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4章 岭南海燕栖盛唐：张九龄的浮沉与王朝兴衰密码（1/2）

2025年秋，西安长安区的唐代墓葬考古现场，铁锹与泥土碰撞的脆响里，一卷泛黄的墓志铭缓缓显露真容。碑刻字迹虽有磨损，“董韶荣”三字仍清晰可辨，考古人员循着史料溯源，竟牵出一段盛唐往事——这位离世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廿六日的女子，正是唐代名相、诗人张九龄的发妻。

而此刻再翻《资治通鉴》，恰能查到关键一笔：就在董韶荣离世前几日，张九龄刚从大唐权力中枢跌落，被贬为荆州长史。一边是结发妻子撒手人寰，一边是半生仕途骤然倾覆，开元二十五年的暮春，对这位年过半百的宰相而言，是命运掷下的双重重击。

从岭南瘴疠之地走出的天才少年，到跻身长安朝堂的一品宰相，再到晚年被贬的失意官员，张九龄的六十余载人生，像一条穿越盛唐的河流，既映照着个人的荣光与坎坷，更藏着大唐由盛转衰的隐秘密码。

一、瘴疠岭南出俊才，十三提笔动都督

唐代的岭南，从不是中原文人向往的沃土。彼时的岭南道，辖着今天的闽粤琼桂之地，虽归大唐版图，却因山林密布、湿热难耐，成了瘴气横行的“险远之乡”。诗人宋之问被贬泷州时，曾在诗里写尽此间恐怖：夜里与蛟螭同眠，清晨踏着瘴气赶路；韩愈更直言岭南“鳄鱼大于船”，寻常人踏入此地，堪比闯一场生死未卜的“荒野求生”。

长安二年（702年），张九龄就降生在这片被中原轻视的土地上——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曲江）的张氏家族，虽祖上是东汉司空张皓、西晋司空张华的后裔，算得上门第渊源，却早已因曾祖任职迁徙，落籍岭南多年。父亲张宏愈不过是新州索卢县丞的小官，家境算不上显赫，可张九龄的天赋，却从幼时起就冲破了地域的桎梏。

老辈人传下来的故事里，张九龄七岁便能写诗撰文，笔尖流淌的文思，连当地宿儒都暗自惊叹。到了十三岁那年，他更是做出一件惊动岭南官场的事：亲手写下一篇策论，托人送到广州都督王方庆案前。

彼时的王方庆，出身琅琊王氏这等名门望族，师从弘文馆学士修习《史》《汉》，是武周时期的名臣。赴任广州途经韶州时，他本没把一个少年的文章放在眼里，可翻开书卷细读，竟渐渐坐直了身子——文中对岭南治理的见解，既有少年人的锐气，又有超越年龄的沉稳，字句间满是经邦济世的远见。

王方庆越读越动容，当即对左右感叹：“此子胸中藏丘壑，将来必能行至远方，成一代大器！”这句预言，像一颗种子，落在了张九龄的心里，也为他日后走出岭南埋下了伏笔。

可天才的仕途，从不是一帆风顺。长安二年，弱冠之年的张九龄参加乡试，考中进士科，负责科举的考功郎沈佺期对他极为赏识，力荐他拔得高第。本以为能顺利出任秘书省校书郎，没想到一场科举疑案突然爆发——沈佺期后来卷入宫廷政变被弹劾，科举结果遭到非议，连带着张九龄也受了牵连。

朝堂下诏重试，张九龄虽再次脱颖而出，却终究没能如期授官。满心建功立业之志的少年，只能收拾行囊，落寞地返回岭南。归乡的路上，他望着岭南连绵的群山，心里满是不甘：难道自己的才华，终究要被地域与风波困住？

这份失意，直到长安三年才迎来转机。这一年，前凤阁舍人张说因得罪权贵，被流放岭南，途经曲江时，偶然见到了返乡蛰伏的张九龄。张说本就是文坛领袖，读罢张九龄的诗文，又与他彻夜长谈，当即认定这是“后来词人称首”的奇才。两人互通族谱，发现竟是同宗，更添了几分亲近，张说握着张九龄的手，郑重许诺：“他日我若重返朝堂，必当为你引荐。”

这一次相遇，成了张九龄人生的重要拐点。张说这盏“伯乐灯”，虽暂时被流放的阴霾遮蔽，却已在他的仕途里，点亮了一束微光。

二、庾岭修路破天堑，坦途铺就仕途基

神龙三年（707年），张九龄再度赴考，这次他选了侧重吏治的制科“材堪经邦科”，凭借扎实的学识与独到的见解，顺利高中，终于得偿所愿，出任秘书省校书郎。这个从九品上的小官，看似权力微薄，却是唐代文人仕途的“敲门砖”——王昌龄、刘禹锡、白居易等日后的名家，都曾在此职位上积累学识，张九龄也不例外，在典籍整理校勘的日子里，他默默沉淀着治国理政的本事。

太极元年（712年），张九龄再攀高峰，参加“道侔伊吕科”考试。这门考试堪称唐代制科的“天花板”，“道侔伊吕”四字，意为修养与才干堪比商代伊尹、周代吕尚，是对治国能力的极致考验。考场上，张九龄提笔挥毫，一篇对策虽篇幅不长，却以骈文的华美辞藻，裹着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最终以高第升任左拾遗，仕途终于步入正轨。

可刚顺风顺水没几年，开元四年（716年），性格直率的张九龄就因与宰相政见不合，索性称病辞官，从长安返回岭南。归乡途中，他经过大庾岭，亲眼见到了岭南交通的闭塞与艰难——这条连接岭南与中原的要道，藏在千丈层崖之间，道路蜿蜒崎岖，行人攀援而上时，脚下是万丈深渊，身旁是茂密丛林，稍有不慎便会坠入谷底。挑夫们背着货物蹒跚前行，喘息声、脚步声混着山间的鸟鸣，成了此间最常见的声响。

张九龄站在岭上，望着行人艰难跋涉的身影，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岭南的物产——齿革羽毛、鱼盐蜃蛤，本是可供国家府库、滋养江淮百姓的珍宝，却因道路不通，只能困在岭南；更想起岭南的人才，多少有识之士，只因这道天堑阻隔，难赴长安施展抱负。

回到曲江后，他连夜写下一封上书，呈给唐玄宗：“岭东旧路险峻，百姓苦不堪言，若能修筑新路，不仅可通财货，更可传声教，让岭南与中原紧密相连。”这份上书，既藏着饮水思源的故土情怀，又精准契合了大唐加强南方控制的需求，唐玄宗阅后当即应允，下令由张九龄主持修路工程。

可修路之难，远超想象。大庾岭海拔千余米，山势险峻，“仰视青天如一线”，山间溪流纵横，地质复杂。为了摸清地势，张九龄亲自带着随从登山勘探，白天顶着烈日穿梭在丛林间，脚下的草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手上被树枝划满了伤痕；晚上则在临时搭建的茅草屋里，对着图纸反复推演，常常彻夜不眠。

工程动工后，他又召集农闲时节的农民参与劳作，没有大型器械，就靠锄头、铁锹一点点凿山开路，靠绳索、木架一点点运送石料。山间瘴气重，不少民工病倒，张九龄便让人采来当地的草药熬汤，亲自照料；工期紧张时，他也挽起袖子与民工一同劳作，汗水浸透了衣衫，却从未喊过一句苦。

历经数年艰辛，一条长约四千米的平坦大道终于贯通大庾岭。道路宽得能容纳五辆马车并行，两侧栽种的红白梅花，在花开时节香满山路，昔日“颠跻用惕”的险途，变成了“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通途。

这条大庾岭古道，彻底改变了五岭南北的交通格局：海外货物经岭南上岸，可从古道翻过大庾岭，入江西赣江，再汇入长江，实现了珠江与长江流域的联通；更重要的是，大唐的文化与政令，顺着这条古道向南延伸，岭南的人才与物产，也顺着古道向北流动。明人邱浚后来曾说，这路一开，岭南的人才才得以走出，中原的声教才得以远播，这话半点不假——而对张九龄而言，这条古道既是他留名青史的功绩，更像他人生的隐喻：跨越了岭南与中原的天堑，也为自己的仕途铺就了一条坦途。

三、长安宦海起沉浮，伯乐逝去再登庸

开元八年（720年）后，张九龄的仕途迎来快速升迁，这背后，离不开张说的鼎力扶持。此时的张说，早已重返朝堂，深得唐玄宗信任，从太子侍读一路做到中书令。感念当年的知遇之恩，更认可张九龄的才华，张说多次向玄宗举荐他，还亲自点拨他处理政务的技巧。

在张说的帮助下，张九龄历任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还被封为曲江县男，食邑三百户，两年内就从六品官员超授为五品，一时在长安朝堂风光无两。可他心里清楚，张说虽宠信自己，却也因偏袒亲信、专权行事，树敌无数，这场风光背后，藏着看不见的危机。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决定赴泰山封禅，任命张说为封禅使。按照惯例，随驾封禅的官员可晋升一级，可张说却动了私心：他故意只带亲信随行，将亲信越级提拔至五品，对其他官员百般排挤；更过分的是，他只给随行士兵加勋，却不赏赐财物，引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

封禅前夕，张九龄特意找到张说，劝他：“封禅是国家大典，晋升官员当以德行声望为先，若只偏袒亲信，恐会引发众怒，祸及自身啊。”可彼时的张说，早已被权势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把这番劝谏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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