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0章 募捐箱里的工业票（2/2）

可现在，起跑线还没站上去，就被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不，不能放弃。陆文婷握紧了拳头。陈处长说得对，科技局不行，就去省里；省里不行，就去部里；部里不行，就去军队。天无绝人之路，她不信，堂堂中国，十几亿人，就找不到一个愿意支持五轴机床研发的地方。

问题是，怎么找？往哪儿找？

她想起在德国留学时认识的一个教授，叫汉斯·穆勒，是斯图加特大学机械工程系的系主任，也是欧洲机床协会的理事。穆勒教授对中国的机床工业很感兴趣，曾多次表示愿意合作。她回国前，穆勒教授还特意请她吃饭，说如果她在国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开口。

要不要给穆勒教授写封信？陆文婷心里一动。德国是机床制造强国，在五轴联动数控机床领域有着世界领先的技术和经验。如果能通过穆勒教授，引进一些德国的技术，或者至少获得一些技术指导，那对她的项目将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可问题是，怎么引进？用什么引进？技术转让是要花钱的，而且是大钱。她现在连五十万的启动经费都拿不到，哪来的钱去买德国技术？

除非……除非能找到愿意投资的企业。陆文婷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民营企业，或者乡镇企业，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手里有钱，也在寻找投资机会。如果能说服他们投资这个项目，用市场的力量来推动技术的研发……

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被她自己否决了。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他们投资是为了赚钱，为了回报。而五轴机床的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短期内很难看到经济效益。有几个企业愿意做这种赔本买卖？

除非……除非能找到既有远见，又有实力，还愿意为长远发展投入的企业家。

这样的人，在哪儿？

陆文婷陷入沉思。她来深圳时间不长，认识的人不多，更别说企业家了。她在北京倒是有一些同学、朋友，在高校、科研院所、部委工作，也许能帮忙牵线搭桥。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她现在人在深圳，项目也在深圳，总不能天天往北京跑。

还有一条路，是陈处长提到的军队系统。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确实在军工领域有广泛应用，如果能争取到军队的支持，那经费、设备、人员，都不是问题。可她一个搞民用机械的，跟军队八竿子打不着，怎么联系？谁认识军队的人？

一个个问题，像一团乱麻，缠在她脑子里，解不开，理还乱。她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原来，搞科研不仅仅是坐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写论文，还要跑经费，找关系，求人，看人脸色。这些，父亲从来没教过她，学校也从来没教过她。她得自己学，自己摸索，自己闯。

可这条路，怎么就这么难呢？

“同志，要闭馆了。”管理员的声音把她从沉思中拉回来。

陆文婷抬起头，才发现天已经黑了，阅览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赶紧收拾好东西，道了谢，走出图书馆。

外面的空气很凉，夜风吹在脸上，让人清醒。她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不能急，不能慌，一步一步来。经费的事，再想办法；技术的事，先做起来。没有钱，就先做理论研究，做方案设计，做技术储备。等时机成熟了，等条件具备了，再上马也不迟。

父亲说过，搞科研的人，要有坐十年冷板凳的耐心。十年，她等得起。她今年才三十五岁，再等十年，也才四十五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实力更强了，对高端装备的需求更迫切了，也许，机会就来了。

这么想着，心里那股憋闷的感觉，似乎散了一些。她抬头看了看天，天上有几颗星星，很亮，很坚定，像父亲的眼睛，在看着她，鼓励她，告诉她：别怕，往前走，天总会亮的。

她迈开步子，朝住处走去。脚步不快，但很稳，一步一步，踏在深圳这片滚烫的土地上，踏在中国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赵红英回到华源塑料厂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厂区里很安静，只有几个车间还亮着灯，那是夜班的工人在赶工。机器的轰鸣声从车间里传出来，嗡嗡的，像这个厂子的心跳，沉稳，有力，不知疲倦。

她没有回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车间。注塑车间里，十几台机器正在运转，工人们穿着蓝色工装，在机器间穿梭，检查产品，更换模具，动作熟练而麻利。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塑料加热后的特殊气味，有点刺鼻，但她闻惯了，觉得这味道亲切，踏实。

“赵总，您怎么来了？”车间主任老陈看见她，赶紧迎上来。

“过来看看。”赵红英说，目光扫过那些机器，那些产品，那些工人，“今天怎么样？”

“还行，三号机有点小毛病，已经让维修班的人看了，说是液压阀有点漏油，明天换一个就行。其他的都正常，今天能完成计划产量的百分之一百一。”老陈汇报着，语气里带着点自豪。

百分之一百一，也就是说，超额完成了百分之十。这不容易，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竞争激烈、利润微薄的时候。可华源的工人做到了，靠的是加班加点，靠的是精打细算，靠的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

赵红英点点头，没说话。她走到一台机器旁，拿起一个刚注塑成型的汽车仪表盘，仔细看了看。产品很规整，表面光滑，没有飞边，没有气泡，符合质量标准。她又看了看机器旁边的记录本，上面记着这台机器今天生产的数量、合格率、废品率，还有当班工人的名字。

名字是王建国，一个进厂三年的青工，踏实，肯干，技术也不错。上次厂里组织技术比武，他拿了注塑组的第二名，赵红英还亲自给他颁了奖，一个暖水瓶，一条毛巾，还有五十块钱奖金。小伙子当时激动得脸都红了，说：“赵总，我一定好好干，不给咱厂丢人。”

他没食言，一直干得很好。这样的工人，华源还有很多。他们可能没上过大学，可能不懂什么高深的理论，但他们有手艺，有责任心，有一股想把活儿干好的朴素愿望。他们是这个厂子的根基，是这个厂子的魂。

可现在，有人要拿走这个厂子，要按照别人的想法改造它，要按照资本的游戏规则重塑它。到那时，这些工人会怎么样？那些干了十几二十年的老师傅，那些刚进厂没几年的青工，那些指望着这份工资养家糊口的普通家庭，他们会怎么样？

“赵总，您没事吧？”老陈看她脸色不对，小心地问。

“没事。”赵红英回过神，把仪表盘放回去，“老陈，你说，要是有一天，这厂子不姓赵了，改姓别的了，你们还愿意在这儿干吗？”

老陈一愣，随即笑了：“赵总，您这说的什么话？这厂子不姓赵姓什么？再说了，咱们是工人，在哪儿干不是干？只要厂子还在，机器还在，咱就还在这儿干。咱就认这个机器，认这个产品，认这个厂子。”

“那要是新来的老板，要改规矩，要减人，要降工资呢？”

“那……”老陈犹豫了，挠了挠头，“那也得看情况。要是新老板能带着厂子越来越好，能让大家挣得更多，那改规矩就改规矩，咱也不是老顽固。可要是新老板光想着自己赚钱，不管工人死活，那……那咱也不能干看着，对吧？”

话说得实在，在理。工人就是这么简单，谁对他们好，他们就对谁好；谁把厂子当回事，他们就把厂子当回事。什么股权，什么管理权，什么品牌，这些对他们来说太遥远，太抽象。他们关心的，是下个月的工资能不能按时发，是孩子的学费够不够，是家里的房子漏不漏雨。

可这些，不正是她这个当厂长的，应该关心的吗？

赵红英突然觉得，自己之前的纠结，似乎有些可笑。她在纠结控股权，纠结管理权，纠结厂名，纠结那些属于“面子”的东西。可工人们要的，是“里子”，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

如果林婉仪真的能带来新技术、新设备、新市场，真的能让华源发展得更好，让工人们过得更好，那让出控股权，让出管理权，甚至让出厂名，又有什么不可以？只要这个厂子还在，只要这些工人还有活干，有钱赚，有奔头，那华源就还是华源，就还是那个从村办小厂一步步做起来的华源。

反过来，如果她死死抓着那些东西不放，拒绝了林婉仪的投资，那华源可能就真的没有未来了。设备老化，技术落后，市场萎缩，工人的工资发不出来，最后厂子倒闭，工人下岗，大家都去喝西北风。到那时，她要那些“面子”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

想通了这一点，赵红英心里那块大石头，似乎轻了一些。她拍了拍老陈的肩膀：“好好干，不管厂子以后姓什么，你们都是华源的人，都是我赵红英的兄弟。”

“哎！”老陈重重点头，眼眶有点红。

赵红英走出车间，夜风更凉了。她抬头看了看天，天上没有星星，只有厚厚的云层，低低地压着，像要下雨。可她的心里，却亮堂了一些，通透了一些。

她拿出那张名片，看着上面的电话号码，看了很久。然后，她深吸一口气，朝办公室走去。

她决定了。明天，就给林婉仪打电话。有些东西，该放就放；有些路，该走就走。只要方向是对的，只要结果是好的，那过程艰难一点，代价大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这个厂子，这些工人，她得为他们负责。而负责，有时候意味着妥协，意味着退让，意味着在现实面前，低下高贵的头。

只要，头低下了，脊梁不能弯；妥协了，底线不能丢；退让了，方向不能变。

这，就是她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