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归途与深渊（1/2）

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时，我甚至分不清窗外的灰蒙蒙是雾霾，还是我内心的写照。从越南回到唐山的家，仿佛完成了一次从地狱到人间的迁徙，但我知道，地狱已经跟着我一起回来了。

那六十万的窟窿，像一个巨大的、无声的怪兽，趴在我的背上，压得我每走一步都喘不过气。我没有勇气告诉家里人，这个数字足以压垮我们这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我编造了一个蹩脚的借口，说在越南投资失败，被骗了。父母虽然心疼，但更多的是担忧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他们不知道，我骗了他们，而且是用一个更大的谎言来掩盖另一个错误。

回到家的第一天，我就把自己关进了卧室。那扇熟悉的门，成了我与外界唯一的屏障。我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瘫倒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窗帘被我拉得严严实实，隔绝了外面的阳光和世界。手机被我调成了静音，扔在角落里，任由它不断震动，我知道，那多半是债主的催款电话，或者是澳门、越南那边赌场的“朋友”打来的。我不想去接，也不敢去接。我只想在这片人造的黑暗和寂静中，彻底消失。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忘记了日期，忘记了时间，甚至忘记了饥饿。母亲会把饭菜放在门口，轻轻地敲门，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叫我吃饭。我有时会爬起来，机械地打开门，端起碗，回到床上，一口一口地往嘴里塞，食物的味道在我的舌尖上毫无感觉，就像在完成一个必须履行的程序。吃完后，我又会把碗放在门口，然后继续躺下。

我开始不分昼夜地睡觉，但睡得很浅，总是做噩梦。梦里，悦悦冰冷的背影在澳门的霓虹中渐行渐远，而我则被一群面目模糊的债主追着跑，跑在一个永无尽头的迷宫里。我常常在半夜惊醒，浑身冷汗，心脏狂跳，然后就睁着眼睛到天亮，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车声和人声，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孤魂野鬼。

我开始回避与父母的任何交流。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心疼、担忧和一丝不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场“投资失败”就能把我打击成这个样子。他们越是关心我，我内心的愧疚和痛苦就越深。我成了一个懦夫，一个失败者，一个只会躲在黑暗里舔舐自己伤口的懦夫。

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像一潭死水，没有一丝波澜。我甚至开始享受这种麻木的状态，因为它能让我暂时忘记那六十万的巨债，忘记悦悦的离去，忘记自己在越南赌场里那疯狂而丑陋的模样。我就像一只鸵鸟，把头深深地埋进沙子里，以为这样就能躲过所有的风雨。

然而，身体的惩罚还是来了。

那是一个下午，我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刷着手机，漫无目的地浏览着一些毫无营养的信息。突然，我的右下腹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那疼痛来势汹汹，像有一把锋利的刀子在里面狠狠地搅动。我痛得倒吸一口冷气，瞬间蜷缩起身体，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我以为是吃坏了肚子，强忍着疼痛，爬起来找了一些治肠胃炎的药吃了下去。然而，药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疼痛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剧烈，还开始向上腹部蔓延，甚至牵连着腰部也跟着剧痛起来。我开始恶心、呕吐，吐出来的只有苦涩的胃液。

母亲听到我房间里的动静，慌忙跑进来，看到我痛得脸色惨白、满头大汗的样子，吓得六神无主，连忙叫了救护车。

在救护车上，我躺在担架上，感受着车身的颠簸，每一次颠簸都让我的腹部像是被撕裂一样。我看着车顶闪烁的灯光，听着外面呼啸而过的风声，意识开始变得模糊。那一刻，我甚至产生了一种荒谬的解脱感：也许就这样死了也好，一了百了，就不用再面对那可怕的债务，不用再面对父母失望的眼神。

但命运并没有给我这个“解脱”的机会。

到了医院，经过一番紧急的检查，医生确诊我是急性肾结石发作，而且结石比较大，卡在输尿管里，引起了严重的肾积水和感染。需要立即住院，进行消炎和排石治疗。

我被送进了泌尿外科的病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这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而又冰冷。我被挂上了点滴，药物通过冰冷的输液管，缓缓流入我的血管，试图缓解我身体的痛苦。

身体上的疼痛，虽然剧烈，却在某种程度上，让我那颗麻木了许久的心，重新感受到了“活着”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肉体的痛苦，竟然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精神上的绝望。我开始有了一些清晰的思考。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开始反思自己这几个月来的所作所为。从澳门的分手，到越南的惨败，再到回家后的自暴自弃……我究竟在干什么？我用一种最愚蠢的方式，来惩罚自己，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最爱我的父母。我像个懦夫一样，选择了逃避，而不是去面对问题。

肾结石的疼痛是间歇性的，当一阵剧痛过去后，会有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在这段平静的时间里，我的思绪会飘得很远。我想起了小时候，父母为了供我读书，省吃俭用；想起了大学毕业后，我找到第一份工作时，他们脸上骄傲的笑容；也想起了我告诉他们我在越南“投资失败”时，他们眼中那掩饰不住的心痛。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个念头，像一颗微弱的火种，在我死寂的心底慢慢燃起。我必须振作起来，无论前面的路有多难，我都要去面对。这不仅仅是为了还清那六十万的债务，更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父母。我不能让他们一辈子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操心。

住院的日子是枯燥的，但也给了我一个安静思考和休养的机会。我开始按时吃饭，配合医生的治疗，身体也在慢慢恢复。我甚至开始尝试着和同病房的病友聊聊天，听他们讲一些外面的事情，感觉自己正在慢慢地重新融入这个世界。

一天下午，我正靠在床头，看着一本从医院图书角借来的杂志，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的一个老朋友，阿杰。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电话。

“喂，哥们儿，你跑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出什么事了？”阿杰的声音听起来很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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