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9章 四线并进的困境（2/2）

她站起来，走到暗房，打开安全灯。红光里，显影液中的胶片慢慢显出影像。是总装线，是机器人，是流水线，是德国制造的辉煌。

但她想拍的，不是这个。

她想拍中国的工厂，中国的机器人，中国的流水线。想拍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发动机，自己造的汽车，自己掌握的核心技术。

陆文婷关掉安全灯，走出暗房。回到电脑前，光标还在“提交”按钮上闪烁。

她移动鼠标，点击。

深圳，深南大道旁的一栋写字楼里，刘天华盯着屏幕上的电路图，眼睛发涩。

这是第七版设计了。前六版，流片都失败了。不是时序有问题，就是功耗超标，要么就是面积太大，成本太高。这次，他重新设计了架构，优化了算法，把晶体管数量从五十万压缩到三十万，功耗降低了百分之二十。

但还不够。客户的要求是：三十万晶体管，主频五十兆赫兹，功耗低于一百毫瓦，面积小于五平方毫米。而他的设计，功耗还差十毫瓦，面积还差零点五平方毫米。

“刘总，吃饭了。”助理小陈推门进来，手里提着盒饭。

“放那儿吧。”刘天华没动，眼睛还盯着屏幕。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电路，像一座微缩的城市，街道是导线，建筑是逻辑门，车辆是信号在流动。

这座城市，是他设计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条街道，都要精打细算，不能浪费一寸土地，不能多用一瓦电力。

“刘总，先吃饭吧，都八点了。”小陈把盒饭放在桌上，塑料饭盒，两荤一素，十五块钱。公司现在困难，能省则省。

刘天华终于转过头，看了看盒饭，又看了看小陈。小陈是应届毕业生，清华电子系的高材生，本来可以去外企，拿高薪，住公寓。但被他忽悠来了这个小公司，说要做中国自己的芯片，要打破国外的垄断。

结果呢？两年了，公司还在生死线上挣扎。工资发不出来，房租交不起，芯片做不出来。

“小陈，”刘天华开口，声音沙哑，“你说，咱们能成吗？”

“能。”小陈回答得很坚定，“刘总，咱们的设计，已经比前几版好多了。这次流片，肯定能成。”

“钱呢？”刘天华苦笑，“流片一次，要二十万。咱们账上，还剩多少？”

“十五万三千。”小陈的声音低下去，“下个月的工资，还没着落。”

十五万三千。二十个人，下个月的工资至少要八万。房租两万，水电五千，其他开销一万。剩下的，不到四万。而流片，要二十万。

“刘总，要不，先发工资？流片……缓一缓？”

“缓不了。”刘天华摇头，“客户给的期限是年底，还有两个月。两个月内拿不出样品，订单就没了。订单没了，公司就真的完了。”

“那钱……”

“我去借。”刘天华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深圳的夜景，霓虹闪烁，车流如织。这里是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无数人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无数人梦想破碎的地方。

他的梦想，会破碎吗？

“小陈，你先把这版设计，再检查一遍。重点是功耗，能优化一点是一点。面积也是，看看有没有冗余的逻辑，能砍就砍。我去想办法弄钱。”

“刘总，你去哪弄？”

“你别管了。做好你的事。”

刘天华拿起外套，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很安静，其他公司都下班了，只有他这家，还亮着灯。灯下，是几个年轻人，在电脑前，在图纸上，在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梦想，拼命。

电梯下到一楼，刘天华走出写字楼。夜风很凉，他裹紧了外套。去哪儿弄钱？银行不会贷，风险太大。风投？前几个月见了十几个，都说芯片行业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不敢投。朋友？能借的都借过了，几十万的外债，还没还。

只有一个办法了。

刘天华走到路边的公用电话亭，投币，拨号。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

“喂？”

“红英，是我，天华。”

“天华？”赵红英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有些惊讶，“这么晚，有事？”

“想跟你商量个事。”刘天华吸了口气，“你那边的特种钢项目，还需要投资吗？”

电话那头，赵红英沉默了几秒。

“天华，你那边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嗯。芯片流片，缺钱。二十万。”

“二十万……”赵红英沉吟，“我这边的特种钢，也缺钱。银行贷不出来，供应商那边催款，工人工资要发。我也在想办法。”

“我想投你。”刘天华说，“我那公司，可能撑不下去了。但芯片设计，我做了两年，积累了一些技术，一些经验。我想把这些技术折成股份，投到你的特种钢项目里。你做实业，我做技术，咱们合作。”

“天华，你别冲动。”赵红英的声音很冷静，“芯片是你的命根子，不能放弃。钱的事，我想办法。二十万，我想办法给你凑。”

“你怎么凑？”

“你别管。总之，三天内，我给你汇过去。但天华，你得答应我，这二十万，是借你的，不是投资。你的公司，你得撑下去。中国的芯片，不能没人做。”

刘天华握着听筒，手在抖。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天华，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刘天华的声音有些哽咽，“红英，谢谢。”

“谢什么。当年在红旗厂，要不是你帮我修那台车床，我那个村办厂，早就倒闭了。咱们是战友，是同志。战友有难，同志不帮，谁帮？”

挂了电话，刘天华站在电话亭里，很久没动。夜风吹进来，很冷，但心里，有点暖。

赵红英放下电话，揉了揉太阳穴。头痛，像要裂开。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坐了七八个人，都是她的债主。有银行的行长，有原料供应商的陈总，有设备厂的李厂长，还有镇政府的王主任。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个烟灰缸，里面堆满了烟头。

“赵厂长，不是我们逼你。”陈总又点了一支烟，深吸一口，吐出一团浓雾，“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你的为人，我们信得过。但生意是生意，账是账。你欠我的一百二十万货款，拖了半年了。我也要发工资，也要进原料，也要过日子。”

“陈总，我明白。”赵红英坐直身体，努力让自己看起来镇定，“再给我一个月。一个月后，第一批特种钢样品出来，送到长春一汽检测。只要检测通过，订单就来了，钱就回来了。”

“一个月？”李厂长摇头，“红英，这话你说过三次了。第一次说三个月，第二次说两个月，现在又说一个月。我们等不起。”

“等不起也得等。”赵红英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不等，我现在就破产，你们的钱，一分都拿不到。等，我还有希望，你们的钱，一分不会少。”

“希望？”王主任开口了，他是镇政府的，代表官方，“红英，你的希望在哪？特种钢，那是国家大厂都搞不定的东西，你一个乡镇企业，凭什么搞？”

“凭技术。”赵红英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摔在桌上，“长春一汽给的检测标准，我看了。强度，韧性，疲劳寿命，我们的样品，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是纯净度。只要纯净度上去，就能达标。”

“纯净度怎么上？”陈总问。

“上真空冶炼炉。”赵红英说，“咱们现在的炉子，是普通电弧炉，脱硫脱磷不彻底，杂质多。上真空炉，在真空环境下冶炼，杂质含量能降一个数量级。”

“真空炉多少钱？”

“一百五十万。”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一百五十万，对现在的赵红英来说，是天文数字。账上只剩五万，欠债三百万，工资拖欠两个月，电费都交不起。一百五十万，去哪弄？

“所以，我今天请大家来，是想商量个办法。”赵红英环视一圈，“债转股。你们把欠款，转成我厂的股份。我厂估值五百万，你们的欠款，按比例转成股份。等特种钢做成了，厂子活了，股份升值，你们赚的，比欠款多。”

“债转股？”陈总愣住了，“红英，你这是……”

“这是唯一的办法。”赵红英斩钉截铁，“要么，你们现在逼死我，钱一分拿不到。要么，赌一把，跟我一起，把特种钢搞出来。搞出来，大家都有肉吃。搞不出来，我赵红英把命赔给你们。”

“你的命值几个钱？”李厂长冷笑。

“是不值钱。”赵红英站起来，走到窗前，指着外面的厂区，“但这个厂值钱。五十亩地，三栋厂房，一百多台设备，两百多个工人。这些，值不值三百万？”

没人说话。窗外的厂区，灯火通明。夜班工人在干活，机器在轰鸣，钢水在奔流。这是赵红英二十年打拼出来的家业，从一台破车床起家，到现在能炼钢，能轧材，能做汽车配件。

“我赵红英，今年四十六了。”赵红英转过身，看着大家，“二十五岁承包这个厂，二十一年，没欠过工人一分钱工资，没拖欠过国家一分钱税款。今年是难，但再难，我也要扛过去。特种钢，我一定要搞出来。搞出来了，咱们华北的乡镇企业，就能给一汽供货，就能进入汽车产业链，就能活下来。搞不出来，我认栽，厂子给你们，设备给你们，地给你们，我卷铺盖走人。”

“但有一条，”她的声音陡然提高，“在我还没认栽之前，谁也不能逼我。谁逼我，我就跟谁拼命。我赵红英一条命，换你们三百万，值了。”

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窗外机器的轰鸣，隐隐传来。

过了很久，王主任叹了口气，站起来。

“红英，你的脾气，我知道。但这件事，太大了，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汇报，开党委会研究。”

“我也得回去跟股东商量。”陈总也站起来。

“我也是。”李厂长跟着起身。

一群人，陆续离开。会议室里，只剩下赵红英一个人，和满屋的烟雾。

她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吹散了烟雾，也吹得她打了个寒战。窗外，是她的厂，她的心血，她的命。

手机响了。是短信，刘天华发来的：“红英，钱不用了，我自己想办法。你那边要紧，别为难。”

赵红英看着短信，眼眶有些发热。这个书呆子，自己都难成那样了，还想着别人。

她拨通刘天华的号码。

“喂，天华，钱我会给你凑。二十万，三天内，打到账上。你好好做芯片，别放弃。咱们这些人，这辈子就干一件事。你干芯片，我干特种钢，铁子干发动机，雪梅干医院。干成了，值。干不成，也得干。因为咱们不干，就没人干了。”

电话那头，刘天华沉默了很久。

“红英，谢了。”

“谢什么。咱们是战友，是同志。”

挂了电话，赵红英站在窗前，看着夜色中的厂区。远处，炼钢炉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那是钢水在沸腾，是希望在不灭。

这一夜，四个人，在四个地方，面对四个困境。

沈雪梅在医院会议室，说服同事们，准备抵押贷款，开康复病房，搞健康管理，要闯出一条生路。

齐铁军在发动机车间，对着活塞环的图纸，画下一个又一个红圈，思考着材料、涂层、工艺，要突破技术封锁。

陆文婷在德国办公室，提交了那份可能让她回国的报告，然后在暗房里冲洗胶片，思考着去留。

赵红英在乡镇企业，面对债主，提出债转股，要用最后的身家，赌特种钢的未来。

而刘天华，在深圳的街头，握着电话亭的话筒，听着赵红英的承诺，眼眶发热。

这是1995年的冬天，改革开放的第十七年。国企在改制，工人在下岗，乡镇企业在挣扎，私企在萌芽。困难很多，问题很多，但希望，也多。

天快亮的时候，沈雪梅写完了医院改制方案，最后一页，她签上自己的名字。字迹娟秀，但有力。

齐铁军收起图纸，走出车间。外面，天边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要开始了。他要去沈阳，找那个研究所，看航天涂层能不能用在汽车上。

陆文婷冲好了胶卷，照片上，是德国的总装线，是别人的辉煌。她把照片收进抽屉，开始写辞职报告。

赵红英在办公室里，趴在桌上睡着了。手边，是特种钢的检测报告，是真空炉的报价单，是债转股的方案。

刘天华回到办公室，小陈还在电脑前，眼睛通红，但还在优化设计。

“刘总，功耗又降了五毫瓦，面积缩小了零点二平方毫米。”

“好。”刘天华拍拍他的肩，“继续。天亮之前，我要看到最终版。”

“是。”

天亮了。新的一天，新的困难，新的希望。

中国的工业，就在这样的日夜里，一点点前进。没有奇迹，只有坚持。没有捷径，只有实干。一点一滴，一步一步，从模仿到创新，从引进到自主，从追赶到并跑。

这条路很长，很难。但总得有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