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7章 铝饭盒与莱卡相机（2/2）

走廊里安静下来。几个路过的人放慢了脚步，往这边看。

陈副处长沉默了很久，久到陆文婷以为他又要敷衍过去，他才开口：“陆工，你……你先坐，我去给你倒杯水。”

“不用，我不渴。”陆文婷站着不动，“陈处长，您就给句痛快话，行，还是不行。如果不行，我再去别处想办法。如果行，需要什么手续，什么材料，我马上准备。”

陈副处长又沉默了一会儿，这次的时间短些。他看了眼手里的材料，又看了眼陆文婷，这个穿着旧夹克、背着帆布包、眼神倔强的女人，让他想起了很多年前，他刚来深圳时的样子。那时候，他也这样，背着一个破包，到处跑项目，到处碰壁，但就是不服输。

“这样吧，”陈副处长说，“你把材料给我，我拿进去，好好看看。刘处长明天回来，我明天一早就向他汇报。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你看行吗？”

陆文婷看着他的眼睛，确定这次不是敷衍，是真的会看，会汇报。她点点头，把材料递过去：“谢谢陈处长。这是我的电话，旅馆的电话，我住在罗湖宾馆，308房间。我等您的消息。”

“好，好。”陈副处长接过材料，又看了看陆文婷，说，“陆工，你……你也别太着急，注意身体。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我没事，谢谢。”

陈副处长拿着材料走了。陆文婷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才长长地出了口气，肩膀垮了下来。

她走回长椅，坐下，从帆布包里掏出那个铝制水壶，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水是早上在旅馆灌的，已经凉了，顺着喉咙滑下去，带着一股铁锈味。

但她的心是热的。

有希望了。虽然只是一线希望，但总比没有强。陈副处长答应看材料，答应汇报，这就是进步。在深圳，在这个什么都讲效率、讲利益的地方，还有人愿意听你讲理想，讲情怀，讲国家需要，这就是希望。

她收起水壶，从帆布包里拿出笔记本和笔，开始记录今天的情况。这是她的习惯，每天见了谁，说了什么，对方什么反应，有什么承诺，都记下来。一方面是为了备忘，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自我鼓励——看，今天又推进了一小步。

写完记录，她看了看表，下午三点四十。她决定去华强北转转，看看那些电子市场，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元器件，新的技术，也许能给项目带来灵感。

走出市政府大楼，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深圳的天空很蓝，蓝得不像话，几朵白云悠悠地飘着。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很匆忙，都有自己的目的地。

陆文婷站在台阶上，眯起眼睛，看着这个城市。高楼大厦，玻璃幕墙，霓虹灯牌，一切都那么新，那么亮，那么充满活力。这就是特区，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而她，一个搞机床的，一个搞重工业的，似乎与这里格格不入。

但她知道，没有那些笨重的机床，那些轰鸣的工厂，那些沾满油污的工人，这些高楼大厦就建不起来，这些玻璃幕墙就装不上去，这些霓虹灯就不会亮。重工业是骨骼，是肌肉，是支撑起这个繁华世界的力量。

她深吸一口气，走下台阶，汇入人流。

傍晚六点，蛇口工业区，南海酒店的咖啡厅里，赵红英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海面上渐渐亮起的灯火。

她在等人，等一个可能改变她命运的人。

桌上放着一杯咖啡，已经凉了，她没动。她不习惯喝咖啡，太苦，但这里是深圳，是特区，是外商云集的地方，谈生意要在咖啡厅，要喝咖啡，要显得“洋气”，要和国际接轨。所以她来了，点了咖啡，但一口没喝。

她在等一个香港来的投资商，姓林，是个女的，四十来岁，做化工原料进出口的，据说身家上亿。赵红英是通过一个做外贸的朋友认识的，朋友说，林总对内地市场很感兴趣，尤其是新兴的塑料制品行业，想找项目投资。

赵红英的华源塑料制品厂，做了十年，从村办小作坊做到现在员工四百多人、年产值两千万的规模，不容易。但到了这个规模，就遇到了瓶颈——设备老旧，技术落后，产品档次上不去，只能做低端的日用塑料制品，利润越来越薄。想升级，想转型，想做高附加值的工程塑料、特种塑料，就得投钱，投大钱。

但钱从哪儿来？银行贷款，难。厂子效益虽然还可以，但固定资产不多，抵押物不够，银行不放心。民间借贷，利息太高，风险太大。想来想去，只有引进外资这一条路。

所以，她来了。

“赵总，久等了。”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

赵红英回头，看见一个穿着米色套装、挽着发髻、妆容精致的女人走过来，身后跟着一个拎着公文包的年轻男人。这就是林总，林婉仪。

“林总，您好。”赵红英站起来，伸出手。

“坐，坐，别客气。”林婉仪在对面坐下，示意秘书也坐，“不好意思，路上堵车，深圳这交通，越来越堵了。”

“没关系，我也刚到不久。”赵红英坐下，对服务员说，“给林总来杯咖啡，再给我来杯茶，龙井。”

“赵总不喝咖啡？”林婉仪微笑。

“喝不惯，还是茶顺口。”赵红英也笑。

咖啡和茶上来了。林婉仪用小勺轻轻搅动咖啡，动作优雅。赵红英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喝了一口。很烫，但很舒服，是熟悉的味道。

“赵总的厂子，我了解过，很不错。”林婉仪开口，直奔主题，“乡镇企业能做到这个规模，不容易。赵总一个女人，能把厂子管得这么好，更不容易。”

“林总过奖了。我们就是小打小闹，比不了您这样的大生意。”

“话不能这么说。内地市场大，机会多，尤其是现在改革开放，政策好，正是发展的大好时机。”林婉仪放下勺子，看着赵红英，“赵总，您那个生物降解塑料的项目，我很感兴趣。环保是趋势，未来的方向。但我想知道，技术上，您有把握吗？”

赵红英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推过去：“林总，这是我们的技术方案，是和清华大学化工系合作的。清华的刘教授，是国内这个领域的权威，他带队研发。技术上，我们有信心。”

林婉仪接过文件，翻了翻，递给身后的秘书：“小王，你看看。”

年轻秘书接过文件，仔细看起来。

“但是，光有技术不够，还得有钱。”林婉仪继续说，“我听说，你们这个项目，一期投资就要五百万？还是人民币？”

“是。主要是设备投入，还有厂房改造，原材料采购。”赵红英说，“我们算过，如果项目顺利，三年内可以收回投资，五年内可以实现盈利。”

“投资回报率呢？”

“初步测算，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林婉仪点点头，不置可否。她端起咖啡，抿了一口，动作很慢，像是在思考。

赵红英的心悬了起来。她知道，谈判的关键时刻到了。

“赵总，”林婉仪放下杯子，看着赵红英，眼神锐利，“五百万，我可以投。但我有两个条件。”

“您说。”

“第一，我要控股。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赵红英的心一沉。控股，就意味着她失去了对厂子的控制权，意味着她辛辛苦苦创办的企业，要改姓林了。

“第二，”林婉仪继续说，“厂子的管理，要由我派的人来负责。你可以继续当厂长，但重大决策，必须经过董事会批准。”

赵红英沉默了。咖啡厅里很安静，只有轻柔的背景音乐，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缠绵悱恻，与此刻的气氛格格不入。

“林总，”良久，赵红英才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控股权，能不能再商量？我占百分之五十一，您占百分之四十九，您看行吗？管理权，我们可以成立董事会，您派人参与管理，但日常经营，还是我来负责。毕竟，这个厂子我做了十年，从几个人做到几百人，我最了解。”

林婉仪摇头，微笑，但笑里没有温度：“赵总，我是生意人，不是慈善家。我投钱，就要对钱负责。控股，是保证我的投资安全的最基本条件。至于管理，您的能力我认可，但规矩就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可是……”

“没有可是。”林婉仪打断她，语气依然温和，但不容置疑，“赵总，您要明白，现在是您需要钱，不是我需要项目。想找投资的厂子，深圳有得是，东莞有得是，珠三角有得是。我选择您，是因为我看好您这个人，看好您这个团队。但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不能混为一谈。”

赵红英不说话了。她端起茶杯，想喝一口，但手有点抖，茶水洒出来一些，烫到了手指。她放下茶杯，用纸巾擦手，动作很慢，像是在拖延时间，像是在思考，但其实她脑子里一片空白。

控股，管理权，这两条，她都不能接受。但如果不接受，五百万的投资就没了，项目就黄了，厂子的升级转型就泡汤了。她可以继续做低端产品，勉强维持，但看着市场被那些上了新设备、做了新产品的厂子一点点蚕食，看着订单越来越少，利润越来越薄，最后关门大吉？

她不甘心。

“林总，”她抬起头，看着林婉仪，“能不能给我几天时间考虑？”

“当然可以。”林婉仪笑了，这次的笑里多了几分真诚，“赵总，我很欣赏您。您是做实事的，不像有些人，只会夸夸其谈。这样，您好好考虑，三天，三天后给我答复。无论您怎么决定，我都尊重。生意不成仁义在嘛。”

“谢谢林总理解。”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林婉仪起身，和赵红英握手，“期待您的好消息。”

“我送送您。”

“不用，留步。”

林婉仪带着秘书走了。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清脆，渐行渐远。

赵红英坐回椅子上，看着窗外。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海面上星星点点的，是渔船的灯火，还是远处岛屿的灯光，分不清。但很亮，很密，像天上的星星掉进了海里。

她想起很多年前，她刚办厂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夜晚，她站在村头那间租来的破厂房前，看着里面那台二手注塑机，轰隆轰隆地响，心里充满了希望。那时她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技术，没有经验，只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和几个跟着她干的乡亲。

十年过去了，她有了厂房，有了设备，有了工人，有了市场，有了今天的一切。但她好像又回到了起点，又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

是坚持控股权，但可能失去发展机会？还是放弃控股权，换来厂子的未来？

她不知道。

手机响了，是家里打来的。她接起来，是女儿的声音：“妈，您怎么还没回来？爸爸把饭都做好了，就等您了。”

“妈还在外面谈事，你们先吃，别等了。”

“不，我们等您。妈，您快点回来，我想您了。”

“好，妈很快就回去。”

挂了电话，赵红英的眼睛有些湿。女儿十岁了，上小学四年级，聪明，懂事，但她也知道，妈妈忙，经常不在家。丈夫是中学老师，工作也忙，但总是尽量照顾家里，照顾女儿。她亏欠他们太多。

但厂子呢？厂子里那四百多号人，四百多个家庭，等着她发工资，等着她找订单，等着她带他们过上好日子。她亏欠他们吗？也亏欠。

她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红英，咱们农民，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容易。你有了厂子，带着乡亲们干，是好事。但记住，钱要赚，但不能光为了赚钱。要让跟着你干的人，日子越过越好，这才对得起良心。”

良心。什么是良心？是守住控股权，守住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哪怕它慢慢衰落？还是让出控股权，让厂子活下来，发展下去，让工人们有饭吃，有活干？

她不知道。

但有一点她知道：她不能就这样放弃。不管多难，她都得走下去。

她站起身，拿起包，走出咖啡厅。外面的风很大，带着海水的咸味，吹乱了她的头发。她用手理了理，走向停车场。

车是厂里的，一辆半旧的桑塔纳，开了五年了，但保养得不错，打火，挂挡，起步，稳稳地驶上马路。

她要去厂里看看。不管多晚，每天睡觉前，她都要去厂里转一圈，看看车间，看看仓库，看看那些机器，那些设备，那些她一手建起来的一切。那是她的根，她的命。

车窗外，深圳的夜景流光溢彩。这个城市，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生长，像一株疯狂的植物，向着天空，向着未来，拼命地伸展枝叶。

而她，赵红英，一个乡镇企业的女厂长，也是这疯狂生长的一部分。也许渺小，也许微不足道，但她存在，她努力，她挣扎，她想要在这个大时代里，留下一点自己的痕迹。

这就够了。

夜深了。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职工医院，康复科的灯还亮着。沈雪梅在办公室里，伏案写着什么。桌上摊着几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募捐倡议书。她要发动职工，发动病人，发动一切能发动的人，为康复科，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筹一千块钱。

深圳，罗湖宾馆308房间，台灯下，陆文婷在笔记本上画着什么。是五轴机床的结构图，是旋转轴的设计方案，是一个又一个公式，一个又一个数据。她知道，希望很渺茫，但她不能放弃。她要一遍遍地修改方案，一遍遍地完善设计，直到它完美，直到它能打动那些掌握资金的人。

蛇口，华源塑料制品厂的办公室里，赵红英站在窗前，看着车间里亮着的灯。夜班工人还在工作，机器的轰鸣声透过窗户传进来，低沉，有力，像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她在想，三天后，她该怎么答复林总。她在想，有没有第三条路，一条既能保住控股权，又能拿到投资的路。她在想，父亲如果在，会怎么做。

三个女人，三个地方，三盏灯，三个梦想。

她们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她们的命运会因为一个男人，一个项目，一个时代，而交织在一起。她们也不知道，她们的努力，她们的坚持，她们的挣扎，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什么。

但她们知道，天快亮了，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而她们，还要继续往前走。

不管多难，都要往前走。

因为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时代，这就是她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