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4章 岭南海燕栖盛唐：张九龄的浮沉与王朝兴衰密码（2/2）

果不其然，封禅结束后没多久，御史中丞宇文融、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李林甫就联合上书，弹劾张说受贿专权。唐玄宗震怒，下令将张说罢官，让他在家修史。作为张说一手提拔的亲信，张九龄自然难逃牵连，被宇文融猛烈攻击，先被贬为太常少卿，后又改为冀州刺史。

看着年事已高的母亲，想着河北路途遥远，张九龄上书玄宗，请求调任近处。玄宗念及他修大庾岭古道的功绩，应允了他的请求，将他调到洪州、桂州任职，兼岭南道按察使，方便他回乡探亲。开元十五年（727年），五十岁的张九龄再度回到岭南故土，站在熟悉的曲江岸边，他写下了《在郡秋怀》：“秋风入前林，萧瑟鸣高枝。寂寞游子思，寤叹何人知。宦成名不立，志存岁已驰。”

五十而知天命，可他的经邦济世之志，还没来得及实现；一生追求的功名，也还没真正立住。秋风萧瑟，落叶飘零，这位被贬的官员，在故土的山水间，藏着满心的不甘与怅惘。他像一只暂歇的海燕，虽暂时收起了翅膀，却从未忘记翱翔的方向。

蛰伏的日子没过多久，命运的转机再度降临。开元十八年（730年）十二月，远在岭南的张九龄收到消息：张说去世了。这位既是伯乐又是知己的长辈离世，让他悲痛不已，提笔写下《祭张燕公文》，字里行间满是怀念：“人亡令则，国失良相，学堕司南，文殒宗匠。”

而长安城里，唐玄宗也在悼念张说的悲痛中，想起了张说生前的举荐——张说曾多次对他说，张九龄有王佐之才，可堪大用。就这样，唐玄宗下诏，将张九龄召回京城，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主持集贤院事务。

一次，玄宗为给渤海国写诏书发愁，召集张九龄前来。只见张九龄拿起毛笔，略一思索，便挥毫而就，诏书措辞得体、条理清晰，完美契合大唐的国威。玄宗捧着诏书，大喜过望，不禁感叹：“此前我只当你是儒学之士，没想到竟有如此王佐之才，今日得你，当以经术助我治理天下！”

此后，张九龄虽因母亲去世回乡丁忧，可守丧期未满，玄宗就急着下诏书召他回京，诏书里写得恳切：“不有至孝，谁能尽忠？苍生盼你归朝，不可拘泥于常礼！”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九龄被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升任中书令——这个唐代宰相的核心职位，让他终于踏入了大唐权力中枢，站到了仕途的巅峰。

四、诤臣风骨抗权贵，暮年被贬荆州路

彼时的开元盛世，正处在最繁华的顶点：长安城里商铺林立，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商旅络绎不绝，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可张九龄却敏锐地察觉到，盛世之下，早已暗流涌动——唐玄宗渐渐从励精图治转向耽于享乐，朝堂上，李林甫等奸臣开始暗中构陷忠良，权力的天平，正悄悄倾斜。

作为宰相，张九龄始终记得自己的初心，更秉持着刚直不阿的风骨，敢于犯颜上谏。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的千秋节，是唐玄宗设立的生日庆典，群臣纷纷进献宝镜，讨好皇帝，唯独张九龄，呈上了五卷《千秋金镜录》。他在书中细数前代兴亡的规律，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以“以镜自照”的寓意，提醒玄宗居安思危。这份与众不同的礼物，虽没有宝镜的华贵，却藏着臣子的赤诚，深得玄宗褒奖。

可这样的赤诚，很快就成了权贵眼中的“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战胜契丹，玄宗大喜过望，打算封张守珪为宰相。张九龄当即反对：“宰相是治理国家的核心，当以治国之才任用，岂能作为奖励功臣的筹码？若如此，恐会乱了朝堂规矩。”玄宗不甘心，又提出“只给宰相名分，不给实权”，张九龄依旧据理力争：“名分是朝廷的根本，岂能随意授予？”最终，玄宗只得让步，改封张守珪为右羽林大将军。

更显远见的是，张九龄早已看穿了安禄山的野心。安禄山最初以范阳藩镇偏将的身份入朝时，态度傲慢乖张，言行间满是不臣之心。张九龄见后，私下对左右说：“乱幽州者，必是此胡雏！”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讨奚、契丹叛乱时冒进兵败，张守珪上表请求斩杀安禄山以正军法，玄宗却因爱惜安禄山的勇武，想赦免他。

张九龄得知后，当即入宫劝谏，语气坚定：“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今日不杀他，他日必成后患！司马穰苴诛杀庄贾、孙武斩杀宫嫔，都是为了严明法度，今日若赦免安禄山，何以正军威、警众人？”可此时的玄宗，早已听不进逆耳忠言，反而劝张九龄：“你莫要因石勒的旧事，误害了忠良。”最终，安禄山逃过一劫，也为日后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朝堂上的矛盾，还在不断升级。武则天的侄孙女武惠妃得宠后，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取代太子，便诬告太子谋逆。玄宗大怒，欲废太子，张九龄再次站出来劝谏：“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动摇，则天下不安。太子并无过错，岂能因谗言随意废黜？”这番话彻底惹恼了玄宗，而李林甫则在背后偷偷讨好武惠妃，还对玄宗说：“废立太子是天子家事，何必与外人商议？”

武惠妃见张九龄不肯妥协，便派官奴去拉拢他，许诺给他高官厚禄。张九龄当即严词拒绝，还连夜入宫，将此事告知玄宗，丝毫没有畏惧权贵的意思。可他的正直，却让自己在玄宗心中的分量，越来越轻。

不久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因在河西政绩斐然，玄宗打算破格擢升他为尚书。张九龄再次谏言：“牛仙客虽勤恳，却只是边疆小吏，缺乏治国之才，升任尚书过于仓促。充实仓库、修缮器械本是他的本职，给予物质奖励即可，不必破格提拔。”玄宗颇为不快，质问他：“你嫌牛仙客低微，你自己难道是名门望族吗？”张九龄坦然回应：“臣虽生于岭南，却已官拜宰相，凭的是治国之才；牛仙客无经邦之能，不堪尚书之位。”

李林甫趁机在一旁煽风点火：“张九龄不过是个书生，懂什么治国大道理？牛仙客有政绩，提拔他有何不可？”次日，玄宗再次提出封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依旧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彻底被激怒的玄宗，虽最终没封牛仙客为尚书，却封他为陇西县公，还对张九龄渐渐疏远。后来，玄宗打算任命李林甫为宰相，张九龄直言劝谏：“李林甫奸佞，若任其为相，他日必为庙社之忧！”可玄宗早已固执己见，终究还是任命了李林甫。

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因卷入王元琰贪污案，被玄宗以“结党”为由降为尚书右丞，剥夺了处理政务的实权；好友裴耀卿也受牵连被贬，李林甫与牛仙客借机上位，彻底掌控了朝堂话语权。开元二十五年四月，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玄宗不仅置之不理，还下令对周子谅施以杖刑，流放瀼州，周子谅最终死于途中。李林甫趁机进谗，说周子谅是张九龄举荐的，玄宗盛怒之下，下诏将张九龄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彻底将他调离了长安。

《资治通鉴》里记载，张九龄被贬后，长安朝堂上的官员们再也不敢直言进谏，纷纷选择“容身保位”——大唐的谏诤之风，随着这位忠臣的离去，渐渐消散了。

五、魂归岭南留青史，盛世终随故人去

被贬荆州的日子里，张九龄没有沉溺于失意与悲愤。他在荆州的山水间寄情文史，常常与早年相识的孟浩然、王维等诗人游览山水、唱和赠答。王维曾写下《寄荆州张丞相》，诗里“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句子，藏着对这位老友的深切情谊；张九龄也写下《归燕诗》，以“海燕虽微渺，乘春亦暂来”自比，虽身处逆境，却依旧保持着豁达的心境。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年逾六十的张九龄被封为始兴县伯；开元二十八年，他回乡扫墓，五月七日，在曲江私邸安然离世，谥号“文献公”，葬于曲江祖墓附近。后来考古发掘时发现，张九龄的墓自宋代以来，曾多次遭到盗掘与修葺，1960年发掘时，仅残留少量随葬品与两幅壁画，可这并不影响他在后人心中的地位。

张九龄去世后没过多久，大唐就迎来了一场浩劫。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的繁华瞬间崩塌。次年七月，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逃离长安，前往蜀郡。流亡途中，看着沿途的残破景象，想起当年张九龄对安禄山的劝谏，玄宗终于悔不当初，常常对着高力士流泪，还派人前往韶州，祭奠张九龄，追赠他为司徒。

他曾对高力士感慨：“当年我若听了九龄的话，杀了安禄山，今日怎会落到这般境地？”这句迟来的悔恨，终究没能挽回大唐的盛世。而唐宪宗后来与宰相议论玄宗朝政事时，宰相崔群更是直言：“世人都以为安史之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开端，可我认为，开元二十四年罢黜张九龄、专任李林甫，才是大唐理乱的分界点。”苏轼也盛赞张九龄：“唐开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张九龄一人。君有诤臣，不亡其国，张九龄便是这样的诤臣。”

这位从岭南走出的“海燕”，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的怀抱，可他的一生，却早已与大唐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修的大庾岭古道，依旧在岭南的群山间延伸，见证着南北的交融；他写的诗文，依旧在文人墨客间流传，藏着经邦济世的理想；他的诤臣风骨，更成了后世为官者的典范，提醒着世人“居安思危”的道理。

回望张九龄的一生，三次入朝，三次归乡，从岭南到长安，再从长安到岭南，他像一条穿越盛唐的河流，既有平缓流淌的荣光，也有跌宕起伏的坎坷。而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朝代的兴盛，离不开忠臣的直言敢谏；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身处高位时的风光，而在于坚守初心时的赤诚。

盛唐虽已远去，可张九龄的名字，早已刻进了历史的年轮里，与大唐的兴衰一同，成为后人品读不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