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5章 记录（2/2）

“日本的那台，定位精度是±0.002，重复定位精度是±0.001。你们差了一倍还多。”

“是，我们承认有差距。但价格也差了很多。日本那台三百多万美金，我们的预算是一百五十万人民币，只有二十分之一。”

“便宜是便宜，但精度不够，做出来的东西不合格，有什么用？”王总弹了弹烟灰，“我们做模具，精度要求很高，差0.001毫米，模具就废了，损失的不是机床钱，是材料钱，人工钱，时间钱，客户的钱。”

陆文婷咬了咬嘴唇：“精度可以逐步提高。我们第二代样机，目标是把定位精度提高到±0.003，重复定位精度±0.002。这需要更好的光栅尺，更好的伺服电机，更好的数控系统。但这些，都需要投入，需要时间。”

“时间，你们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资金到位，一年左右，可以出第二代样机。再有一年调试、改进，可以小批量试产。”

“两年，”王总笑了，“两年时间，市场变化有多大，你知道吗？两年后，日本、德国的新一代机床又出来了，精度更高，速度更快，价格更低。你们的机床，还没出来，就落后了。”

“技术是在进步，但我们的进步速度，不一定比他们慢。”陆文婷说，“我们有后发优势，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避免他们的弯路。而且，我们的目标是满足国内中高端需求，不是跟他们在最高端竞争。国内市场很大，中高端的需求，进口机床太贵，国产三轴机床又满足不了，正好是我们的机会。”

王总沉默了一会儿，抽了几口烟，然后问：“第二个问题，可靠性。机床不是玩具，要天天用，三班倒，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停机。你们的机床，能保证吗？”

“第一代样机，确实有些问题，主要是材料和装配的问题。第二代样机会改进，用更好的材料，更精密的加工，更严格的装配。我们会做严格的测试，做疲劳试验，做可靠性试验，确保达到设计要求。”

“设计要求是多少？”

“平均无故障时间一千小时，首次大修时间八千小时。”

“日本那台，设计是两千小时和一万五千小时。”

“是，有差距。但我们便宜，维护成本也低。进口机床，换个备件，等三个月，价格贵得吓人。我们的机床，备件国产化，价格便宜，供应及时。”

王总不说话了，靠在椅子上，看着陆文婷，看了很久。陆文婷坐得笔直，不躲不闪，迎着他的目光。

“陆工，”王总终于开口了，“你很执着，我很佩服。但做生意，不是光有执着就行的。我得为我的公司负责，为我的员工负责，为我的客户负责。投一个前途未卜的项目，风险太大。这样吧，我给你指条路。”

“您说。”

“去找政府。深圳市政府，对高新技术有扶持政策，有科技三项经费，有贷款贴息，有税收优惠。你搞五轴机床，属于国家鼓励的高端装备，应该能申请到支持。拿到政府的支持，再来找我，我可以考虑，以合作的方式，投一部分钱，但不会太多，而且要有对赌条款。如果你们在规定时间内，达到规定的技术指标，我按约定价格收购几台。如果达不到，你们的研发成果，我要有优先使用权。你觉得怎么样？”

陆文婷心里一沉。找政府，她当然想过。但政府部门，程序复杂，审批慢，而且扶持资金有限，竞争激烈。但王总说的，也许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路。

“谢谢王总指点，我会去试试。”

“好，那我等你的好消息。”王总站起来，表示谈话结束。

陆文婷也站起来，收起资料，背起帆布包，跟王总握手，然后转身离开。

走出写字楼，深圳的阳光有些刺眼。十一月的深圳，不像北京那么冷，风吹在脸上，还是暖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高楼大厦林立，广告牌五颜六色，一片繁华景象。

但陆文婷觉得有些冷。她抱着帆布包，走在人行道上，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政府，她该找哪个部门？科技局？经贸局？发改委？她谁也不认识，去了，人家会见她吗？见了，会听她说吗？听了，会支持她吗？

她走到一个公交站，在长椅上坐下，从包里拿出父亲的莱卡相机，轻轻抚摸。相机很旧了，皮革有些磨损，金属有些氧化，但镜头依然明亮。父亲用这台相机，拍过很多照片，有苏联的工厂，有中国的工厂，有机器，有工人，有图纸，有零件。父亲说，相机是眼睛，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陆文婷举起相机，对着街对面的一栋大楼，按下快门。大楼是玻璃幕墙，反射着天空和云彩，很现代，很漂亮。但陆文婷知道，这栋大楼里，也许没有一台机床，没有一台设备是中国自己设计的，自己制造的。

她收起相机，拿出笔记本，翻开。笔记本上，是她画的五轴机床的草图，是她写的计算公式，是她列的材料清单，成本估算，时间计划。每一页，都凝聚着她的心血，她的梦想。

可是，梦想需要钱，需要资源，需要支持。

她合上笔记本，放进包里，站起来，走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去哪儿？”司机问。

“市政府。”陆文婷说。

出租车汇入车流。陆文婷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心里想：不管多难，总得试试。父亲当年，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都能搞出涡喷发动机。现在条件好多了，她没理由放弃。

四、红英的远见

蛇口，南海酒店，咖啡厅。

赵红英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的海。海是灰色的，天也是灰色的，远处有几艘货轮，慢慢地移动。咖啡厅里人不多，轻柔的音乐，浓郁的咖啡香。

坐在她对面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职业套装，短发，干练，是深圳一家外资化工企业的中国区总裁，姓林，是赵红英通过关系认识的。

“赵总，您的想法，很有意思。”林总搅动着咖啡，慢慢地说，“生物降解塑料，确实是个方向。欧美已经开始推广，日本也在做。国内的话，还是一片空白，市场潜力很大。”

“是啊，林总。”赵红英说，“现在国内用的塑料，大部分是不可降解的，扔到地里，几百年都不烂，污染环境。我们想做的，是用淀粉、纤维素这些天然材料，做成塑料，能在自然条件下分解，变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环境。”

“技术上有把握吗？”

“有一定的把握。我们跟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合作，他已经研究好几年了，实验室阶段的技术是成熟的。现在需要的是中试，放大，工业化生产。这需要设备，需要厂房，需要资金。”赵红英看着林总，“林总，您们公司是世界知名的化工企业，技术先进，资金雄厚，如果能跟我们合作，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林总笑了笑，没直接回答，而是问：“赵总，您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我以前是乡镇企业的厂长，做农机配件，后来做家电配件，现在想做点新的，有技术含量的。”

“从农机配件，到生物降解塑料，这个跨度可不小。”

“是不小，但我觉得，是时候了。”赵红英说，“改革开放十几年，咱们国家经济发展很快，但也付出了环境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塑料污染，是其中一个问题。现在不解决，将来会更难解决。我们做企业的，不能光顾着赚钱，还得有点社会责任感。”

林总点点头，但话锋一转：“赵总，您有社会责任感，我很敬佩。但做生意，光有责任感是不够的。生物降解塑料，技术是新的，市场是新的，成本是高的，价格是贵的。您觉得，国内有多少消费者，愿意为环保，多花钱买您的东西？”

赵红英沉默了。这是现实问题。生物降解塑料，原料成本高，工艺复杂，价格比普通塑料贵很多。普通塑料袋，几分钱一个。生物降解塑料袋，可能要几毛钱一个。消费者会怎么选？

“我们测算过，初期成本确实高，但随着规模扩大，技术进步，成本会降下来。”赵红英说，“而且，我们可以先从高端市场做起，比如出口，比如高端包装，比如政府项目。另外，环保是大趋势，国家迟早会出台政策，限制不可降解塑料的使用，鼓励可降解塑料。到那时候，市场就打开了。”

“您说的有道理，但那是将来。”林总说，“现在的问题是，您需要多少投资？”

“第一期，五百万。用于建设中试生产线，完善工艺，做产品认证，开拓市场。”

“五百万，不算多，但也不少。”林总想了想，“我们公司，对新技术，新项目，是有兴趣的。但投资，不是慈善，是要回报的。您这个项目，风险很大，回报周期很长。您能给我多少股份？”

“我们愿意出让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百分之三十，不够。”林总摇头，“五百万，百分之三十，估值一千六百多万。您这个项目，现在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没有产品，没有市场，没有收入，这个估值太高了。我觉得，五百万，百分之五十，比较合理。”

赵红英心里一沉。百分之五十，等于控制权就交出去了。虽然对方是外资，有技术，有市场，有管理经验，但控制权一旦失去，这个项目还是她的吗？

“林总，百分之五十太多了。这个项目，是我们一手创立的，技术是我们找的，团队是我们建的，未来也是我们来做。百分之五十，等于把我们辛苦打下的江山，分出去一半。”

“赵总，话不能这么说。”林总笑了，“没有我们的投资，您的项目可能永远停留在实验室。有了我们的投资，您才能建设中试线，才能工业化，才能打开市场。我们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百分之五十，不多。”

赵红英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咖啡已经凉了，有点苦。她看着窗外，海面上，一艘货轮正在进港，拉响了汽笛，声音悠长。

“林总，这样吧，您容我考虑考虑，也跟我的团队商量商量。”

“可以，没问题。”林总很爽快，“不过赵总，我得提醒您，时间不等人。生物降解塑料，不是只有您一家在做。我听说，上海、北京，都有企业在搞，有的已经小批量生产了。您如果犹豫，机会可能就错过了。”

“我明白，谢谢林总提醒。”

林总站起来，跟赵红英握手：“那我等您的好消息。希望我们有机会合作。”

“一定，一定。”

送走林总，赵红英没有马上离开。她坐在那里，看着海，看着船，看着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蛇口，改革开放的第一炮在这里打响。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几个小渔村。现在，高楼林立，工厂遍布，港口繁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是无数人梦想开始的地方。

她的梦想，也开始在这里。从乡镇企业，到家电配件，到现在想搞生物降解塑料，每一步，都走得不轻松。但每一步，她都走过来了。

这一次，能走过去吗？

五百万，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要，还是不要？

要，意味着失去控制权，但项目能活下去，能发展，也许能成功。不要，意味着保持独立，但可能因为资金问题，项目夭折，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她想起很多年前，在村办厂，她跟齐铁军说的那句话：“俺们村办厂的车床，不比他们国营大厂的孬！”

那时候，她年轻，有冲劲，不服输。现在，她还是不服输，但多了几分谨慎，几分算计。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事。她背后，是一个团队，是几十号人，是跟着她干了十几年的老伙计。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希望，都系在这个项目上。

她不能轻易决定。

赵红英拿出手机，想给齐铁军打个电话，听听他的意见。但想了想，又放下了。齐铁军现在在长春，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她？

她得自己决定。

窗外，天渐渐暗了，海和天融为一体，分不清界限。远处，港口的灯光亮了起来，像星星，一颗，两颗，越来越多。

赵红英深吸一口气，站起来，结账，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