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一锄头挖出带麻袋的人头骨现场气味直冲天灵盖（1/2）

讲述这起离奇案件之前，不得不先提一个地名——沈阳市苏家屯红菱铺镇。

这起案件的发生地，具体在红菱铺镇南红菱铺村。但必须说明白，案子发生在1985年，那会儿还是“红菱铺镇”的建制。时光流转，行政区划几经调整，如今此地已改称“八一红菱街道”。名字变了，道路拓宽了，新房建起来了，唯有那片土地下曾经发生的故事，在岁月里刻下了抹不去的印记。

1985年的中国农村，正处在变革的前夜。土地承包责任制推行不久，农民们刚刚尝到“多劳多得”的甜头，家家户户铆足了劲在田地里创收。沈阳周边这些村庄，离城市不算远，有些胆大的已经开始做些小买卖，但绝大多数人还是面朝黑土背朝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朴实生活。那时候的刑侦技术远不如今天，没有DNA数据库，没有天网监控，破案靠的是公安人员的双脚、双眼，还有那份不破案不罢休的韧劲。

1985年6月22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刚过两天。

辽沈平原的夏日来得虽不比关内那般迅猛，但一到六月，晌午的日头也毒得很。庄稼人都懂得“趁凉快”的道理，清晨和傍晚是干活的好时辰。

那天，天刚蒙蒙亮，东方才泛出鱼肚白，远近的公鸡开始此起彼伏地打鸣。南红菱铺村的李支书习惯性地早起了。老李五十出头，在村里当了多年干部，是个勤快人。他披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趿拉着自家媳妇纳的千层底布鞋，推开通往后院的木门。

后院原本是片荒地，长满了苘麻、苍耳和狗尾巴草。1984年老李从村里老宅搬出来后，选在这村南头盖了三间砖瓦房。闲不住的他，用了大半个月工夫，把后院拾掇出来，开成个小菜园。方方正正一块地，东西向约莫十五米，南北向十来米。他精心规划：东边种着紫莹莹的茄子、绿油油的辣椒，西边是搭了架的黄瓜和豆角，北边墙根栽了几垄小葱和香菜。老李伺候菜园像伺候孩子，每天早晚都要看一遍。

连日下雨，菜园低洼处积了水，几棵茄子的叶子已经开始发黄。老李心疼，决定挖条排水沟。他抄起靠在墙角的镐头——那是一把老镐，木柄被手掌磨得光滑锃亮，铁头有些锈迹，但刃口依然锋利。

地上湿漉漉的，泥土吸饱了雨水，泛着黑亮的光，踩上去软绵绵的。老李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抡起镐头。“嘿”一声，镐头切入泥土，翻起一块潮湿的土坯。土腥味混着青草味扑鼻而来，这是老李熟悉且喜欢的味道。

他干得顺手，一镐接一镐，沟已挖出大半，深约一尺，宽不过八寸。估摸着再有个把钟头就能完工，老李盘算着：挖完沟，回屋吃早饭，然后去村部看看今天有什么工作。

干累了，老李直起腰，用袖子抹了把额头的细汗。他从兜里掏出牛皮烟袋，解开系绳，捏出一撮自家种的旱烟叶，仔细按进黄铜烟锅。划一根火柴，“刺啦”一声，火苗窜起，凑近烟锅，“吧嗒吧嗒”吸了几口。辛辣的烟雾涌进喉咙，提神醒脑。淡蓝的烟在晨雾里袅袅升起，远处传来几声狗吠，村庄在晨曦中渐渐苏醒。

歇够了，老李在鞋底磕掉烟灰，把烟袋别回腰间，又抡起镐头。这一镐下去，感觉不太对劲——先是顺畅地切入土层，随即“咯噔”一声，碰到了硬物。

“嗯？”老李皱眉，以为是石头。这地方以前是荒地，有几块碎砖烂瓦不稀奇。他双手用力，镐头往上一提——

“噗噔”。

带出来一截灰白色的东西，约有半尺长，沾满黑泥，在潮湿的土堆上格外显眼。

老李弯腰捡起，凑到眼前，用粗糙的手指抹去表面的泥土。是骨头，看形状像是腿骨的一部分。骨头上还粘着几片破烂的麻袋布，布纹粗糙，已经糟朽，一碰就掉渣。

“谁家埋的骨头，也不埋深点。”老李嘟囔一句。在农村，这不算稀奇事——杀猪宰羊后的骨头、死鸡死鸭，常有人埋在地里当肥料。他随手把骨头扔到旁边的杂草丛里，没多想，继续挖。

站稳，抡镐，落下。

“噗——”

这次带出来的东西圆滚滚的，有碗口大小，裹着泥土，在地上滚了半圈。

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猛地冲上来，不是泥土的腥，不是粪便的臭，而是一种甜腻中带着腐败的、直冲脑门的怪味。老李被呛得后退半步，本能地屏住呼吸。他眯着眼，用镐头尖小心翼翼地把那物件扒拉过来。

晨光又亮了些，东方泛出橙红。那东西在泥土里滚动半圈，停下时，两个黑洞洞的窟窿正对着老李的脸。

老李浑身一激灵，后背瞬间冒出冷汗。

骷髅头。

一颗人的头骨。

时间仿佛凝固了。老李僵在原地，耳朵里嗡嗡作响，能清晰地听见自己心脏“咚咚”的狂跳声。他活了大半辈子，经历过战争年代、饥荒岁月，见过生死，算是个有胆识的人。可当一颗真真切切的人头骷髅出现在自家菜园时，那种冲击力还是让他脑袋发懵。

他没有喊叫，也没瘫软，只是站在原地，眼睛死死盯着那颗头骨，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这地方，我搬来前问过老人，说是荒地，从没听说谁家在这埋过人。就算是无主坟，也该有棺材板、坟头桩，怎么就用破麻袋裹着？埋得也不深，一镐就刨出来了……

不对劲。

老李猛地转身，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推开屋门时，他老伴正在灶台边拉风箱烧火做饭，锅里熬着小米粥，蒸汽氤氲。见他脸色煞白，额头冒汗，老伴问：“咋了？碰上长虫了？”

“后园子……”老李声音发干，“挖出人骨头了。”

“啥？”老伴手一抖，柴火差点掉出来，“人骨头？你别瞎说！大早上的不吉利！”

“我能拿这事瞎说？”老李摆摆手，声音压得很低，“一个头骨，还有别的骨头……用麻袋片裹着。怕是有事，我得去派出所。”

老伴慌了神：“那、那早饭……”

“不吃了。”老李从墙上摘下草帽戴上，推开门，“你把门关好，这事先别往外说。”

院子里停着那辆老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三角梁上的红漆已经斑驳。老李蹬开车撑，推车出院，翻身骑上。车轮碾过村里的土路，扬起细细的尘埃。路上碰到早起拾粪的老孙头，招呼了一声“李支书这么早上哪去”，老李只含糊应了句“去镇上办点事”，脚下蹬得更快了。

风在耳边呼呼作响，老李心里沉甸甸的。他知道，这个看似平常的夏日清晨，他和他熟悉的村庄，怕是再也回不到从前那种平静了。

红菱铺镇派出所是一排红砖平房，门脸不大。值班民警小陈刚打好洗脸水，就看见李支书慌慌张张地骑车冲进院子。

“陈、陈同志……”老李喘着粗气，“我家后园挖出人骨头了！人的头骨！”

小陈一愣，立刻放下脸盆：“李支书，慢慢说，怎么回事？”

听完老李语无伦次的叙述，小陈意识到事情严重。他一边安抚老李，一边叫上另一名民警，三人骑着两辆自行车匆匆赶往南红菱铺村。到了现场，小陈看到菜园里翻开的土和那个显眼的骷髅头，倒吸一口凉气。

“保护现场！”小陈对同事说，“你在这守着，任何人不得靠近。李支书，麻烦你跟我回所里，详细做个笔录。”

上午九时许，两辆草绿色的警用吉普车卷着滚滚尘土开进南红菱铺村。那时候的警车还是北京吉普212，方头方脑，引擎声粗犷。车子在老李家门口停下，车门打开，下来七八个人，有穿白色制服的，有穿便衣的。为首的是一名四十多岁、身材精干的警官，皮肤黝黑，目光锐利——沈阳市公安局刑侦队长，姓林，大家都叫他林队。

林队是刑警队的老人了，从警二十多年，经手过大大小小数百起案子。他话不多，但句句在点子上；办案沉稳，再复杂的现场也难让他慌乱。

“现场什么情况？”林队戴上白手套，问先期到达的派出所民警。

听完汇报，林队点点头，开始环视现场。这是一处典型的东北农村院落：三间砖瓦房坐北朝南，红砖墙，黑瓦顶，木格子窗户上糊着窗户纸。后院菜园约莫三分地，收拾得整齐，靠西墙处挖开一条浅沟，翻出的潮湿泥土堆在两侧。发现骨头的地方已经用树枝做了标记，几块灰白的骨片在黑土中格外刺眼。

“画平面图，记录周边环境。”林队声音沉稳，“小张，你带人拍照，多角度，特别是尸骨发现点和周边关系。老王，你带两个人，以发现点为中心，半径二十米内仔细勘查，看看有没有其他可疑物品。”

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皮尺拉开，相机快门“咔嚓”作响，绘图板上铅笔沙沙。法医老周蹲在沟边，用毛刷和小铲子小心清理浮土。更多骨头被挖出来：一根完整的大腿骨、几节脊椎骨、散乱的肋骨……骨骼散乱分布，部分已经缺失，混杂着已经糟朽成絮状的麻袋碎片和一团团黏连的、灰白色的头发。

林队蹲下身，捡起几片稍大的麻袋布。布是粗麻的，编织粗糙，原本应该是灰白色，现在被泥土染成了深褐色。他用戴手套的手指捏住布片两端，用力扯了扯。布片发出“嘶啦”声，边缘绽开，但并没有立刻断裂。

“埋的时间不会太长。”林队对身旁一个年轻的侦查员说，“如果是多年前埋的，这种粗麻袋在潮湿土壤里早就烂成絮了，一扯就碎。现在还能扯开，说明腐败程度有限。”

旁边那个二十出头、满脸稚气却眼神热切的年轻侦查员凑过来：“林队，能看出是男是女不？多大年纪？怎么死的？我刚听李支书说，这儿不是坟地，村里也没听说谁失踪……”

连珠炮似的问题。林队看他一眼，是队里新来的小张，警校毕业刚一年，有冲劲，有热情，但缺经验，看什么都新鲜。

“这些问题，都得等法医鉴定。”林队说着，抬头看看天，“先把尸骨全部起出来，一块不能少，小心包装，送回局里检验。小张，你带两个人，走访周边村民，特别是老邻居，问问近几年有没有失踪人口，尤其是女性。注意问话方式，别引起恐慌。”

“是！”小张挺直腰板，带着两个人去了。

林队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六月的阳光已经开始灼热，照在后背上暖烘烘的。他眯着眼看向这片菜园，看向更远处的村庄和田野。一具无名尸骨，埋在村边菜园，死者是谁？为什么被杀？凶手是谁？三个巨大的问号悬在心头。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不会轻松。

沈阳市公安局法医室位于主楼后侧一栋独立的三层小楼里。那晚，二楼最大的一间检验室灯火通明。

三盏无影灯从不同角度投下冰冷的光线，将检验台照得亮如白昼。检验台上铺着白色塑料布，上面摆放着从红菱铺运回的尸骨。三名法医——老周、大刘和小王，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正在紧张工作。

尸骨已经初步清洗，但还沾着不少泥土和腐殖质。骨骼散乱，部分缺失，尤其是手足的小骨头，很难找全。但主要部分——颅骨、躯干骨、四肢长骨——基本完整。

法医老周五十多岁，干这行快三十年了，是局里的技术权威。他拿着放大镜，一寸寸查看骨骼特征。检验室里静悄悄的，只有镊子、刷子碰撞的轻微声响，以及记录员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盆骨宽而浅，耻骨弓角度大于90度……”老周低声说，旁边的小王迅速记录，“这是典型的女性骨盆特征。死者是女性。”

他用卡尺仔细测量股骨、肱骨和胫骨的长度，一边测量一边心算。“股骨长42厘米，结合其他长骨比例……死者身高大约在1米4到1米5之间。在女性中属于偏矮小的体型。”

接着是年龄判断。老周拿起耻骨联合面，对着灯光观察。“耻骨联合面隆起明显，背侧缘已形成，但腹侧缘尚未完全形成……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他又检查了颅骨缝的愈合情况、牙齿的磨损程度，结论基本一致。

最触目惊心的是颅骨损伤。老周小心翼翼地将颅骨摆正。颅骨顶部有多处破损，右耳后的乳突骨被整齐地砍掉，切面平整光滑；左颅顶有一处明显的缺损性砍伤，骨头向内凹陷；整个头顶密密麻麻分布着三十多处条状砍痕，长短不一，深浅不等，最深的几乎砍穿颅骨。

“致命伤在头部。”老周指着颅顶那道最深的裂缝，“颅骨被砍穿，导致严重颅脑损伤。从砍痕的形态看，凶器应该是有一定重量、刃口较厚的锐器，比如斧头、砍刀之类，菜刀也有可能，但需要更大力量。”

另一名法医大刘正在检查麻袋碎片和随骨骼一起送检的土壤样本。“麻袋是粗麻编织，编织密度一般，属于农村常见的装粮食的袋子。”他用镊子夹起一片布，“腐败程度中等，纤维还有一定韧性。结合骨骼表面出现的海绵状骨松质——这是埋藏数年后，骨骼与土壤中酸性物质长期作用才会形成的特征——初步推测死亡时间在4到5年前，也就是1980到1981年左右。”

记录员小王抬头问：“周老师，能判断是死后埋尸还是活埋吗？”

老周摇摇头：“骨骼上没有挣扎造成的额外损伤，但埋藏时间太长，软组织完全腐败，很难判断。不过从颅骨损伤的严重程度看，死者生前遭受了极其凶残的攻击，大概率是死后埋尸。”

窗外，夜色浓重，城市渐渐安静下来。检验室里，灯光亮了一整夜。三名法医和两名助手几乎没合眼，清洗、拼接、测量、分析、记录……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时，一份详细的尸检报告终于完成。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刑警队会议室。

房间不大，十几个人围坐在长方形会议桌旁，显得有些拥挤。窗户开着，但屋里依然烟雾缭绕，几个老烟枪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大生产”牌香烟。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浓茶。

林队坐在主位，面前摊开着那份还带着油墨味的尸检报告。他脸色凝重，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侦查员。

“基本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林队开口，声音略显沙哑，“一具女性尸骨，25到30岁，身高1米4到1米5，死于4到5年前，头部遭砍击致死，埋尸于南红菱铺村李支书家后园。现在的问题是：她是谁？为什么被杀？凶手是谁？”

他顿了顿，看向小张：“走访组先说说情况。”

小张翻开笔记本，清了清嗓子：“林队，我们走访了南红菱铺村及周边三个村子，近五年内没有上报的失踪人口。我们重点问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常年在村里住的，都说没听说谁家闺女、媳妇不见了。李支书家那块地，以前是荒地，靠近村边，不是坟地，从没听说谁家在那埋过人。”

他顿了顿，继续说：“所以我认为，死者很可能是外地人。有两种可能：第一，凶手是本地或附近的人，杀人后移尸到此埋藏；第二，凶手和死者都是过路的，临时起意杀人，埋尸后逃离。凶手选择那里，可能是因为偏僻，当时没人注意。”

老侦查员王师傅磕了磕烟灰，慢条斯理地开口：“小张说的有道理，但我补充一点：还有一种可能，凶手跟曾经住在这房子里的人有仇，故意埋尸嫁祸。大家想想，尸体埋在哪？就在房子后面。如果这房子以前住的人有仇家，把尸体埋他屋后，一旦被发现，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房主。”

小张年轻气盛，急着论证自己的观点：“王师傅，如果是过路杀人，凶手完全可以把尸体埋在更偏僻的山沟、树林，为什么选在村子边上？虽然当时是荒地，但毕竟离人家近，容易被发现。如果是嫁祸，为什么不把尸体扔在明面上？埋起来反而增加了被发现的风险，万一永远没人发现，不是白忙活了？”

另一个年轻侦查员小赵插话：“会不会是这样：凶手就住在附近，对这里非常熟悉。他知道这片荒地平时没人来，埋尸不易被发现。而且他可能认为，就算将来有人在这盖房，挖地基时发现尸骨，也只会以为是以前的无主坟，不会深究。但他没想到几年后这里不仅盖了房，还开了菜园，更没想到李支书挖排水沟挖得那么‘准’。”

会议桌上争论起来，你一言我一语。有人支持小张的“外地人”说，有人觉得王师傅的“嫁祸”说值得考虑，也有人认为可能是情杀或财杀，凶手就是本地人。

林队静静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他敲了敲桌子，会议室安静下来。

“大家的分析都有道理，但我们现在线索太少，不能轻易下结论。”林队总结道，“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尸体埋在这里，说明凶手对此地熟悉。他至少知道这里是荒地，短时间内不会有人动土。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查明死者身份。只有知道她是谁，才能找到她的社会关系，才能知道杀她的动机和凶手。”

他布置任务：全队分成四组，第一组以红菱铺镇为中心，辐射周边乡镇，重点排查1980至1981年间失踪的年轻女性，尤其是身高1米4到1米5左右的；第二组深入调查曾经住在老李家现住房里的人，从最早住户查起，弄清每一个住户的情况；第三组排查当地有前科的人员，特别是曾有暴力犯罪记录或行为不端的；第四组由林队亲自负责，梳理现有线索，协调各组工作。

“同志们，”林队站起身，目光扫过每一个人，“这案子过去四五年了，取证难，找人难。但我们穿着这身警服，就得对得起帽檐上的国徽，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死者含冤地下，我们要还她一个公道。大家辛苦，散会。”

侦查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八十年代的刑侦，没有电脑，没有数据库，全靠侦查员的两条腿、一张嘴、一个本子、一支笔。

小张那组跑得最勤。他们骑着自行车，顶着六月的日头，穿梭在红菱铺镇周边的村庄。每到一个村子，先找村干部，再访老人，问有没有年轻女性在八十年代初失踪。一个星期下来，笔记本记了大半本，有价值的线索却寥寥无几。

不过在张粮铺村，他们发现一条线索：村民王老歪的女儿精神不太正常，时好时坏，近两三年村里人没怎么见过她。年龄据说二十七八，身高也差不多。但进一步了解，有人说那女孩被送到沈阳市里精神病院治病去了，具体情况不明。

另一组由老侦查员带队，重点排查当地有前科的人员。在武阵营村，他们查到一个外号“李小麻子”的年轻人，二十五六岁，游手好闲，曾因调戏妇女被拘留过十五天。村民反映这人手黑，好打架，经常在附近几个村子闲逛，有时夜不归宿。还有个惯偷，但都是偷鸡摸狗的小事，不像敢杀人的主。

林队这边也有收获。他亲自找李支书和村里几位老人长谈，弄清了现在这房子几十年来的变迁。这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

最早住在这里的是童宗清一家，河北人，五六十年代搬来的。1978年，童宗清在城里找到工作，举家搬走了。童宗清有个女儿，据说后来死了，但村民说是得急性胃炎死的，有医院证明，也有坟墓，应该没问题。

童宗清搬走后，房子空了一段时间，后来住进一个叫郭殿军的人。这人三十来岁，无固定职业，社会关系复杂，家里常来些不三不四的男女，喝酒打牌，吵吵嚷嚷。郭殿军后来因为参与团伙盗窃被判了刑，现在还在沈阳监狱服刑。

郭殿军被捕后，房子又搬进两户人家，分住南北屋。北屋住的是老两口，郭全英夫妇，本分庄稼人；南屋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叫李忠林，女的叫尹立昌。但两人年龄相差较大（李忠林四十多，尹立昌不到三十），感情不和，经常吵架，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郭全英老伴回忆，尹立昌离婚后还回来过一次，说是取东西，后来听说嫁给了辽阳一个姓张的裁缝。

林队把这些信息一一记在本子上，画了一张关系图。童宗清、郭殿军、李忠林和尹立昌……这几户人家，谁和死者有关联？谁是凶手？或者，凶手根本不在其中？

“这么多线索，哪条有用？”汇报会上，小张挠着头，有些沮丧。一个星期的高强度工作，晒黑了一圈，却感觉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都查。”林队斩钉截铁，“办案就像筛沙子，一遍不行筛两遍，两遍不行筛三遍。看上去没用的信息，可能藏着关键线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每一条线索都查清楚，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侦查工作进入第二阶段：对现有线索进行逐一核实、排除。

第一站是童宗清。侦查员根据村民提供的模糊地址，在沈阳市铁西区一片老居民区找到了他。童宗清已经六十多岁，退休在家。听说警察来打听他女儿的事，老人有些激动。

“我闺女是病死的，急性胃炎，送去医院没抢救过来。”童宗清翻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珍藏着女儿的死亡证明、病历，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十八九岁，圆脸，笑容灿烂。“这是她十八岁照的……要是活着，今年该三十一了。”

侦查员又去了童宗清女儿埋葬的公墓，看到了墓碑，碑文清晰，死亡日期是1979年。时间对不上，死因明确，童宗清的嫌疑被排除。

第二站是沈阳监狱。郭殿军因盗窃罪被判七年，已经在监狱服刑三年。在审讯室里，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面色苍白，眼神躲闪。听说警察来问红菱铺老房子的事，他紧张地搓着手。

“我、我住那儿的时候……是结交过一些朋友。”郭殿军吞吞吐吐，“有男有女，都是社会上认识的。有个女的是我远房表妹，从河北老家来找工作，在我那住过一阵……但她早回河北了，真的！”

侦查员按他提供的地址和姓名，发函到河北当地公安局协查。几天后回函证实，确有其人，一直在老家生活，从未失踪。郭殿军的嫌疑也被排除。

第三站是王老歪的女儿。侦查员跑到沈阳市精神病院，在厚厚的住院记录中翻找。找到了——王老歪的女儿1982年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期间病情反复，但一直在医院治疗，从未离开。医院提供了详细的病历和探视记录。这条线索也断了。

一条条线索被查清、排除。侦查员们的心情从最初的亢奋渐渐变得沉重。每天早出晚归，自行车胎磨薄了，鞋底磨破了，笔记本写满了一本又一本，可案件的突破口在哪里？

只剩下李忠林和尹立昌这条线了。

林队决定亲自调查尹立昌的下落。这个离婚后又回来取东西的女人，失踪时间与死者死亡时间接近，年龄、身高也吻合，是目前最有价值的线索。

他带着侦查员小刘和大张，先找到村里一位李老太太。李老太太的女儿过去和尹立昌年纪相仿，两人常在一起做针线活、唠家常。

“尹立昌啊……”李老太太坐在炕沿上，眯着眼回忆，手里纳着鞋底，“那闺女模样挺周正，就是命不好。嫁了个大她十几岁的，过不到一块去。81年夏天离的婚，我记得可清楚了，那天特别热。”

“后来呢？”

“离了婚，她就搬走了。隔了一个来月吧，天还没凉快，她又回来过一趟。”老太太停下针线，“路过我家门口，还进来喝了口水。我看她穿戴得挺光鲜，不像离婚时那样灰头土脸的。”

林队精神一振：“她当时说什么了？”

“说她又嫁人了，嫁到辽阳吴家沟，男人是个裁缝，对她挺好。”老太太想了想，补充道，“她穿一条蓝漆卡裤子，一双黄皮鞋，半高跟的。手上戴着金镯子和手表——我们这儿叫‘金溜子’。她说回来取放在李忠林那的旧衣服，还要迁户口。”

“她那天住哪了？”

“我闺女还想留她住我家呢，她说不用，取了东西就走，赶晚上的火车回辽阳。”老太太忽然皱眉，手里的针线活停了下来，“不过说来也怪……第二天我没见她从门口过。我们村去火车站就这一条大路，她要是走了，我坐在门口纳鞋底，该看见啊。可我愣是没见着。”

林队心里咯噔一下。他不动声色地问：“大娘，您记准了？会不会是您一时没注意？”

“不能。”老太太摇头，“那天我在门口坐了大半晌，就为了赶那双鞋底。要是大活人走过去，我还能看不见？”

从李老太太家出来，林队立刻布置：小刘和大张去调查村子通往火车站的其他小路，问问沿线住户有没有见过尹立昌。

晚上，两人回来了，带回的消息让林队心头更沉：村子另外两条通往外界的路都是田间小道，绕远不说，那个季节玉米高粱长得一人多高，一个女人单独走那种路不安全，可能性不大。而且沿线几户人家都说，那段时间没见有陌生女人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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