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2章 叶诤的反思 权力的边界（2/2）
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安排在黄浦江边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
会议室很简单，一张圆桌，八把椅子。叶诤特意选了圆桌——没有主次，每个人都可以平等说话。
周教授第一个到，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拎着个旧公文包。他坐下后环视一圈，目光在空椅子上停了停：“叶先生，你真要请……那些人？”
“那些人也是人。”叶诤说，“而且他们比我们更懂，钱是怎么骗到手的，骗到手之后又会发生什么。”
陈教授和林博士前后脚进来。接着是雅各布带着赵启明和吴晓峰。赵启明头发全白了，背有点驼，但眼睛很亮。吴晓峰则一直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桌沿。
最后进来的是马丁内斯——叶诤特意邀请的国际刑警组织代表。老先生看到赵启明和吴晓峰时，眉头皱了一下，但还是坐下了。
“今天不表决，不决策。”叶诤开口，“只讨论一个问题：我们打击诈骗、补偿受害者，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恰到好处’？过了，会怎样？不及，又会怎样？”
沉默。
然后吴晓峰举了手，手举得很低，像学生提问。“我能……先说吗？”
所有人都看向他。这个前诈骗犯，曾经用精心设计的话术让上百人倾家荡产。
“我以前做‘杀猪盘’，”吴晓峰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楚，“最成功的那个案例，骗了一个女人八十七万。她老公癌症晚期，那是救命钱。我们得手后，那个女人……”他顿了顿，“跳江了。”
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了。
“后来在牢里，我总想，”吴晓峰抬起头，眼睛红了，“如果我们当时骗少一点，留个十万八万给她，她会不会……就不会死？可那时候满脑子都是业绩，是提成，是上线说的‘心软就别干这行’。”
他看向叶诤：“你给受害者万倍补偿，我理解，你想让他们过得好。可你想过没有，突然给一个普通人三亿，跟突然骗走他所有积蓄，本质上都是……强行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只不过一个往上推，一个往下拽。可结果呢？可能都摔得很惨。”
赵启明缓缓开口：“我当年搞集资诈骗，骗了三千多个老人。他们把钱看得比命重，不是贪，是怕——怕生病没钱治，怕拖累儿女，怕老了没人管。我利用了这种怕。”他苦笑，“你们现在给补偿，也是在利用——利用‘有钱就能解决问题’这种想法。可有些问题，钱解决不了，钱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
林博士点头：“心理学上这叫‘财富冲击症候群’。突然获得巨额财富的人，离婚率增加300%，抑郁焦虑比例增加470%，与亲友关系恶化的比例超过80%。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心理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承受不了这么剧烈的变化。”
会议开了四个小时。学者讲理论，前罪犯讲亲身经历，马丁内斯讲执法实践中的困境，叶诤讲系统的运作逻辑。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都在听。
结束时，周教授摘下眼镜擦了擦：“叶先生，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理想主义的莽夫。现在我觉得，你可能是个……清醒的理想主义者。这更难得，也更痛苦。”
叶诤送走所有人，独自回到会议室。圆桌上留着茶杯、笔记、还有吴晓峰走前偷偷塞给他的一张纸条。他展开看，上面只有一行字：
“下次补偿，可不可以分期给？就像……吃药得按时按量，一下吃太多，会毒死人。”
就在这时，手表震动了。这次震动很特别，像某种温柔的共鸣。
【反诈伦理委员会成立任务完成】
【获得奖励：‘共情增幅器’】
【效果：可精准感知任何行动对弱势群体、边缘人群的潜在影响，预测准确率91%】
【特别说明：该能力无法量化，表现为直觉性预警】
叶诤闭上眼。没有数据流，没有分析报告，只有一种……奇特的感受。像突然多了一副眼镜，看世界的角度变了——他能“感觉”到，如果现在给某个受害者一次性补偿一亿元，那个人的家庭会怎样撕裂；能“感觉”到，如果某个行动伤及无辜，那些无辜者往后的人生会留下多深的阴影。
这不是超能力，是责任。
窗外，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夕阳的光斜斜地洒进来，把会议室染成暖金色。
叶诤走到窗边，看着江对岸渐渐亮起的灯火。每一盏灯后面，都是一个家庭，一段人生，一堆复杂得理不清的喜怒哀乐。
他突然想起很小的时候，祖父教他画画。老人总说：“画画不是往纸上堆颜料，是知道该在哪里留白。留白留得好，画才有呼吸。”
反诈也是。不是一味地抓、一味地补，是知道该在哪里停手，在哪里留余地。
手表又震了一下，这次是任务提示：
【新案件：伪造遗产诈骗】
【目标：利用AI伪造逝者遗嘱，争夺合法继承人财产】
【已造成17个家庭陷入继承纠纷】
【请结合伦理委员会意见，制定行动方案】
叶诤没有立刻行动。他先调出“共情增幅器”，感受这个案子如果按老办法处理——抓住骗子，把骗走的钱加倍补偿给受害者——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
感受传来的瞬间，他后背冒出冷汗。
十七个家庭，有六个会因为突然获得的“额外遗产”而兄弟反目；有三个老人的真实遗嘱会被质疑，死后不得安宁；还有八个继承人，会陷入“这钱该不该拿”的道德困境，其中三人可能因此患上焦虑症……
“雅各布，”他按下通讯器，“通知委员会，紧急线上会议。这个案子……我们不能只想着抓人。”
夕阳完全沉下去了，城市亮起万千灯火。
而叶诤知道，从今天起，他手里的权力有了边界。这边界不是法律画的，不是道德划的，是他自己——在看过太多“好心办坏事”之后，一笔一笔，在心里画出来的。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成长：不是学会怎么用权力，而是学会什么时候，该把权力轻轻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