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1章 中俄密约（1/1）
北京，外交部大楼内，一场历时漫长、交锋激烈的谈判，终于在初冬的寒意中，落下了帷幕。
经过前后三轮近乎熬干心血的唇枪舌剑，面对中国方面持续施加的军事压力与外交上的寸步不让，沙俄驻华公使库朋斯齐那张惯常挂着傲慢与冷淡的脸，也终于显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松动与疲惫。他们已然意识到，单靠支持库伦的军事冒险，难以在谈判桌上攫取到远超预期的绝对利益，反而可能陷入一场得不偿失的持久消耗，甚至破坏与日本及其他列强在远东的微妙平衡。
1913年11月5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尘埃落定的凝滞感。外交总长孙宝琦与俄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分别代表中俄两国政府，在数份文件上郑重签下了名字。这便是后来载入史册的《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
文件不过五条，字斟句酌的背后，是两国国力、意志与外交智慧的角力结果：
沙俄方面，首次在正式条约文件中，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并明确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这无疑是民国政府在外交上取得的一个关键性、原则性的胜利，至少在法理上，遏制了外蒙古走向完全独立的趋势。
而作为交换，中国方面则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并承诺“不派军队、不设官员、不办殖民”于其境内，仅可派遣大员率领有限卫队，驻扎于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指定地点，行使“宗主国”的象征性管辖与监督之责。
同时，中国忍痛承认了此前非法的《俄蒙协约》及其附件的有效性，实质上接受了沙俄在外蒙享有广泛特权的既成事实。条约还规定，中俄两国均“不干涉外蒙古内政”，外蒙古若与他国订立条约，不得违背中国的宗主权及此次中俄声明的各项条款。
一纸条约，勾勒出一个充满妥协与矛盾的政治框架：外蒙在名义上重归中国版图，却享有高度自治；中国保住了法理上的最高所有权，却暂时丧失了实际的行政、军事控制；沙俄未能促成完全独立，却将其特殊权益以条约形式固化下来。
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向各方。
圣彼得堡方面很快履行了其承诺，开始逐步撤回派驻在库伦政府及外蒙军队中的军事顾问、教官，并以明确的外交照会形式，“劝告”库伦当局立即停止在内蒙古的军事行动，撤回远征军，以符合与俄国外交承诺”。
然而，令俄国人或许都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此时的库伦政府，并未如预想中那般对“北极熊”的指令俯首帖耳。
库伦的宫殿里，气氛压抑而躁动。收到俄国的通牒后，主政的王公贵族们陷入了激烈的争吵。
一部分较为现实或亲俄的王公，主张立即遵令撤军，认为借助俄国之力获得“自治”已是巨大成功，应见好就收，巩固既有成果。
但另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在南下征战中家族子弟攫取了权力、声望，或对“恢复大蒙古”抱有强烈宗教、民族情怀的王公和喇嘛，则充满了不甘与愤怒。
“俄国人把我们当什么了？需要时给几杆破枪，让我们去流血；谈好了条件，就像扔破靴子一样让我们退回来？”一名年轻气盛的王爷拍着桌子吼道。
“是啊！前线儿郎们浴血奋战打下的土地，难道就这么拱手还回去？我们蒙古人的事，什么时候全由俄国人说了算？”另一人附和。
尽管府库空虚，再也无力向前线输送一粒粮、一颗弹的现实如同冰冷的枷锁，尽管理智告诉他们缺乏后勤的军队难以持久，但那种被利用、被出卖的屈辱感，以及内心深处或许仍存的一丝侥幸——万一前线英勇的将士们能靠最后的血勇，创造奇迹呢？——使得库伦最终没有向远征军下达明确的撤军命令。
相反，他们以一种暧昧的沉默，暗中鼓励着前线将领的“自主行动”。或许，他们心底还残存着渺茫的希望，指望远征军能“独立”完成那统一蒙古的未竟之梦，从而在未来的博弈中，为自己赢得更多主动。
这种暧昧的态度，被前线远征军总司令达木丁苏隆敏锐地捕捉并“领会”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将领，本就对即将到来的“和平”与收缩充满抵触。
库伦的沉默，被他解读为默许甚至期待他继续建功。在他看来，条约签订，民国军队或许会松懈，而俄国顾问的撤离虽然削弱了指导，但也少了一层掣肘。
此时，正是利用敌军可能出现的短暂麻痹、抢在严冬完全降临前，发起一轮猛烈攻势，尽可能多地夺取土地、扩大战果，甚至逼迫北京修改条约条款的最后机会！
“全面反攻！”达木丁苏隆在设于察哈尔草原深处的指挥部里，对着地图，眼中燃烧着孤注一掷的火焰，下达了在他看来充满魄力、在前线将士听来却近乎疯狂的命令。
这一命令，完全出乎北京民国政府的预料。在他们看来，条约既已签订，俄国压力已撤，库伦失去了最大靠山和补给源，外蒙远征军理应知难而退，逐步收缩才是正理。这种在后勤近乎断绝、国际环境已然不利的情况下，还要倾尽全力发起全面进攻的行为，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蠢货计划”。
然而，就是这个“蠢货计划”，其制定者和执行者达木丁苏隆，却绝非庸碌之辈。正是他，率军连破北洋边防，打得何宗莲、王怀庆等部节节败退，一度让北京震动。
说他蠢，他偏偏在前期的战略战术上表现出色。说他聪明，他却在此刻做出了违背最基本军事后勤原则的决策。或许，这正是野心与绝望交织下产生的畸形产物，是试图以军事冒险来挽回政治颓势的绝望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