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9章 困兽之斗（1/2）

清水一郎回到特高课办公室时，感觉自己的太阳穴在突突直跳，像是有两根烧红的钢针在里面搅动。办公室的窗户紧闭着，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陈年纸张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属于失败和焦虑的酸腐气味。收音机里，关东军司令部的战报还在喋喋不休地重复着“皇军英勇奋战”、“防线稳固”之类的陈词滥调，但窗外隐约传来的、越来越近的沉闷炮声，以及街上日益明显的恐慌气氛，都在无情地戳穿着这些谎言。

苏联红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推进，关东军经营多年的防线在钢铁洪流面前脆如薄纸。哈尔滨，这座“满洲国”的重要都市，已经能嗅到末日的气息。权力机构内部，人心惶惶，各种流言和小道消息像瘟疫一样蔓延。有人开始暗中寻找退路，有人则变得更加疯狂，试图在最后的时刻攫取更多利益或发泄最后的暴戾。

清水一郎属于后者。他感觉自己像一头被逼到悬崖边的野兽，四周是不断收紧的猎网和逼近的猎人。而最让他愤怒和无法接受的，是那个始终萦绕在心头的失败感——对“星火”追查的失败，对顾婉茹“死亡”真相的无力，以及最近莫名其妙出现的、针对他的流言和麻烦。

他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一个人——周瑾瑜。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但直觉，或者说一种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培养出的、对危险和欺骗的本能嗅觉，让他死死咬住了周瑾瑜。顾婉茹的“死亡”太巧，周瑾瑜的“悲伤”太真，真得近乎完美，反而让他觉得虚假。还有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商人傅家骏，居然敢通过关系向宪兵队暗示他清水一郎“滥用职权、敲诈商人、干扰正常经济活动”，甚至隐隐指向他“可能因战局不利而心态失衡，行为失控”。虽然这些指控目前还只是捕风捉影，但在这个敏感时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被放大，成为政敌攻击的武器。

清水一郎知道，这背后一定有推手。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周瑾瑜。这个中国人，像一条滑不留手的泥鳅，始终在他指缝间游走，用完美的伪装和冷静的算计，一次次化解危机，甚至可能反过来给他制造麻烦。

“八嘎！”清水一郎猛地将桌上的茶杯扫落在地，瓷片和茶水四溅。他胸膛剧烈起伏，眼睛里布满血丝，死死盯着墙上那面象征着“武运长久”的旭日旗，旗子的一角已经有些褪色卷边。

他不能坐以待毙。战局崩溃在即，特高课的权力也在迅速流失，宪兵队、甚至一些急于撇清关系或抢功的陆军同僚，都可能成为他的敌人。他必须在彻底失去权力和机会之前，解决掉周瑾瑜这个心腹大患，同时，如果可能，挖出“星火”的线索，作为他最后的价值和筹码。

但周瑾瑜现在被“保护”在家，明面上是照顾他丧妻之痛，实际上是软禁。直接抓人刑讯？没有过硬的理由，小野寺那边可能会有微词，而且周瑾瑜毕竟是受过训练的军官，常规刑讯未必能撬开他的嘴，反而可能打草惊蛇，或者被反咬一口。

他需要更直接、更无法辩驳的证据，或者……制造一个让周瑾瑜无法逃脱的死局。

清水一郎喘着粗气，走到保险柜前，用颤抖的手拨动密码盘（老式的机械转盘式，日本“金库”品牌，厚重但并非无懈可击），打开柜门。里面除了文件、一些现金和金条，还有一个用油纸包好的小包裹。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打开油纸，里面是一个巴掌大小的扁铁盒，盒盖上印着德文标识。

这是一台德国“莱卡”微型相机，型号是LeicaIIIa，战前的高端货，极其精密小巧，是特高课通过特殊渠道搞到的珍贵设备，用于秘密拍摄文件或人物。与之配套的，还有几卷专用的35毫米电影胶片（Agfa品牌，感光度不高，但在当时已是顶级），以及一个微型胶片显影罐和小型放大镜。

清水一郎抚摸着冰凉的金属机身，一个疯狂的计划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形。他要对周瑾瑜的住所，进行一次彻底的、秘密的搜查。不是明面上的检查，而是趁周瑾瑜被带离（比如以“配合调查”或“参加紧急会议”为名）的短暂空隙，潜入其卧室和书房，用这台微型相机拍摄一切可疑的物品、文件、笔记，甚至墙壁、地板、家具的每一个角落，寻找暗格、夹层或任何不寻常的痕迹。

如果顾婉茹真的没死，而是潜逃了，周瑾瑜的住所里很可能还留有来不及彻底清除的线索，或者他们之间联络的痕迹。如果周瑾瑜就是“星火”，或者与“星火”有关，那么他的私人空间里，更可能藏有致命的证据。

这个计划风险极高。首先，需要调开周瑾瑜，并且确保调离的时间足够完成一次细致的秘密搜查和拍摄。其次，潜入和搜查必须绝对隐秘，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否则就是授人以柄。第三，拍摄后的胶片需要立即秘密冲洗，这需要可靠的人和暗房。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万一搜查一无所获，或者被周瑾瑜察觉，后果不堪设想。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