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9章 清点·府库与档案（2/2）

法正上前半步，从容接话：“禀晋王，正是。永年兄高瞻远瞩，早见益州积弊深重，非明主不能救。故苦心孤诣，编此总录，正是为有朝一日得遇明主，可献于阶前，助明主速定益州，解民倒悬。今遇晋王天威，此录终得其主，实乃益州万民之幸。”他的话，将“早有异心”转化为“早盼明主”，且将最终受益者指向了“益州万民”。

曹操此时开口，语气温和：“永年、孝直用心良苦，确非常人所能及。有此图册，我军接收各郡县、厘清赋税、整顿防务，至少省却一两年之功。功莫大焉。”

袁绍的目光在张松激动泛红的脸上停留片刻，又在法正平静如水的面容上掠过。他终于露出一丝笑容，那笑容威严而疏离：“确是大功。张卿、法卿，你们献上的，不仅是图册，更是益州的江山社稷。此功，孤记下了。”

他转向曹操：“孟德，依你之见，当如何赏赐？”

曹操拱手：“张别驾主持编纂，首功；法参军参赞补遗，次功。臣以为，当从重封赏，以彰归附之诚，亦为蜀中士人立一典范。”

“好。”袁绍点头，“即刻拟令：张松献图册、通款曲、导王师，功在破局，赐爵关内侯，赏金八百斤，帛两千匹。法正协理图册、参赞机谋，赐爵亭侯，赏金五百斤，帛一千五百匹。此令明发各军，张贴州郡。”

张松激动得浑身微颤，扑通跪倒：“臣……臣谢晋王厚恩！晋王万岁！”法正也从容跪拜谢恩。

袁绍示意二人起身，话锋却微微一转：“不过，如今益州初定，百废待兴。这图册如此精妙，编纂者对其中的关节窍要最为熟悉。后续接收郡县、清点府库、厘定赋税，恐怕还要多多借重二位之能。你们可愿暂留成都，协助曹公与诸位先生，将这图册上的东西，一件件落到实处？”

这话说得合情合理，但其中深意，让侍立在侧的戏志才眼神微动。司马懿则垂目不语。

张松此时已被厚赏冲昏头脑，连声道：“臣愿效犬马之劳！必当尽心竭力！”法正也躬身：“敢不从命。”

“好。”袁绍满意地点头，“那便先如此。你们先下去休息，稍后曹公会与你们详议后续事宜。”

待张松、法正感恩戴德地退下后，堂内的气氛悄然转变。

当日午后，行在王厅深处的密室。

只有袁绍、曹操、戏志才、司马懿四人。那套《益州总录》和那幅巨图被摆在正中长案上，如同一个被解剖开来的标本。

袁绍已换下王袍，穿着一身简便的深色常服，负手站在巨图前，目光落在“剑阁”、“葭萌”、“江州”等关键节点上。良久，他缓缓开口，声音在密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好一个‘历时五载’。孟德，你怎么看？”

曹操站在一侧，语气谨慎：“确为奇功。若无此图册，我军虽能破城，但要完全掌握益州虚实，理顺赋税民政，至少要花费一两年时间，其间难免生出诸多变乱。有此册在手，三月之内，可定全州。”

“功，自然是功。”袁绍转过身，目光锐利如剑，“但你们想过没有，一个别驾，一个参军，何来如此能量？各郡县的机密档案，仓廪武库的实时数据，甚至对豪强隐田、官吏贪墨的推断——这些信息，绝不是坐在成都官署里就能得到的。”

戏志才轻声道：“王上明鉴。编此册者，必在各郡县、各曹署、乃至地方豪族中，布有眼线网络。且此网络经营日久，方能如此事无巨细、及时更新。张永年或许主持，但背后若无一个高效隐秘的刺探体系，断难成事。”

司马懿补充道：“懿今日核对时发现，《武备卷》中对各郡县库存兵器的记录，精确到‘某县武库存旧弩三十张，其中五张弦朽’，这等细节，非有内线定期回报不能为。此二人所谋，非止于‘献城’，更在于‘献一个完全透明、尽在掌握的益州’，以此作为晋身之阶。”

袁绍走到主案前，手指划过那套图册冰冷的封面。“所以，他们献上的不仅是益州，还有他们自己经营多年的情报网络，以及……他们那种为了某种目的，可以长期隐忍、周密布局、最终一击必中的能力。”他抬起头，看向曹操，“孟德，这样的人，你敢完全信任吗？”

曹操沉默片刻，坦然道：“不敢。但其功甚大，若处置不当，恐寒了归附者之心。”

“孤知道。”袁绍坐回主位，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所以孤重赏他们，让全益州、全天下都知道，顺我者昌。但赏完之后呢？”他的目光扫过三人，“让他们继续留在益州，利用他们熟悉的网络和人脉，在新的权力结构里重新扎根？还是说，给他们更高的爵位，更多的金银，然后……”

“调虎离山。”曹操接话道，“待益州初步稳定，便以‘咨议国事’、‘辅佐中枢’为由，召他们入长安。授以光禄大夫、谏议大夫等清贵显职，荣养于朝。”

戏志才点头：“此策甚妥。既全其功名，又绝其根本。长安乃王化之地，他们那套地方上的网络，离开益州便如鱼离水。至于孟达及其东州兵，”他看向曹操，“整编之事宜早不宜迟。”

袁绍沉吟道：“孟达是武人，心思相对单纯，所求无非富贵兵权。可先厚赏，再以‘王师整编，量才录用’为由，将其部分散编入中军或各营，调离益州。给他个杂号将军的衔，带到长安或别处安置。”他顿了顿，“至于具体的时机和步骤，孟德你来把握。要平稳，不要激起变故。”

“臣明白。”曹操应道。

袁绍最后看向那套图册，眼神复杂：“这套东西，要用好。用它迅速安定益州，厘清赋税，整饬吏治。但用的时候要记住，编纂它的人，是怎样的人。”他站起身，“张松、法正可用，但不可大用，更不可久用。他们能背叛刘璋，将来若觉得利益受损，未尝不会……”

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经明了。

密室议事结束前，袁绍特意交代：“黄权的事，要办好。以中郎将礼厚葬，抚恤其家，榜示州郡。要让蜀人知道，孤敬重忠义之士。这也是给张松、法正他们，立一面镜子。”

四人退出密室时，已是日影西斜。那套《益州总录》仍躺在案上，在透过窗棂的余晖中，封面的锦缎泛着暗沉的光泽。它既是打开益州大门的钥匙，也是一份关于背叛者能力与野心的详细供状。

接收工作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松、法正果然展现出惊人的“熟悉情况”，协助晋军官员高效地接管各郡县、清点府库、厘定账目。他们沉浸在晋王厚赏的荣耀和“备受重用”的错觉中，却不知道，关于他们命运的真正决策，早已在那个午后的密室里尘埃落定。

而袁绍那句没有说完的话，像一道无形的烙印，刻在了每一个知情人心中：能如此精心准备背叛的人，永远需要一道警惕的目光。在权力的世界里，过于完美的功劳，有时本身就是一种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