王斌,他鼓掌的动作很轻,但很坚定。

教育局副局长没有鼓掌,他提前离开了会场。但据说,那天之后,他要求智慧课堂系统的供应商重新评估他们的算法模型,“加入更多人文考量因素”。

十一

故事没有童话般的结局。

苏文依然要面对绩效考评,依然要在智慧课堂系统里上课,依然要督促学生点击答题器。周晓默的数据依然“不理想”,但学校不再强迫她转科,而是允许她“个性化发展”。

变化是微小的、缓慢的,但确实在发生。

一些老师开始在系统之外,设计一些“无法量化”的教学活动:一堂关于家乡历史的讨论课,一次诗歌创作工作坊,一个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辩论会。智慧课堂系统增加了一个新指标:“非结构性学习活动参与度”,虽然这依然是一种量化,但至少承认了“非结构性学习”的价值。

周晓默的作文在省里获了特等奖,题目就是《如果数据会做梦》。领奖回来后,她告诉苏文,她决定报考师范大学的中文系。

“我想成为像您一样的老师。”她说,“不是反对技术的老师,而是懂得在技术与人文之间寻找平衡的老师。”

最让苏文意外的是王斌的变化。在一个傍晚,王斌敲开了苏文办公室的门,手里拿着两罐啤酒——这也是违规的,教师不能在校园内饮酒。

“我女儿,”王斌喝了一口啤酒,“她喜欢画画,但系统分析显示,她学美术的‘预期回报率’低于学计算机。我和她妈妈本来已经决定让她放弃美术……”

“然后呢?”

“我看了周晓默的作文。”王斌说,“还有你在教师大会上的发言。我想了很久……最后我对女儿说:如果你真的热爱,就去学吧。数据很重要,但它不应该替你决定人生。”

两个中年男人坐在逐渐暗下来的办公室里,窗外是县城一中的夜景:教学楼灯火通明,智慧课堂系统的指示灯在每一层楼闪烁,像一串永不疲倦的电子眼睛。

“系统会继续存在,而且会越来越智能。”苏文说。

“是的。”王斌点头,“但我们也会继续存在。有困惑的老师,有梦想的学生,有不甘心被简化为数据的人。”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几乎同时举起了啤酒罐。

“为了无法被量化的一切。”苏文说。

“为了无法被量化的一切。”王斌重复。

碰杯的声音很轻,但在那个安静的夜晚,它像是一个微小的、固执的宣言。

十二

第二年春天,苏文组织了一次真正的“田野课堂”——这次是经过批准的,纳入了学校的“实践教学计划”。

学生们在田间写生、写诗、采集植物标本,也讨论算法伦理和教育未来。智慧课堂系统派来了技术人员,尝试用移动设备采集“户外学习数据”,但发现很多时刻无法归类:一个学生长时间凝视一朵野花,这应该标记为“注意力集中”还是“注意力分散”?

周晓默在那片田野里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

“我们将学会与数据共存,但不被其定义

在算法的缝隙里,栽种无法计算的春天”

诗被发表在学校的文学墙上,旁边是智慧课堂系统本周的“学习标兵”榜单。两个榜单并列,形成一种无声的对话——关于效率与沉思,数据与梦想,标准化与独特性。

苏文站在文学墙前,看着晨光中那些稚嫩而真诚的文字。早操广播响起,学生们涌向操场,智慧课堂系统开始新一天的数据收集。这个世界依然在量化一切,包括他自己——他的教师评级,他的绩效分数,他的课堂互动指数。

但有些东西变了。

他想起周晓默最近的一次作文,她写道:“真正的教育不是填满数据桶,而是点燃生命火。而火,是无法被量化的。”

铃声响起,该去上课了。苏文走向教室,步伐坚定。他知道,在今天的智慧课堂系统里,他将再次看到那些闪烁的数据指标,那些不断跳动的数字和图表。他会按照要求操作,会督促学生互动,会生成教学报告。

但在某个不被系统监测的间隙,他会望向窗外,望向那片田野,然后向学生提出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会被计入数据,不会影响绩效,不会改变任何排名。

但它会在某些年轻的心灵里,悄悄播下一颗种子——一颗关于什么是值得过的人生的种子。

而教育最珍贵的部分,或许就藏在这些无法被量化的瞬间里。在算法的时代,扞卫这些瞬间,就是扞卫人之为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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