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龙志民连环杀人大案纪实（一）（1/2）

1985年的春天，秦岭深处的寒意似乎比往年更持久些。商县西关长途汽车站的院墙斑驳脱落，墙根下积着未化尽的残雪，被往来行人踩成黑乎乎的泥团。江银山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棉袄的袖口磨出了毛边，风顺着缝隙往里钻，冻得他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却浑然不觉，眼睛像钉在了车站进出的人流里，一眨不眨地扫视着每一张经过的脸。

这是他在西关车站蹲守的第十八个日夜。从胜利油田赶回来的火车票，花光了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半个月工资，可比起弟弟江三河的下落，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他的手在棉袄口袋里攥得发紧，那里揣着一封皱巴巴的信，信纸已经被反复摩挲得失去了原本的质地，边缘卷翘，墨迹也有些模糊。这是江三河失踪前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他寻亲的唯一线索。

江银山和江三河是商县杨峪河镇人，兄弟俩从小在山坳里长大。父母走得早，是江银山一手把弟弟拉扯大的。哥哥沉稳老实，弟弟机灵外向，性格互补的兄弟俩感情格外深厚。改革开放后，村里陆续有人外出务工，江三河看着家里破败的土坯房，又想起哥哥快四十岁还没成家，主动提出要去胜利油田干活。“哥，我去挣两年大钱，回来给你盖新房、娶媳妇，再给咱爹妈修座像样的坟。”出发那天，江三河背着简单的行李，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眼神亮得像山里的星星。

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冬天。江三河请假回家，给江银山带了一件新的蓝布褂子，还塞给他五百块钱。“哥，这是我攒的，你先存着。”江三河说着，从包里掏出一把糖，“工地上发的，甜得很。”那天晚上，兄弟俩挤在一张土炕上，聊到半夜。江三河说油田的活儿累，但挣钱实在；说他认识了几个老乡，互相有个照应；还说等开春了，想换个离家近点的活儿，方便照看哥哥。江银山记得，自己当时反复叮嘱弟弟，在外干活别太拼命，注意安全，遇到难处就往家寄信。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那竟是兄弟俩最后一次像样的对话。

今年正月十五刚过，江银山收到了江三河的最后一封信。信写得很仓促，字迹潦草，里面说他从油田辞了工，打算回陕西找活干，在商县遇到一个矮个子男人，对方说能介绍高薪的农活，一天给五块钱。信的末尾，江三河加了一句奇怪的话：“哥，雇我干活的矮个子男人不对劲，我心里发慌。要是过半个月我没寄信，你就来商县找找我。”

看到这句话时，江银山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他每天都盼着新的来信，可半个月过去，别说信了，连一点消息都没有。江银山再也坐不住了，跟村里的生产队请了假，揣着家里仅有的积蓄，辗转几天几夜，赶到了商县。

商县是秦岭脚下的一座小县城，1985年的这里，还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贫困与闭塞。西关车站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却也只是相对而言——拉客的三轮车夫裹着厚棉袄，在车站门口来回踱步，嘴里吆喝着“去东街、去南关，五毛钱一位”；几个挑着担子的小贩蹲在墙根，叫卖着自家种的萝卜、白菜，还有用粗纸包着的麻花；偶尔有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进站，车门一开，就会涌出一群背着行李、面色疲惫的务工人员，瞬间让狭小的车站挤满了嘈杂的人声。

县城里的房屋大多是土坯墙，少数几栋砖瓦房显得格外扎眼。街道是土路，被车轮碾出深深的车辙，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路边的商店里，货架上的商品寥寥无几，大多是些日用品和农具，偶尔能看到几袋包装简陋的饼干，就算是稀罕物了。江银山第一次来商县，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满是茫然。他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只能按照信里的线索，在西关车站附近打听“矮个子男人”的下落。

近半年来，江银山几乎把商县城郊跑遍了。他去过高大的厂房，去过偏远的村庄，去过集市上的每一个摊位，逢人就拿出江三河的照片打听。可大多数人要么摆摆手说没见过，要么就是不耐烦地打发他走。有几次，他遇到几个同样在找人的人，一聊才知道，他们的亲友也失踪了，而且失踪前，都接触过一个“矮个子男人”。

王志龙和王玉堂就是这样认识的。王志龙的表弟是个木匠，去年冬天去商县找活干，从此杳无音信；王玉堂的邻居是个孤寡老人，靠捡破烂为生，失踪前也说过要去给一个矮个子男人干活。几个人有着相同的遭遇，相同的焦虑，自然而然地凑到了一起，组成了寻亲小队。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在车站蹲守，有的负责走访周边村庄，有的负责打听消息。虽然彼此都知道，找到亲人的希望渺茫，但能有人一起商量、一起鼓劲，总比一个人孤零零地寻找要好受些。

“江哥，歇会儿吧，吃点东西。”王志龙走了过来，递给江银山一个干硬的馒头。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疲惫，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这半个月来，他们几个人都是这样，白天四处打听、蹲守，晚上就挤在车站旁边的一间小破旅店里，一张大通铺住五六个人，盖着又薄又脏的被子，勉强过夜。

江银山接过馒头，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干得咽不下去。他喝了一口随身带的凉水，才把馒头咽进肚子里。“老王，你说……三河他会不会没事？”江银山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丝自己都不信的侥幸。

王志龙叹了口气，蹲在江银山身边，望着进出车站的人流：“江哥，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说实话，我也盼着我表弟能平安回来。可你想啊，这么久没消息，那个矮个子男人又不对劲……”王志龙没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江银山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馒头，眼眶瞬间红了。他想起弟弟小时候，每次自己从山里砍柴回来，弟弟都会跑过来，递上一碗温水；想起弟弟第一次拿到工资，兴奋地给自己买了一双新布鞋；想起弟弟临走时，那句“哥，我给你盖新房”的承诺。这些画面在脑海里盘旋，像一把把刀子，割得他心口生疼。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找到他。”江银山抬起头，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眼神重新变得坚定，“就算……就算他真的出事了，我也要把他的尸骨带回家，埋在爹妈身边。”

车站门口的人流依旧来来往往，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地，没有人注意到这几个蹲在墙根下的寻亲者，更没有人知道，他们心里藏着怎样的痛苦与期盼。江银山重新把目光投向人群，那封皱巴巴的信，在口袋里被他攥得更紧了。他不知道这样的守望还要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究竟是希望，还是绝望。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放弃，为了弟弟，也为了那份沉甸甸的兄弟情。

夕阳渐渐西斜，把江银山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映在斑驳的墙面上，像一个孤独而倔强的符号。寒风吹过，卷起地上的尘土，打在他的脸上，他却依旧一动不动地守在那里，等待着那个可能出现的“矮个子男人”，等待着弟弟的消息。

天刚蒙蒙亮，商县的街道还浸在晨雾里，江银山就已经醒了。大通铺的另一边，王志龙和王玉堂也陆续坐起身，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挥之不去的疲惫。小旅店的老板端来一盆冰凉的自来水，放在门口的台阶上，“几位，快洗把脸醒醒神，今早城东有集市，说不定能打听着点消息。”

这是他们寻亲小队约定好的分工：江银山和王志龙继续在西关车站蹲守，王玉堂则带着几张失踪者的照片，去城东集市走访。集市是商县周边村民交换物资的地方，人多眼杂，或许能从摆摊的商贩或赶集的村民嘴里，抠出点关于“矮个子男人”的线索。

王玉堂揣着照片，裹紧了衣服，踩着晨雾往城东走。土路被露水打湿，泥泞难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嘴里呼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冷空气中。城东集市确实热闹，比起西关车站的嘈杂，这里多了几分烟火气——卖粮食的农户蹲在麻袋旁，大声吆喝着自家的玉米和小麦；卖菜的妇女用头巾包着脸，跟买菜的人讨价还价；还有几个卖农具的摊位，挂着锄头、镰刀，摆着竹筐、木桶，都是山里人常用的物件。

王玉堂先走到一个卖菜的摊位前，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妈，正麻利地给萝卜称重。“大妈，问您个事。”王玉堂掏出照片，递了过去，“您见过照片上这几个人吗？还有一个矮个子男人，四十岁左右，长得佝偻，说话有点含糊。”

大妈放下手里的秤，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照片，摇了摇头，“没见过。你说的矮个子男人，这集市上倒是常来几个蹲活儿的，可我记不清长相了。”她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这年头找活干的人多，矮个子、高个子的都有，谁能特意记着啊？”

王玉堂没气馁，又走到旁边一个卖麻花的摊位前。摊主是个年轻小伙，听了他的问题，皱着眉想了半天，“矮个子男人……我好像有点印象。大概上个月，他总在集市口转悠，跟几个找活干的人搭话，说什么‘有农活，一天五块钱’。”

“五块钱？”王玉堂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江三河的信里，正好提到那个矮个子男人给的工钱是一天五块。在1985年的商县，普通农活一天顶多挣两块钱，五块钱的工钱，确实算得上“高薪”，也难怪会有人动心。

“对，就是五块。”年轻小伙肯定地点点头，“我当时还听见他跟一个拾破烂的老头说话，说‘活儿不累，就是给我家除除洋芋苗，管吃管住’。那老头犹豫了半天，好像跟着他走了。后来我就没再见过那个老头，也没再见过那个矮个子。”

王玉堂的心沉了下去，那个拾破烂的老头，跟他失踪的邻居情况一模一样。他赶紧追问，“你还记得那个矮个子男人其他的特征吗？比如穿什么衣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号？”

“衣服就是破破烂烂的，灰扑扑的棉袄，裤子上还有补丁。”小伙努力回忆着，“脸上好像有颗痣，在嘴角旁边，说话的时候总爱扯着嘴角，看着有点吓人。对了，他走路有点瘸，左腿好像不太好使。”

王玉堂把这些信息一一记在心里，又接连问了十几个摊位的摊主，大多是摇头说没见过，只有两个经常在集市上拉活的三轮车夫，补充了一点细节：那个矮个子男人不仅在集市转悠，还常去西关车站附近，专挑那些孤身一人、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人搭讪，尤其是外地来寻活干的务工人员和本地的孤寡老人。

与此同时，西关车站的江银山和王志龙，也遇到了一点小波折。两人正蹲在墙根下观察人流，突然被两个穿着制服的联防队员拦住了。“你们俩在这干嘛呢？鬼鬼祟祟的。”其中一个联防队员双手叉腰，语气严厉。

“同志，我们在找人。”江银山赶紧站起身，掏出江三河的照片，“我弟弟失踪了，还有他们的亲友也不见了，我们在等一个矮个子男人，他可能跟失踪案有关。”

联防队员扫了一眼照片，撇了撇嘴，“找人？我看你们是想趁机捣乱吧？最近县城不太平，赶紧走，别在这扎堆。”另一个联防队员也跟着附和，“就是，再在这蹲着，就把你们带到派出所去。”

王志龙急了，上前一步想跟他们理论，被江银山拉住了。江银山知道，跟这些联防队员硬吵没用，只会耽误时间。“好，我们走，我们换个地方等。”他拉着王志龙，往车站对面的搬运社走去。

搬运社的门房大爷正在扫地，看到两人过来，热情地打招呼，“小伙子，又来蹲守啊？快进来躲躲风，外面冷。”大爷是个退休的搬运工，在车站附近待了几十年，见证了无数来来往往的人。之前江银山跟他聊起寻亲的事，大爷很是同情，主动提出让他们在搬运社的门房里蹲守，还经常给他们倒杯热水，分享点自己知道的消息。

“大爷，刚才被联防队员赶了。”王志龙叹了口气，坐在门房里的小板凳上。

“嗨，这帮人就这样，欺软怕硬。”大爷放下扫帚，给两人倒了两杯热水，“你们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对了，我想起个事，前几天我跟几个老伙计聊天，有个老伙计说，他在西南乡见过你说的那个矮个子男人。”

“西南乡？”江银山一下子来了精神，赶紧追问，“大爷，您老伙计具体在哪见的？那个矮个子男人在那干嘛？”

“我老伙计是西南乡杨玉河村的，说上个月在村里的代销点见过那个矮个子。”大爷回忆着，“他说那矮个子在代销点买了两瓶白酒，还跟代销点的老板打听，有没有人想找活干。我老伙计说，那矮个子好像就是附近王建村的人，叫什么……龙志民？对，好像是叫龙志民。”

“龙志民！”江银山和王志龙异口同声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这是他们第一次知道那个“矮个子男人”的名字，之前的线索都是模糊的外貌描述，现在终于有了具体的指向。

“大爷，您确定是叫龙志民吗？王建村具体在哪？”王志龙激动地抓住大爷的胳膊。

“应该没错，我老伙计跟他聊过几句，记着这个名字。”大爷拍了拍王志龙的手，“王建村就在杨玉河乡旁边，离县城十几里地，从西关车站往南走，骑自行车半个多小时就能到。不过你们可别贸然过去，那村子偏得很，万一他真有问题，你们俩过去太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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