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 病虎余威，屯田定势（1/2）

宣德五年的八月，紫禁城里的秋意来得格外早，也格外肃杀。乾清宫东暖阁内，那股浓得化不开的药味里，又掺进了新的、更苦涩的成分。朱瞻基自七月末闻薛禄噩耗呕血昏厥后，便真的“一病不起”了。

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得凶猛。刘太医的方子换了又换，参茸灵芝流水般用下去，却似石沉大海，只勉强吊住那口游丝般的气息。皇帝的面色是一种近乎透明的青白，眼窝深陷，颧骨高耸，整日多半时间昏睡，即便醒来，眼神也时常涣散，说不上几句话便喘息不止，冷汗涔涔。那具曾经在朝堂上令百官屏息的躯体，如今薄薄地陷在锦被之中，仿佛一阵稍大的风就能吹散了去。

国事不能一日无主。于是，在皇帝断续的旨意和太后的默许下，襄王朱瞻墡不得不再次接过“监国”这柄烫手的金印。然而，今时不同往日。

去岁他监国，皇帝虽病，余威犹在，且皇帝刚御驾亲征打了胜战，表面肃然。可如今，皇帝倒下了，是真真切切地、在所有人注视下轰然倒下。薛禄这颗将星的陨落，如同一记丧钟，敲碎了许多人心中对“陛下即将康复”的最后幻想。北疆五堡工程因主帅骤逝而陷入半停滞，西征曲先的战事耗粮靡饷，开平卫内迁之争悬而未决徒耗口水，西洋筹备的巨量钱物需求压得户部喘不过气……这一连串的“事”，在失去了皇帝那足以镇压一切的权威后，骤然变成了引爆朝堂矛盾的“乱”。

反弹，如同压抑已久的火山，猛烈地喷发了。而这反弹，首先便在文武之间，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都察院的御史、六科的给事中们，仿佛一夜之间找回了“风骨”，奏章雪片般飞向通政司，直指西北用兵不利、耗费无度，痛斥边将“畏敌如虎”、“养寇自重”，更有人旧事重提，将薛禄生前那些“御下不严”、“任用私人”的模糊指控再次翻出，言辞激烈，要求追究“贻误边计”之责。这矛头，看似指向具体将领，实则是对整个勋贵武将集团，乃至皇帝近年来“重实务”、“倚边将”政策的一次总清算。

武臣勋贵们岂是忍气吞声之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人或碍于身份暂未直接下场，但一众都督、侯伯、以及在京的边镇将领，已然怒不可遏。他们在朝会上、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反唇相讥，讥讽文官“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指责科道言官“以风闻为刀笔，挟私怨乱朝纲”，更有人直接将矛头指向户部调度不力、工部器械粗劣，致使前线将士“饥寒交迫，以血肉之躯挡贼寇铁骑”。冲突迅速从奏章走向朝堂，又从朝堂蔓延至各部衙署。一次廷议，往往演变成文东武西的激烈对骂，引经据典的斥责与粗鲁直白的怒喝交织，往日肃穆的殿堂，竟如市井茶馆般喧嚣。

襄王朱瞻墡坐在御座之侧那张特设的“监国”椅上，面色苍白，如坐针毡。他性格本就偏于温和谨慎，不似其兄那般杀伐果断。面对这失控的场面，他试图调和，声音却总被更大的声浪淹没；他想要裁断，却发现任何倾向于一方的决定，都会立即招致另一方更猛烈的攻讦。文官指责他“偏袒粗鄙武夫”，武臣则暗讽他“被酸儒挟制”。不过旬日，这位临危受命的亲王，两鬓竟添了几缕刺眼的白发，眼底是深深的疲惫与无力。他这才真切体会到，皇兄平日坐在那御座之上，背负的是何等重压，驾驭的又是何等桀骜不驯的群臣。这“监国”之位，看似尊荣，实则是架在火山口上的虚座。

朝堂的混乱与襄王的窘迫，自然一字不落地传入了乾清宫。朱瞻基在昏沉的间隙，听着王瑾带着哭腔的低语禀报，那深陷的眼眸中，先是闪过一丝近乎死灰的颓然，随即，却被一种更深刻、更冰冷的怒意与不甘点燃。他不能倒，至少，不能倒得如此狼狈，不能让这江山，在他眼前就乱起来。

八月初，不知是刘太医的猛药见了效，还是皇帝胸中那口不屈之气强行提了起来，朱瞻基的病情竟有了一丝极微弱的“好转”。这“好转”并非痊愈，而是他能清醒的时间略长，进些流食，偶尔能在搀扶下坐起片刻。然而，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不过是残灯复明，那灯油，已然见底了。

就是靠着这残存的一口气，朱瞻基做出了决定。他不能再将朝政完全假手于人了。他必须再次站出来，哪怕只是影子，也要将那股即将分崩离析的势头，狠狠摁下去！

八月初六，一个秋阳惨淡的早晨，皇帝突然传旨，翌日御文华殿，听政。旨意简略，却如同惊雷。朝臣们惊疑不定，不知皇帝是真有好转，还是勉力为之？但无人敢怠慢。

次日，文华殿。当内侍搀扶着那个裹在厚重裘袍中、瘦得几乎脱形、却依旧将脊背挺得笔直的身影，缓缓坐上御座时，殿中落针可闻。所有争吵、怨愤、算计，在那一刻，都被那身影所携带的、深入骨髓的威压与……死亡气息，震慑得悄无声息。皇帝脸色蜡黄，嘴唇不见血色，唯有一双眼睛，虽然深陷，却亮得瘆人，缓缓扫过殿下每一个臣子，那目光如有实质，刮得人肌肤生疼。

没有废话，甚至没有惯例的“平身”后奏事。朱瞻基用嘶哑得几乎破碎、却异常清晰的声音，直接点名了几位近日争吵最凶的文武官员，将他们奏章中最尖锐的指控、最情绪化的对骂，用平静到可怕的语调复述出来。每复述一句，被点到名的官员便伏地颤抖，汗出如浆。

“朕还没死。”最后，皇帝只说了这四个字，声音不高，却像冰锥，刺入每个人的心脏，“大明的天，还没塌。尔等食君之禄，不思为君分忧，为国家纾难，整日攻讦不休，是嫌这江山太稳，还是觉得朕……提不动刀了？”

又是一阵死寂。皇帝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颤抖，王瑾慌忙递上药盏，却被他挥手推开。他喘息着，目光如鹰隼般逡巡：“北疆的城墙，不会因尔等的口水加高一块；曲先的逆贼，不会因尔等的奏章少一个。开平卫迁与不迁，吵了半年，可有一条切实的方略，能省下一兵一卒，多收一颗粮米，让边关将士吃饱穿暖，有力气杀敌？！”

这直指核心、毫不留情的质问，让方才还争得面红耳赤的官员们哑口无言。是啊，争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尤其是最现实的——粮饷。打仗要粮，筑城要粮，养兵要粮，没有粮食，一切都是空谈。而国库，在连番大事之后，已然捉襟见肘，这正是所有矛盾的放大器。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出列，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那是工部尚书，黄福。此人历事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以清正实干着称，曾督运粮饷支持北征，管理过漕运、营造，深知物力维艰。他手捧笏板，声音沉稳，在寂静的大殿中格外清晰：

“陛下抱恙，犹心系国本，痛斥时弊，臣等愧怍无地。然陛下所忧边储空虚、国力耗损之事，臣近日反复思量，确有一策，或可标本兼治，于国有大裨益，伏乞陛下圣裁。”

“讲。”朱瞻基的目光落在黄福身上，微微颔首。

黄福深吸一口气，朗声奏道：“臣闻，强兵必先足食，足食贵在务实，务实首在节用。臣观永乐年间，南征交趾，北讨沙漠，又营建北京，工程浩大，用度繁浩，然当时府库未至如此窘迫。何也？非仅因岁入丰盈，实因调度有方，物尽其用。反观近年，国家并无永乐时那般连绵大战与大工，然岁出仅可维持，此诚可深虑。若一旦旱涝频仍，或边烽再急，大军征调，则朝廷何以应之？”

他顿了顿，见皇帝凝神倾听，便继续道：“臣愚见，开源之外，尤重节流，而节流之最大者，莫过于省冗食。今京师及诸边镇，仰食漕粮之军士民夫，何止百万？其中可省者甚众。譬如，京营及各都司卫所，有大量军士专事操备、营缮，此辈不事耕种，坐耗粮饷。臣请于济宁以北，卫辉、真定以东，黄河沿岸水土丰腴之地，划出旷土，征发此等军士十万人，前往屯垦。”

他越说越流畅，显然思虑已久：“此十万人，当年屯种，所收即可自给，省却朝廷运粮六十万石。次年，人可收粮五石，则总计五十万石。至第三年，地力已熟，人收十石不难，则岁入百万石。此百万石，皆就近入沿河卫所仓廪，可供北边军需，则又可省却各卫所原定月粮及转运损耗，约一百二十万石。如此算来，岁省一百八十万石漕粮，实得新粮百万石，一出一入，朝廷每年可多二百八十万石粮储！且军士屯田，亦不废操练，农隙则可演武，实为兵农合一，强兵足食之良法。昔日曹魏屯田许下，得以蓄力灭蜀平吴；太祖高皇帝亦力行军屯，乃有洪武之治。此乃先贤成法，今日正当其时！”

黄福这番话，数据详实，逻辑清晰，引古证今，将一项庞大的屯田计划利弊得失算得明明白白。更重要的是，他精准地抓住了当前朝堂纷争的“七寸”——钱粮，并提出了一个看似能够不增加百姓负担（用现成军队）、不耗费太多新开支（利用现有土地和人力）、却能迅速见效的解决方案。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提案，更是一剂可能缓和文武矛盾（军队去种地，自给自足，减少对文官掌控的户部的依赖和指责）、缓解北边压力的政治良药。

殿中众臣，无论文武，都被这笔账震住了。支持者仿佛在迷雾中看到了灯塔，反对者一时也难找到强有力的理由驳斥。毕竟，谁能否认粮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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