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3章（1/1）
东海市，毗邻高新区的核心商务区，一栋极富现代感的全玻璃幕墙大楼顶层，刚刚挂上了崭新的铜质牌匾——“长三角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过多的媒体报道，但揭牌当天出入这里的车辆和面孔，足以在东海乃至整个江南省的科技与资本圈，激起层层涟漪。
湾区资本的郑国权，亲自为研究院揭牌。出席的嘉宾名单并不长，但分量极重：东海市主管科技的副市长，两位顶尖高校的副校长，几位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以及湾区资本在长三角投资的几家头部科技企业的创始人。没有红毯，没有剪彩，只有一场小范围、高规格的学术沙龙，主题是“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范式革命”。发言者包括来自美国的图灵奖得主（视频连线）、国内顶尖的AI学者，以及郑国权本人。他没用PPT，只站在沙龙一角，用平实的语言，描绘了研究院的未来愿景——不追求短期论文产出，不设僵化的KPI，致力于支持那些高风险、高潜在价值、需要长期投入的前沿探索，打造一个“思想自由、资源充沛、转化高效”的全球顶尖创新平台。
沙龙上，郑国权宣布了研究院的首批“灯塔计划”项目：涵盖量子计算原型机关键组件、新一代脑机接口、可解释人工智能基础算法、以及生物合成新材料四个方向，每个方向首期投入不低于两亿人民币，且承诺“耐心资本”，十年不追求商业化回报。同时，公布了“卓越学者计划”和“青年创新奖”，面向全球招募顶尖科学家和极具潜力的青年科研人员，开出的薪酬待遇和科研支持条件，让在场的几位高校领导都暗自咋舌。
消息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迅速在学术界和产业界荡漾开来。表面上，这是一家新型研发机构的诞生，是资本对基础研究的慷慨投入。但在江南省科技厅、教育厅，甚至在省委省政府的某些办公室里，一份份关于“湾区资本研究院人才争夺情况初步分析”的报告，已经开始悄然流传。
报告里的数据触目惊心：东南大学计算机学院一名国家杰青、两位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已正式提出调离申请，意向单位直指湾区研究院；省科学院下属的微电子所，一个核心团队被整体“接洽”，开出的条件是现有收入的三到五倍，外加完全自主的研发方向和设备采购权；省内几所重点高校的信息、材料、生物等优势学科的博士生、博士后，近期咨询“产业界机会”的比例显着上升，而湾区资本及其关联企业，是首要目标……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人才流动了，这是系统性、有目标的虹吸！”省教育厅一位分管人事的副厅长，在内部会议上忧心忡忡，“我们培养一个杰青要多少年？投入多少资源？现在人家直接用钱砸，用平台挖，我们怎么竞争？长此以往，本土的科研生态会被掏空！”
科技厅的担忧更直接：“他们瞄准的，都是我们省重点布局、有比较优势的前沿领域。顶尖人才和团队被挖走，不仅带走了知识和成果，更关键的是带走了项目的承接能力、学生的培养能力，以及整个创新链条上的关键节点。我们的省重点实验室、重大专项，以后找谁来做？这关系到我们省未来五年、十年的科技竞争力和产业升级根基！”
压力，无形但沉重地传导开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领导们开始频繁地被召见、被谈话，主题都是一个：如何稳住人才队伍？如何应对湾区资本的“人才战”？提高待遇？有限的财政拨款和僵化的薪酬体系，面对资本开出的天价，杯水车薪。加强思想工作？在真金白银和广阔平台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设置障碍？违反人才流动政策，更会授人以柄，损害地方引才形象。
“堵不如疏。”一位资深的高校党委书记在私下交流时叹道，“关键是要我们自己有能吸引人、留住人的东西。除了钱，我们还有什么？学术氛围？官僚气息比人家重。科研自主？条条框框比人家多。转化效率？更没法比。光靠情怀和行政命令，留得住一时，留不住一世啊。”
而更微妙的渗透，发生在思想层面。研究院成立后，迅速与多家媒体合作，开设专栏，举办线上线下的“未来论坛”，邀请其招募的学者和合作的业界精英，畅谈前沿科技、产业趋势、创新理念。话题从人工智能的伦理边界，到生命科学的革命性突破，再到新能源、新材料的无限可能，观点新颖，视野宏大，极具吸引力。与之相随的，是一种若隐若现的叙事：未来的竞争，是科技与创新的竞争；创新的主体，是市场、是企业、是敢于冒险的资本和天才的个人；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营造环境、提供服务，而不是主导方向、干预过程。效率、速度、颠覆、全球化，是这些叙事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这些观点本身并非全无道理，甚至在很多层面上切中了当前科技体制的某些弊端。但当它们以一种体系化、高频次、高规格的方式，通过精心策划的媒体渠道和论坛活动持续传播时，其影响力便不容小觑。它们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些学者、学生、甚至部分官员和企业家对“创新”的认知，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江南省未来该做什么、怎么做”的想象。
“感觉现在有些讨论，风向有点微妙。”省委政研室的一位年轻研究员，在内部学习会上提出自己的观察，“一提到科技创新，言必称硅谷模式、风险投资、颠覆式创新，强调要‘放手’、要‘包容失败’。但对国家战略导向、有组织科研、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性，提得少了。好像市场自发产生的创新才是真创新，国家主导的、目标明确的重大科技项目，反而显得有些‘过时’或‘低效’了。”
“还有对人才的看法，”另一位研究员补充，“现在舆论特别推崇那种自带光环、能拿风投、能创业成功的‘明星科学家’或‘天才极客’，这当然好。但对那些默默无闻、长期坐冷板凳、从事基础研究或‘卡脖子’技术攻关的科研人员，关注度和认可度似乎不够。湾区资本那套打法，很容易把人才和资源导向那些容易出彩、容易估值、短期能见效益的‘热点’领域，而对那些需要长期投入、风险高、但意义重大的‘硬骨头’领域，缺乏吸引力。这会不会导致我们省的创新资源分布失衡，进一步加剧某些领域的短板？”
这些讨论，最终被整理成一份内参，送到了秦墨的案头。内参的标题是：《关于新型研发机构兴起背景下我省科技创新生态与人才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与隐忧》。报告没有点名湾区资本，但字里行间所指，清晰无误。
秦墨仔细阅读了这份内参。他放下材料，走到窗前。窗外，城市在秋日阳光下运转如常。但他知道，水面之下，潜流正在加速。郑国权没有选择在工程质量、招商引资等传统赛道上与他正面碰撞，而是另辟蹊径，直指未来竞争的核心——人才与创新的定义权和主导权。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竞争，更隐蔽，也更深远。
他面临的，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规范的市场行为主体，而是一个试图塑造认知、引领潮流、甚至重新定义“发展”逻辑的庞然存在。它用资本的巨手，搅动着人才的流向；用精巧的叙事，影响着思想的潮汐。对抗，可能被视为保守、封闭，扼杀创新活力；放任，则可能眼睁睁看着本土的科研根基和未来产业的主导权悄然流失。
秦墨坐回办公桌后，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他想起不久前清江市那个工地上的裂缝，想起老方面对甲方压力和上级检查时的两难。那是旧有发展模式下的顽疾，需要用改革的铁砧去敲打，用细致的规则去修补。而现在，郑国权带来的挑战，则属于另一种类型，它发生在实验室、论坛、媒体版面和高层次人才的心智战场上。这里没有清晰的裂缝可供修补，没有明确的“建设单位”可以问责，有的是一种柔性的、弥漫性的渗透与塑造。
“堵不如疏……”他回味着那位高校党委书记私下里的感叹。是的，简单封堵行不通，只会把人才和机会推向对面。但“疏”往何处？如何“疏”？如何在开放合作、吸收一切有益要素的同时，确保创新的主导权、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何在拥抱资本力量、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坚持国家战略导向，满足人民根本需求，守住安全发展的底线？
这需要的，恐怕不仅仅是出台几份文件、召开几次会议。它需要更宏大的视野，更系统的布局，更深邃的定力，以及，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定义和构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关系的智慧与勇气。郑国权在“渗透”，在“定义”。而他，秦墨，必须在这场关于未来定义权的无声较量中，找到并夯实自己的“基石”，构筑自己的“高地”。这场渗透与反渗透、定义与反定义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或许远超之前任何一场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