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2章（1/2）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江南基石”计划创新活力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征求意见稿，如同一块烧红的烙铁，被秦墨以不容置疑的决心，按在了江南省科技体制这块坚韧而陈旧的皮革上。嗤啦作响，青烟冒起，痛感与焦灼的气息迅速弥漫开来。

最先感受到“灼热”的，是手握科研经费审批权、习惯于“把关”的各级科技管理部门。《意见》中关于科研经费“包干制”、简化采购流程、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大自主权的条款，让他们如坐针毡。

“秦书记，这‘包干制’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科研经费是纳税人的钱，必须严格监管！放开了，万一出现滥用、挪用，甚至腐败，谁来负责？审计那一关怎么过？”省财政厅一位分管副厅长在征求意见会上，眉头紧锁，语气充满忧虑。

“是啊，采购流程简化是好事，但现有的规定是为了防范风险、确保公平。如果项目负责人自己就能决定买什么、向谁买，这里面的廉政风险、利益输送风险，不得不防啊！”省纪委监委派驻科技厅的纪检组长也表达了类似的顾虑，手指下意识地敲着桌上厚厚的《廉政风险防控手册》。

“还有这‘一人一策’，薪酬不受总额限制，其他单位怎么看？同在一个系统，凭什么他们就能拿高薪？会不会引发新的不公平，甚至造成单位内部矛盾？”一位来自省属高校的人事处长，提出了更现实的担忧。

质疑、顾虑、甚至隐隐的抵触，从各个角落传来。每一句质疑背后，都牵连着现有的权力格局、运行惯性和风险考量。改革，意味着要让渡权力，改变习以为常的“安全”流程，触碰既有的利益平衡。阻力，如预料般强大。

秦墨耐心地听着，他知道这些声音并非全无道理。但他更清楚，不打破这些桎梏，所谓的“激发活力”就是一句空话。他等众人说完，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同志们，我们讨论的，不是要不要监管，而是如何实现更有效、更符合科研规律的监管。是把科研人员当成贼一样防着，用繁琐的程序捆住他们的手脚，消耗他们本应用于创新的宝贵精力，还是建立基于信任、结果导向的新型监管体系？”

他目光扫过会场：“‘包干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信任在前，责任在后，审计监督贯穿始终。我们要配套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信息公开制度和后评估机制。对守信者，给予最大便利；对失信者，严惩不贷。采购简化，不等于没有规矩，而是优化流程，明确负面清单，把该放的权放到位，把该管的事管住管好。至于‘一人一策’和薪酬问题……”

秦墨顿了顿，语气加重：“顶尖人才是稀缺资源，是创新的核心。市场给得起的价格，我们为什么给不起？与其让人才被外企、被湾区资本用高薪挖走，然后我们再用更高的成本去引进、去弥补，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拿出诚意，留住我们自己的宝贝？至于公平问题，我们要的是激励创新、多劳多得的公平，不是‘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江南基石’计划，就是要打破论资排辈，让有真才实学、能做出贡献的人得到应有的回报！这个导向，必须旗帜鲜明！”

他环视众人，语气不容置疑：“改革必然有风险，但不敢担风险，就永远别想有突破。文件是‘试行’，就是在可控范围内探索、完善。出了问题，总结经验，修改制度，但方向不能变，决心不能动摇！各部门要做的，不是想着怎么设卡，而是想着怎么在落实中防范风险、完善细节，怎么把好事办好！”

秦墨的强势表态，暂时压下了公开的质疑，但水面下的暗涌并未停止。一些部门和人员，开始以“细化落实”、“制定配套细则”为名，在具体操作环节设置隐形障碍，或试图将新规定拉回旧轨道。文件精神的落地，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拉锯战。

与此同时，在东海市湾区资本研究院顶楼那间可俯瞰江景的办公室里，郑国权也正与他的核心智囊们，研判着江南省这份《意见》草案。

“松绑、赋能、容错……秦墨这次，是直指要害啊。”李明将一份分析报告放在郑国权面前，“他看到了我们模式的优势——对个体的尊重、对自由的推崇、对失败的宽容，并试图在体制内嫁接这些元素。如果真能落地，对我们的人才吸引力，会形成对冲。”

郑国权翻阅着报告，目光沉静。他并不感到意外，甚至有些欣赏。如果秦墨连这点应对都做不出，那这场游戏就太无趣了。他放下报告，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流淌的江水。

“制度可以模仿，甚至改进。但文化基因的转变，非一日之功。”郑国权缓缓道，“他们的体制，骨子里是计划、是控制、是层级。‘包干制’可能会遇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容错’在‘追责’文化根深蒂固的官场，能有多大空间？‘一人一策’的薪酬，在事业单位复杂的内部平衡中，能执行到什么程度？我表示怀疑。”

他转过身，眼中闪烁着冷静分析的光芒：“秦墨想用‘制度红利’对抗我的‘资本红利’和‘文化叙事’。但制度红利的释放，需要时间，更需要执行环节从上到下的真正认同。而我们的优势，在于灵活，在于纯粹。我们不需要协调那么多部门，平衡那么多利益，我们只需要判断趋势，下注于人。”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李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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