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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9章 襄阳血报震临安,昏君庸臣甩锅国贼赵志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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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扩坐在龙椅上,听着百官的控诉,原本慌乱的心绪竟渐渐平复,甚至生出几分“恍然大悟”的意味。

他连连点头,语气愈发笃定:“众卿所言极是!都是赵志敬!都是这国贼的错!若不是他,朕的江山怎会如此动荡?若不是他,蒙古怎会对我大宋兵戎相向?”

他伸出颤抖的手指,指向殿外,仿佛赵志敬就在眼前:“此贼罪该万死!不仅要杀他,还要诛他九族!让天下人都看看,招惹蒙古、背叛大宋的下场!”

他突然想起什么,又急忙补充道:“传朕旨意,在国书中务必写清楚,此事与我大宋朝廷毫无干系,全是赵志敬一人的恶行!蒙古若要报仇,尽管去找他,万万不可迁怒于朕,迁怒于大宋!”

这番话毫无君王气节,满是苟且偷生的怯懦,却让百官纷纷附和,仿佛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史相所言极是!赵志敬罪该万死!”

“此獠不除,国无宁日!”

“正是此贼破坏宋蒙和睦,罪不容诛!”

“国贼!国贼!”

“剿灭赵志敬!”

“不杀此贼,誓不罢休!”

“蒙古追责,罪在赵贼一人!与我等无关!”

愤怒的呼喊声震得殿内的梁柱嗡嗡作响,满朝文武红着眼眶,唾沫横飞,仿佛赵志敬就在殿中,要将所有的恐惧、焦虑与怒火,都倾泻在这个素未谋面的江湖狂徒身上。

他们选择性地遗忘了朝廷多年来的边备废弛、军费贪墨、武备不修,遗忘了对蒙古的纵容与姑息,遗忘了自己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罪责,只牢牢抓住了“赵志敬抢公主”这一点,将其当作所有祸事的根源。

他们一遍遍强调“罪在赵贼一人”,既是说给皇帝听,更是说给自己听,说给远在北地的蒙古大汗听,仿佛只要反复念叨,这个谎言就能变成真相,蒙古就会放过他们这群庸碌无能的君臣。

“请陛下下旨,天下共讨此国贼!”

群情汹涌,唾沫横飞。

将赵志敬打成“国贼”,既能解释蒙古入侵的“合理性”,又能彰显朝廷“明辨忠奸”的姿态,更重要的是,能将所有责任都推得一干二净,让蒙古找不到怪罪朝廷的理由。

赵扩坐在龙椅上,听着满殿的喊打喊杀之声,心中的恐惧稍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急于摆脱干系、平息事端的侥幸心理。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众卿所言极是!赵志敬此獠,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安邦国!”

随即深吸一口气,强自镇定,朗声道:“准奏!赵志敬,江湖匪类,抢掠友邦公主,挑衅生事,招致兵祸,陷黎民于水火,坏两国之邦交,实乃十恶不赦之国贼!着即通告天下,褫夺其一切本朝可有之虚名,定为国贼,诏令天下忠义之士,江湖正道,共起讨之!凡能擒杀此贼者,朝廷不吝封侯之赏!”

“陛下圣明!”

百官山呼,声音里带着如释重负的庆幸。

定了调子,接下来便是如何“解决”问题。

史弥远再次上前,低声道:“陛下,蒙古兵锋甚锐,郭靖……唉,那逆贼虽曾为我大宋子民,如今却甘为蒙古鹰犬,统兵来犯。襄阳虽暂得守,然久守必失。为今之计,需双管齐下。”

“爱卿有何良策,速速道来。”

赵扩急切道,仿佛史弥远是他唯一的救星。

“其一,即刻以陛下之名,修国书一封,快马送至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御前。”

史弥远眼中精光一闪:“书中需痛陈赵志敬之罪恶,表明我大宋对此贼同样深恶痛绝,认定其为破坏两国和睦之元凶。并郑重承诺,我大宋愿竭尽全力,协助蒙古大军剿灭此国贼,救回华筝公主。恳请大汗明察,罪在赵贼一人,我大宋愿与蒙古永结盟好,共诛此獠,勿因一贼之故,伤了两国和气,生灵涂炭。”

这无异于一份卑微的求和书、认罪书,将全部责任推给赵志敬,并承诺帮蒙古打赵志敬,只求蒙古别打自己。

赵扩闻言,略微犹豫,但想到蒙古铁骑的恐怖,想到江山可能不保,那点天朝上国的虚面子立刻被抛到九霄云外。

“好!就依爱卿所言!言辞要恳切,态度要明确!务必让蒙古大汗知晓我大宋的诚意与无奈!”

他顿了顿,又急切地补充:“一定要把话说清楚,此事真的与朕无关,与大宋无关!全是赵志敬那个狂徒的错!”

“其二,”

史弥远继续道:“陛下既已下诏讨贼,便需有所行动。可命荆湖、京西南路制置使,抽调兵马……嗯,以‘助剿国贼、收复襄阳’为名,向襄阳方向运动。一来向蒙古展示我方的‘合作诚意’,二来……若有机可乘,或可趁机收回襄阳治权。”

他最后一句话说得意味深长。

朝廷对权力帮占据襄阳早已如鲠在喉,此番或许能借蒙古和讨贼之名,行一石二鸟之计。

赵扩眼睛一亮:“妙!就如此办!速拟旨意!”

他此刻早已将蒙古入侵的威胁抛到脑后,满心只想着如何推卸责任,如何借刀杀人,全然不顾襄阳百姓的死活,不顾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

很快,两道旨意从临安发出,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天下。

一道是明发天下的《讨国贼赵志敬诏》,将赵志敬钉在国贼的耻辱柱上,号召天下共讨。

另一道,则是以皇帝赵扩名义,言辞卑躬屈膝、极尽推诿讨好之能事的致蒙古大汗国书,被快马加鞭,送往北地。

临安朝堂之上,似乎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将锅甩得干干净净,并找到了“解决方案”。

百官们似乎松了一口气,又开始议论起如何“协助”剿贼的细节,仿佛襄阳城下的血战、蒙古大军的威胁,都随着那纸诏书和国书而消散了许多。

他们互相道贺,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全然忘了,真正的危机,从未因这自欺欺人的闹剧而有半分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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