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 “检察官”骗局（2/2）

一进门，她就打了个哈欠，声音沙哑：“干妈，昨天晚上可真是折腾坏了。那个张处长，太能喝了，我陪他喝了一斤多白酒，才总算把他哄高兴了。”

陈贝叶赶紧给她倒了杯热水：“枫林啊，辛苦你了。怎么样？张处长怎么说？”

刘枫林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张处长说，您的案子性质很严重，是上面定的，他要是插手，就得担很大的风险。那个老东西，还趁机占我便宜，要不是为了您，我真想给他一耳光。”

这话一出，陈贝叶的眼泪瞬间就下来了。她一把抱住刘枫林：“我的好闺女啊，委屈你了！姨都知道，你是为了姨才受这份罪的。你放心，姨绝对不会亏待你，等这事过去了，姨给你买套房子，再给你存一笔嫁妆钱。”

刘枫林也红了眼眶，不过是装的：“干妈，我不是为了钱。我就是觉得您是个好人，不该遭这份罪。张处长虽然没明说要多少钱，但我看他那意思，少不了。”

陈贝叶立刻拉开抽屉，拿出一沓现金：“这是五千块钱，昨天的招待费你先拿着。不够你再跟我说。”

刘枫林接过钱，从里面数出一千四百块递回去：“干妈，昨天只花了三千六百块，这剩下的您收回去。我不能要您的钱，帮您办事是应该的。”

“你拿着！”陈贝叶把钱推回去，“这是你的辛苦费。你要是不收，就是不把我当干妈。”

刘枫林“勉为其难”地收下了，又说：“干妈，张处长喜欢玩手机，我想给他买个最新款的手机，先探探他的口风。您看……”

“买！必须买！”陈贝叶立刻又拿出一万块钱，“不够再跟我说。”

刘枫林接过钱，心里乐开了花，脸上却还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干妈，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事办得妥妥当当的。”

走出陈贝叶的办公室，刘枫林立刻打车来到一个小茶馆，把小李和小王叫了过来。她把那一万块钱往桌子上一放：“这是陈老太给的，让我给张处长买手机。咱们姐仨，一人两千，剩下的四千我留着打点关系。”

小李和小王吓了一跳：“枫林姐，这不好吧？陈经理要是知道了……”

“怕什么？”刘枫林冷笑一声，“这钱是她自愿给的。再说了，咱们帮她办事，拿点辛苦费怎么了？那个张处长，根本不缺手机，给他送手机，还不如咱们自己分了实在。”

小李和小王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贪婪。她们一个月工资还不到一千块，这两千块钱相当于她们两个月的工资了。犹豫了一下，两个人还是把钱收了起来：“谢谢枫林姐。”

刘枫林满意地点点头：“以后跟着我，有你们的好处。不过记住，今天的事，不许跟任何人说，包括陈老太。”

接下来的几天，刘枫林每天都来跟陈贝叶“汇报进展”，一会儿说张处长嫌手机太便宜，一会儿说需要请上面的人吃饭，前前后后又从陈贝叶手里要走了五万多块钱。陈贝叶虽然心疼钱，但为了保命，也只能咬牙给了。

9月23号下午，陈贝叶正在家里做饭，突然听见敲门声。她以为是刘枫林来了，高高兴兴地开了门，门外站着的却是沈文和另外两个“检察官”。

“陈贝叶，我们接到命令，对你家进行搜查。”沈文拿出搜查令，语气冰冷。

陈贝叶吓得腿都软了：“沈检察官，这是怎么回事？枫林不是说正在跟张处长沟通吗？”

“沟通？”沈文冷笑一声，“你以为这点小钱就能摆平这事？太天真了。”

几个人冲进屋里，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衣柜、抽屉、床底，甚至连厨房的米缸都没放过。他们搜走了公司的印章、财务专用章、支票汇票，还有陈贝叶藏在衣柜夹层里的四万三千块现金。

“这是赃款，我们依法扣押。”沈文拿出扣押清单，让陈贝叶签字，“你现在涉嫌严重经济犯罪，随时等候我们的传唤。”

人走后，陈贝叶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张亮赶紧给刘枫林打电话，电话却始终打不通。

“怎么办？怎么办啊？”陈贝叶抓住丈夫的手，“公司的手续都被他们拿走了，这公司就完了啊！那四万三千块钱，是我准备给女儿当嫁妆的啊！”

就在老两口走投无路的时候，刘枫林终于打来了电话，声音里带着焦急：“干妈，不好了！张处长说，上面催得紧，要把您抓起来。我跟他好说歹说，他才答应帮忙，说可以给您办取保候审，但需要交保证金。”

“保证金？要多少？”陈贝叶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张处长说，最少要八十万。”刘枫林的声音带着哭腔，“我跟他吵了半天，他才答应先交五十万，剩下的三十万可以缓一缓。干妈，您要是拿不出这么多钱，就真的要被抓进去了。”

八十万？陈贝叶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她这辈子省吃俭用，才攒下五十多万。但一想到要被抓进监狱，她就浑身发抖。“枫林，姨手里只有五十多万，我这就去凑，一定把这五十万凑齐。”

挂了电话，陈贝叶立刻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把家里的存折都取了出来，凑了三十五万现金和一张十五万的存折，一共五十万。

“枫林，钱凑齐了，怎么交给他们？”陈贝叶给刘枫林打电话。

“张处长说，这事不方便在检察院办，让他们派工作人员上门来取。”刘枫林说，“干妈，您别担心，我会陪着您的。”

二十分钟后，沈文带着人来了。他清点了现金和存折，给陈贝叶开了一张“取保候审保证金”的收据，上面盖着伪造的检察院公章。“陈贝叶，你现在取保候审，在案子结之前，不许离开兰州，随叫随到。剩下的三十万，尽快凑齐，不然我们随时会对你进行逮捕。”

人走后，陈贝叶和张亮坐在空荡荡的家里，半天说不出话来。五十万，是他们半辈子的积蓄，就这么没了。

当天晚上，陈贝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突然想起，那些“检察官”搜查的时候，动作粗鲁，根本不像正规的办案人员；沈文收了钱之后，连个正规的发票都没给，只给了一张手写的收据。这里面，会不会有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陈贝叶就给一个在法院工作的远房亲戚打电话，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亲戚听完，立刻说：“老姐，你十有八九是被骗了！检察院办案有严格的程序，不可能上门收钱，更不可能用手写的收据。你赶紧去省检察院核实一下，看看有没有沈文和张处长这两个人。”

挂了电话，陈贝叶浑身冰凉。她赶紧给刘枫林打电话，电话却始终打不通，刘枫林早就带着钱跑路了。

“骗子！都是骗子！”陈贝叶气得浑身发抖，“我怎么这么傻，把骗子当成救命恩人！”

在丈夫和公司员工的陪同下，陈贝叶来到甘肃省检察院报案。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一听，立刻重视起来，从2003年8月份开始，他们已经接到多起类似的报案了，一伙人冒充反贪局检察官，以办案为名敲诈勒索，涉案金额已经超过百万，但一直没抓到人。

陈贝叶的案子提供了重要线索：她手里有刘枫林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结婚证复印件，还能准确描述出沈文等人的长相。检察院立刻联合省公安厅成立了“9·23特大诈骗案”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

办案人员根据刘枫林的身份证信息，调取了她的户籍资料，发现身份证上的照片和陈贝叶描述的完全不一样，照片上是个二十多岁的长发姑娘，而陈贝叶认识的刘枫林是短发，眼神锐利。很明显，刘枫林用的是假身份证。

不过，办案人员通过结婚证上的信息，找到了刘枫林的丈夫魏大力。魏大力是东北人，在兰州做建材生意，他告诉办案人员，刘枫林平时很少跟他说自己的事，只知道她“在外面做买卖”，最近几天突然联系不上了。

通过魏大力提供的线索，再结合监控录像，办案人员发现刘枫林一伙人开着一辆白色捷达车，往永登县方向去了，目的地很可能是永登水泥厂。

刘枫林的一个同伙在那里有亲戚。

专案组立刻派出警力，赶往永登水泥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他们对水泥厂进行了全面搜查，却没发现刘枫林等人的踪迹。就在大家以为线索中断的时候，收费站的监控录像显示，那辆白色捷达车并没有离开永登县。

“他们肯定还在永登，咱们在各个路口设卡，守株待兔。”专案组组长胡毅下令。

果然，当天晚上八点多，那辆白色捷达车出现在永登水泥厂门口。埋伏的民警立刻行动，将车团团围住。

“不许动！警察！”

车门打开，刘枫林和三个男人走了下来，正是沈文、李一桐和潘朝忠。李一桐是刘枫林的前夫，也是团伙成员之一，负责开车和望风。

面对民警的讯问，刘枫林一开始还想狡辩，说自己是“帮陈贝叶办事”，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她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原来，刘枫林早就盯上陈贝叶了。在买卖房屋的过程中，她通过会计小李和出纳小王，摸清了陈贝叶的家底，有钱、胆小、怕事，还喜欢管闲事，容易成为敲诈的目标。于是，她精心策划了这场骗局，伪造了检察院的工作证、传唤通知书和公章，雇了沈文等人扮演检察官，一步步把陈贝叶套牢。

而这，并不是刘枫林第一次作案。她的人生，早就充满了谎言和罪恶。

1969年，刘枫林出生在兰州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煤炭公司的职员，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她从小就不是省油的灯，不爱读书，整天在外面疯跑，跟一群小混混称兄道弟。

1989年，19岁的刘枫林辍学在家，认识了比她大两岁的李一桐。李一桐是煤炭公司的工人，长得还算精神，嘴也甜，很快就把刘枫林哄得晕头转向。两个人认识没几天，就发生了关系。

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天大的丑闻。刘枫林的父母气得不行，把她赶出了家门。走投无路的刘枫林，只能跟李一桐住在了一起，没过多久就怀了孕，1990年12月，生下了一个儿子。为了给孩子上户口，两个人才补办了结婚证。

本以为有了孩子，日子会慢慢好起来，但现实却给了刘枫林一记响亮的耳光。李一桐好逸恶劳，上班吊儿郎当，还染上了吃喝嫖赌的恶习。1992年，煤炭公司效益不好，开始裁员，刘枫林和李一桐双双下了岗。

没了收入来源，家里的日子一下子紧了起来。李一桐不仅不着急找工作，反而把怨气撒在刘枫林身上：“你整天在家吃闲饭，就不知道出去挣钱？我告诉你，现在的女人，两条腿一叉就能挣钱，你怎么不去？”

刘枫林气得浑身发抖：“你还是个男人吗？让自己的老婆去卖！”

“我不管，”李一桐耍起了无赖，“你要是不去挣钱，咱们娘仨就等着饿死！”

看着怀里嗷嗷待哺的儿子，刘枫林只能咬牙答应了。她抹上浓妆，穿上暴露的衣服，在兰州火车站附近招揽生意，成了一名失足妇女。

李一桐把刘枫林当成了摇钱树，她每天挣的钱，都被李一桐搜走，拿去喝酒赌博。有一次，刘枫林染上了性病，想要钱治病，李一桐却骂道：“干你们这行的，哪有不得病的？死不了就继续去挣钱！”

刘枫林彻底寒了心，但为了儿子，她只能忍。后来，在姐姐的帮助下，她才把病治好。这次经历，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钱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手里有了钱，才能不受人欺负。

从那以后，刘枫林开始偷偷攒钱。1995年，她攒够了一笔钱，在兰州市城关区开了一家小饭店。一开始生意还不错，但李一桐整天带着一群狐朋狗友来蹭吃蹭喝，喝醉了就找顾客的麻烦，没半年，饭店就倒闭了。

饭店倒闭后，刘枫林只能又回到了老本行。1996年夏天，她在火车站附近认识了陶涛。陶涛是一家大公司的人事处处长，有家有室，却经常出来寻花问柳。

两个人发生关系后，陶涛递给刘枫林一百块钱。刘枫林看着他鼓鼓囊囊的钱包，突然动了歪心思。她一把抓住陶涛的胳膊：“你把钱包里的钱都给我，不然我就喊人，说你强奸我！”

陶涛吓坏了，他是个要脸面的人，要是这事传出去，他的前途就毁了。他赶紧把钱包里的一万块钱都给了刘枫林：“你别喊，钱都给你。”

拿到钱的刘枫林，尝到了敲诈勒索的甜头。她觉得，这比卖淫来钱快多了。从那以后，她就把陶涛当成了长期的“提款机”。

她先是谎称自己的同行被抓，把陶涛供了出来，要陶涛拿九千块钱“赎人”；后来又说找了个民工替陶涛坐牢，要陶涛给一万二的“补偿费”；再后来，又说民工在监狱里被打死了，要陶涛拿二十六万“摆平后事”。

陶涛被她吓得魂不守舍，只能一次次掏钱。从1996年到2004年，刘枫林前前后后从陶涛手里敲诈了一百八十多万。

有了钱，刘枫林的腰杆硬了起来。她不再对李一桐唯唯诺诺，两个人经常吵架。1998年，刘枫林发现李一桐在外边包养了情人，她果断提出了离婚。法院把儿子判给了她，她却因为不想带着儿子再婚，把儿子交给了李一桐抚养，给了他十万块钱“抚养费”。

离婚后的刘枫林，更加肆无忌惮。她用敲诈来的钱包装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成功的女老板”。2002年，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她认识了东北商人魏大力。

魏大力有钱、有文化，还很体贴，刘枫林很快就爱上了他。为了嫁给魏大力，她隐瞒了自己的过去，假装成一个温柔贤惠、事业有成的女人。魏大力被她蒙在鼓里，很快就和她领了结婚证，还把自己在兰州的生意交给她打理。

但刘枫林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魏大力的生意被她搞得一塌糊涂。为了维持自己“女老板”的形象，她只能继续敲诈勒索。她通过朋友认识了沈文、李小玲等人，这些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有的还是劳改释放犯，只要给钱，什么都愿意干。

他们组成了一个犯罪团伙，刘枫林是主谋，负责寻找目标、制定计划；沈文和李小玲扮演检察官，负责“办案”；李一桐和潘朝忠负责开车、望风。从2003年开始，他们先后敲诈了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多人，涉案金额超过三百万。

陈贝叶只是他们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个。如果不是陈贝叶及时醒悟报案，他们还会继续作恶下去。

刘枫林落网后，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使出了浑身解数。她先是装病，说自己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又假装怀孕，试图博取同情；甚至还想色诱办案民警，都被民警严词拒绝了。

眼看这些手段都不管用，刘枫林才彻底放弃了抵抗，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她还交代，敲诈来的钱，一部分被她挥霍了，一部分用来给儿子在北京的贵族学校交学费，还有一部分存在了银行里。

办案人员根据她的交代，很快就追回了大部分赃款，包括骗陈贝叶的五十万。当陈贝叶拿到失而复得的钱时，激动得老泪纵横：“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追回了钱，也帮我出了这口气！”

魏大力得知刘枫林的真面目后，如遭雷击。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妻子，竟然是一个敲诈勒索犯。但他念及夫妻一场，还是请了最好的律师，为刘枫林辩护，希望能减轻她的刑罚。

2006年4月10号，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枫林团伙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刘枫林穿着囚服，头发凌乱，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风光。她低着头，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招摇撞骗罪等多项罪名，判处刘枫林有期徒刑十三年；沈文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李一桐、李小玲等人分别被判处六到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