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2章 杂智之一《狡黠》38 白铁馀（1/2）

白铁馀：唐代“迷信操盘手”！埋佛骗财又作乱，聪明用错终送命

白铁馀是唐代延州地区的稽胡人，脑子灵光却不用在正途上，一门心思琢磨怎么靠歪门邪道敛财夺权。他先偷偷找了一尊铜佛像，埋在深山峡谷里的一棵柏树底下，然后耐心等了很久，直到埋佛像的地方长满野草，看不出任何人工痕迹，才开始他的“造神计划”。

他到处散布谣言，说“山谷里有佛光显现，是圣佛要出世的征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勾起了当地人的好奇心和迷信心理。白铁馀见火候差不多了，就召集了几百号人，在山谷里摆下斋饭，假装要“迎请圣佛”。

仪式开始后，他故意带着人去别的地方挖，挖了半天啥也没找到。这时他站出来“解梦”：“不是圣佛不肯出来，是大家的诚心还不够，不肯布施积德，圣佛怎么会显灵呢？”这话一出，信众们立马慌了，纷纷掏钱捐物，希望能感动“圣佛”。等到收到的钱财物资加起来超过一百万时，白铁馀才假装“心有感应”，带着人去他当初埋佛像的地方挖掘，一挖就“顺利”挖出了铜佛像。

经此一事，白铁馀的“神棍”光环彻底打响，赶来求见“圣佛”的人越来越多。他趁机搞起了“阶梯式敛财”：用红、紫、黄等不同颜色的绫罗绸缎，把铜佛像层层包裹起来，想看圣佛的人，每揭开一层绸缎，就要捐一次钱。方圆几百里的男女老少都被迷得发狂，争相前来捐钱“见佛”。

手里有了钱，又有了大批信众，白铁馀的野心越来越大，干脆聚众作乱，自称“光王军师”，妄图推翻朝廷。最终，朝廷派将领程务挺率军征讨，白铁馀兵败被杀，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冯梦龙点评：其实白铁馀的这套“造神敛财”的思路本身很有“智慧”——懂得制造噱头、引导情绪、设计变现模式。这种智慧用对了地方，就是李抱贞、刘玄佐那样的治世能臣；用错了地方，就成了白铁馀这样的乱臣贼子。这哪里是智慧的错，分明是用智慧的人走了歪路啊！

“管理智慧”

从白铁馀作乱看现代管理：“符号赋能”的双刃剑与组织目标的正向锚定

白铁馀利用铜佛像制造“佛光现世”骗局，从初期骗取百万布施到后期聚众作乱自称“光王军师”，其行为本质是一场借“神圣符号”操控人心、实现个人野心的恶性事件。从现代管理学视角看，白铁馀的运作逻辑暗含“符号赋能”“群体动员”“目标异化”等核心命题——他精准掌握了“符号构建信任、信任转化追随、追随升级为行动”的链条，却将这一逻辑用在了破坏社会秩序的邪路上。反观评论中提及的李抱贞、刘玄佐，同样善用“符号赋能”，却将其导向稳定组织、提振士气的正向目标。对比二者的差异，能为现代组织管理者如何“善用符号力量、锚定正向目标”提供深刻启示。

一、白铁馀的“符号操控术”：借“神圣符号”构建信任，实现低成本动员

白铁馀之所以能快速聚集人气、骗取钱财甚至发动作乱，核心在于他精通“神圣符号构建与赋能”的技巧，通过制造稀缺性、仪式感和情感共鸣，让普通铜佛像成为“信仰载体”，进而实现对群体的低成本操控。

其第一步是“制造符号稀缺性，激发群体好奇与敬畏”。他将铜佛像埋于穷谷柏树之下，待草木丛生后宣称“佛光现世”，用“自然异象+神圣预言”的组合，赋予铜佛像“非人力可为”的神秘属性。这种“稀缺性符号”的构建，在管理学中对应“品牌差异化定位”——通过打造独特、不可复制的符号，快速吸引目标群体关注。就像现代某些品牌会编造“祖传秘方”“限量发售”的故事，让普通产品拥有溢价空间；但白铁馀的本质区别在于，他的符号构建完全基于谎言，且目标是掠夺而非创造价值。

第二步是“设计仪式化流程，强化符号可信度与参与感”。白铁馀聚集数百人设斋“请圣佛”，先故意从其他地方挖掘无果，将原因归咎于“众人诚心不足、布施不够”，再引导众人加大投入后，从预设地点挖出佛像。这种“先挫折后成功”的仪式化设计，本质是通过“行为绑定”强化群体对符号的信任——当人们为“请佛”付出金钱和精力后，会因“认知一致性”原理，更愿意相信佛像的神圣性。后续他用多层绫罗绸缎装盛佛像，观者每揭开一层就要布施一次，进一步将“符号接触”与“利益付出”深度绑定，形成“越付出越信任”的恶性循环。这种仪式化策略，在现代组织管理中本可用于强化团队凝聚力（如企业文化仪式），但白铁馀却将其转化为“收割工具”，让参与者在反复的仪式中逐渐丧失理性判断。

第三步是“升级符号价值，实现从‘敛财’到‘动员’的跃迁”。当“圣佛”符号积累足够多的追随者后，白铁馀不再满足于骗取布施，而是将符号与“反抗权威”的目标结合，自称“光王军师”发动作乱。这一步的关键是“符号价值的异化”——他将众人对“圣佛”的信仰，转化为对自己个人权威的追随，让“求神拜佛”的朴素需求，升级为“参与作乱”的危险行动。这种“符号价值跃迁”的逻辑，在现代管理中若用之正向，可将组织愿景转化为员工的行动动力；但白铁馀的做法，本质是利用符号进行“恶意动员”，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二、白铁馀与李抱贞、刘玄佐的核心差异：“符号赋能”的目标锚定与价值导向

评论中提到“一智也，善用之，即李抱贞、刘玄佐；不善用之，则白铁馀矣”，这一判断精准点出了“工具本身无善恶，使用者的目标与价值导向决定其结果”的核心。对比三者的行为逻辑，可清晰看到“符号赋能”在不同目标下的天差地别。

李抱贞在潞州时，曾面临军饷匮乏、士兵哗变的危机。他利用当地百姓对“寺庙神钟”的敬畏，宣称“神钟能显灵，若能将钟熔化铸钱，可解军队燃眉之急，且不会冒犯神灵”，并亲自带头祭拜，最终顺利熔化神钟解决军饷问题。刘玄佐则在镇守汴州时，通过“伪造祥瑞”“宣传忠义”等方式，强化士兵对朝廷的忠诚和对自身的信任，稳定军心、抵御外敌。二者与白铁馀的共性在于，都善用“神圣符号”或“权威符号”构建信任；但本质差异在于三个维度：

其一，目标的正当性：李抱贞用符号赋能是为解决军队生存危机、避免哗变带来的社会动荡，刘玄佐是为稳定边防、守护百姓安宁，二者的目标均符合组织（军队）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白铁馀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个人敛财与权力野心，完全违背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在现代管理中，这对应“组织目标的伦理底线”——优秀的管理者会将“符号赋能”用于实现组织价值（如提升产品质量、服务用户），而不良管理者则会用其进行“虚假宣传”“收割韭菜”，最终损害组织长期发展。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