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7章（1/2）

“东海湾国际数字创新社区”的展示中心，现代感十足的流线型空间里，一场小范围的媒体交流会正在进行。受邀而来的多是科技垂直媒体和知名自媒体人，氛围比之前的创投峰会更加轻松、深入。郑国权没有亲自出席，代表湾区资本发言的，是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一位在海外学术界和工业界都颇有声望的人工智能专家，温斯顿博士。

温斯顿年约五十，风度翩翩，操着略带加州口音的流利中文，语调温和，却字字锋芒暗藏。他先是介绍了湾区资本研究院在全球的前沿布局，以及在AIforSce（科学智能）、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雄心，随后话锋一转，谈到了对当前中国创新环境的观察。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性，并且推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投入巨大的资源。”温斯顿微笑着说，镜片后的目光扫过在场记者，“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无疑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不过，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领域，尤其是探索‘无人区’的颠覆性创新，或许需要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但语气依然温和：“过于强调‘规划’和‘目标导向’，可能会不自觉地挤压那些非共识的、看似‘无用’的探索空间。创新，尤其是从0到1的突破，很多时候是‘偶然’的礼物，是天才思维在自由碰撞中的意外火花。它很难被‘计划’，也很难被‘考核’。当资源过度向少数几个被指定的‘重点方向’集中时，是否可能在无意中，让更多有潜力的‘野草’失去了生长的机会？”

他并未提及任何具体计划或地名，但在场的媒体人都心领神会，这显然是在影射，甚至是针对“江南基石”计划所代表的、强调国家战略牵引和有组织科研的模式。

一位记者顺势提问：“温斯顿博士，您如何看待湾区资本模式与中国本土一些创新计划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还是互补？”

温斯顿笑了笑：“我们更愿意视之为一种‘鲶鱼效应’。我们带来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模式、不同的资源网络。我们相信，多元化的探索路径，良性的竞争与交流，最终会催生出更丰富的创新成果，惠及全社会。至于‘江南基石’计划……”他刻意停顿了一下，才缓缓说道，“我们尊重任何旨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努力。只是希望，在宏大叙事之外，也能给予个体研究者，特别是那些拥有‘疯狂’想法的年轻人，更多的耐心和更宽松的土壤。毕竟，改变世界的火花，往往最初看起来，都有些‘离经叛道’。”

这番话，通过媒体和社交网络的传播，迅速在科技圈，特别是在那些对现行科研体制有所不满、或向往更自由探索环境的青年学者和学生中发酵。许多自媒体文章以“湾区科学家直言中国科研弊端”、“计划式创新Vs.自由探索：谁更能赢得未来？”等标题进行解读和扩散，将湾区资本的模式塑造成“自由、开放、包容、崇尚天才”的理想国，而将“江南基石”计划暗示为“僵化、功利、扼杀个性”的旧体制代表。虽然温斯顿的措辞始终保持着学者的克制，但其背后隐含的对比和褒贬，却极具煽动性和破坏力。

江南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李维教授，在实验室的休息间隙，刷到了这篇被广泛转载的报道。他看着文章中引用的温斯顿的话语，字字句句仿佛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非共识的探索空间”、“野草”、“离经叛道”……这些词汇让他想起自己那个“边缘”研究方向曾经遭遇的冷眼，想起申请经费时的重重困难。虽然“基石”计划和陈启的例子带来了一线希望，但温斯顿描绘的那种纯粹基于兴趣和好奇心、不受拘束的探索图景，对他这样的研究者，依然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猎头开出的天价薪酬和条件固然诱人，但这种理念上的“共鸣”和“认同感”，或许才是更深层次的动摇之源。他关掉网页，望着窗外熟悉的校园景致，第一次感到一种深刻的迷茫和疏离。脚下这片土地，真的能给予他所渴望的那种学术自由和尊重吗？

压力，也传导到了“江南基石”计划的联合体内。在一次“先进材料与制造创新联合体”的内部讨论会上，一位来自高校的年轻研究员，有些激动地提到了温斯顿的言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联合体现在的几个主攻方向，是不是太‘稳’了？都是跟着国际热点走，或者盯着眼前那点产业需求。真正开天辟地的想法，在我们这套申报、评审、考核的流程里，可能第一轮就被毙掉了！我们这样，怎么和人家那种鼓励‘疯狂想法’的模式竞争？”

他的发言，引发了一阵小声议论。有附和的，也有反驳的。反驳者认为，国家投入巨大资源，必须聚焦重大需求，不能漫无边际；“疯狂想法”更需要扎实的基础和验证，不能好高骛远。争论中，隐隐透露出两种创新文化、两种评价体系的碰撞。

“够了。”联合体牵头人之一，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敲了敲桌子，面色严肃，“温斯顿的话，有他的立场。我们走自己的路，没必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基石’计划有没有问题？有！我们正在改。但我们的优势，是能集中力量解决大问题，是能把实验室的成果和国家的需要、产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本身就需要探索，需要智慧，不是简单的‘计划’或‘自由’就能概括的。都散了，把手头的工作做好！”

讨论暂时被压下，但裂痕已经出现，质疑的种子已经播下。温斯顿看似温和的批评，像一根精准的探针，不仅刺中了现行体制的痛点，更在“基石”计划内部，在那些渴望更自由探索空间的研究者心中，引发了回响和波澜。理念之争，往往比利益之争更为深刻，也更具分化力。

就在“基石”计划因外部舆论和内部质疑而承受压力时，一个更直接、更沉重的打击，猝不及防地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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