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0章 嫁祸之策（1/2）

周瑾瑜放下电话听筒，听筒里“嘟嘟”的忙音在寂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他保持着接电话的姿势，几秒钟后才缓缓将听筒放回那部黑色的“冲电气”电话机上。窗外，天色阴沉，铅灰色的云层低垂，仿佛随时要压垮这座末日之城。

电话是清水一郎亲自打来的，语气是刻意伪装的平静，但周瑾瑜还是听出了底下那丝压抑不住的焦躁和急切。清水说，关于顾婉茹的爆炸案，特高课在后续调查中发现了一些“新的、需要当面核实的线索”，请他“务必”在明天上午九点，到特高课办公室一趟。

新的线索？周瑾瑜心中冷笑。顾婉茹的“死亡”是他一手策划的“完美意外”，现场清理得干干净净，所谓的“线索”根本不存在。这分明是一个借口，一个调虎离山的拙劣借口。

清水一郎终于按捺不住，要动手了。而且，选择在他家里有特务“保护”（监视）的情况下，以公事名义将他调离，目的不言而喻——想趁他不在，对他的住所进行搜查。

周瑾瑜走到窗边，透过玻璃的反射，他能看到客厅门口那个特务看似随意、实则警惕的身影。清水一郎的计划并不高明，甚至有些冒险和粗糙，但这恰恰说明了他此刻的疯狂和孤注一掷。一个陷入绝境的对手，往往是最危险的，因为他可能不按常理出牌，可能采取极端手段。

被动防御，等待清水一郎出招，然后见招拆招？不，那太被动了，而且风险不可控。万一清水的人真的搜查出什么（尽管他已经反复清理，但百密一疏的可能性永远存在），或者清水干脆撕破脸皮，用更直接暴力的方式呢？

他必须化被动为主动。在清水一郎的刀砍下来之前，先给他套上一个更沉重、更致命的枷锁。不是简单地制造麻烦或转移视线，而是要编织一张让清水一郎无法挣脱的“罪证之网”，利用敌人内部的规则和矛盾，将其彻底清除。

这就是“嫁祸之策”。用敌人最擅长的手段——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内部倾轧——来对付敌人自己。

周瑾瑜回到书房，关上门。他需要冷静地构思这个计划的每一个细节。目标：让清水一郎身败名裂，被日本军方自己逮捕甚至处决。罪名：必须是在这个敏感时期最能触动日军神经的——通敌、贪污、企图叛逃。

**第一步：伪造通敌证据。**

这需要伪造清水一郎与重庆方面或苏联方面“联络”的物证。周瑾瑜首先想到的是信件。不能是完整的、逻辑清晰的长信，那样太假。最好是零散的、语焉不详的便条或密码片段，夹杂在一些看似普通的物品或文件中，显得更像是秘密联络的痕迹。

他拿出几张从不同地方收集来的、质地各异的纸张——有普通的“满洲国”办公信纸，有带暗纹的进口道林纸，甚至有一张从旧书里找到的、印有俄文水印的纸。笔迹是关键。他不能模仿清水的笔迹（太容易被鉴定），也不能用自己或任何已知人物的笔迹。他需要创造一种“中性”的、略带生硬和刻意的书写风格，像是为了掩饰真实笔迹而刻意改变的。

他选用一支笔尖较粗的“金星”钢笔，灌上常见的“民生”牌蓝黑墨水。先在废纸上练习了几遍，找到感觉后，才开始在选好的纸张上书写。内容极其简略，使用一些模棱两可的密语词汇，如“货物”、“行情”、“老地方”、“风紧”等，落款用代号或缩写，如“Q”、“山本”、“三郎”等。日期则故意模糊或错乱，有的甚至不写日期。

写好后，他小心地用火柴的微弱火焰，将纸张边缘轻轻熏烤一下，做出陈旧感，并用手指沾染一点灰尘，在纸上留下不易察觉的指印（当然不是他自己的）。然后，他将这些“密信”分别折叠成小块，准备放置到不同的“合适”地点。

**第二步：伪造贪污证据。**

战乱时期，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正是贪污舞弊的高发期。清水一郎作为特高课长，经手查没的“敌产”、罚没的物资、以及各种“特别经费”不在少数。伪造他贪污的证据，需要更“实在”的东西。

周瑾瑜拿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不起眼的硬皮笔记本，封面上印着“满洲中央银行”的字样，是那种银行送给大客户的赠品。他在里面用不同的笔迹和墨水，模仿流水账的格式，记录了一些模糊的款项往来，数额不小，涉及“黄金”、“棉纱”、“药品”等紧俏物资，收款方是几个虚构的商号或人名，而备注里则隐晦地提到“清水先生关照”、“课长份额”等字样。数字故意写得有些潦草，日期也跨度几个月。

此外，他还需要“银行账户”证据。这比较困难，因为他无法真的在银行以清水一郎的名义开户。但他可以伪造一份银行对账单或存款凭证。他有一张真正的“满洲中央银行”空白取款凭条（以前任务中获得的），上面有银行印章的印痕。他小心地使用一种特殊的、当时少见的“复写纸”（一种涂有颜料的薄纸，通过压力可将字迹转移到下层），将伪造的户名（一个假名，但暗示与清水有关）、账号、存款金额（一笔巨款）和日期，拓印到那张空白凭条上，形成看似银行柜台手写的记录。复写纸的字迹颜色较淡，且略有模糊，反而更显真实。他再将这张凭条做旧，折叠出痕迹。

**第三步：伪造企图叛逃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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