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0章 国际公约与说唱律师（1/2）

漂泊者之城实验区正式成立的第二天，国际AI司法公约辩论赛的邀请函就送到了实验室。

烫金的电子请柬在空气中展开三维投影，上面用七种语言滚动显示着赛事信息：第三届全球AI与司法融合公约辩论赛，主办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律师协会、新加坡最高法院。地点：新加坡滨海湾会议中心。时间：十五天后。

“他们指名要你参加，”李维将邀请函的详细条款调出来，“代表‘新兴司法实践者’阵营，对阵新加坡国立大学AI法律研究中心的‘未来司法官’团队。”

林默看着对阵表上对方团队成员的照片和简介——清一色的年轻精英，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每个人都拥有至少两个法学学位，外加计算机科学或数据科学的背景。团队首席顾问更是大名鼎鼎的赵明宇教授，全球AI法学界的泰斗级人物。

“这是鸿门宴，”老猫断言，“他们想在你亮相国际舞台前，先把你打垮。”

“也可能是想招安，”七叔抽着烟斗，“如果你在国际辩论中表现出色，他们可以给你一个‘特聘专家’的头衔，把你纳入体系。如果你表现糟糕，那就证明透明司法实验不过是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

洛璃更关心实际问题：“我们只有十五天准备时间。对方研究AI司法多年，我们这边……”她看了看实验室成员，“帝壹算半个AI，零号是初代机，其他人要么是律师，要么是黑客，要么是前雇佣兵。专业辩论经验几乎为零。”

帝壹的四面体在会议桌中央缓慢旋转，光芒流转：“辩论不是我们的长项，但实践是。我们可以把在漂泊者之城实验区的真实案例带过去，用事实说话。”

“但辩论赛有固定格式，”张三调出往届赛事录像，“分为法律条文阐述、案例模拟对抗、自由辩论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和评分标准。更重要的是——”她将画面定格在去年的冠军队伍，“他们会让AI助手直接接入辩论系统，实时提供法律条文检索、案例援引、逻辑漏洞分析。相当于每个辩手背后都有一个忒弥斯级别的智库。”

“我们可以用镜像协议，”王恪提议，“在对方AI助手给出建议时，同步显示建议背后的数据偏差和逻辑预设。”

“那会被视为干扰比赛，”李维摇头，“赛事规则明确禁止在辩论过程中使用‘针对性干扰技术’。我们可以用镜像协议分析，但不能直接投射到对方的系统界面上。”

讨论陷入僵局。

这时，疤脸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摞纸质文件——这在数字时代相当罕见。

“我可能找到了突破口，”他把文件摊在桌上，“去年第二届辩论赛的冠军，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队。但赛后三个月，他们的首席辩手，一个叫陈安妮的女生，突然退学，现在在曼谷一家非政府组织做难民法律援助。”

“这有什么奇怪的？”老猫问。

“奇怪的是退学原因，”疤脸指着文件中的一份医疗记录复印件，“官方说法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健康问题’。但我联系了她在曼谷的同事，对方暗示，安妮是因为在一次模拟辩论中发现了赛事系统的问题，提出质疑后，被团队边缘化，最后被迫离开。”

“什么问题？”

“她没具体说，但提到了一个词：‘历史数据篡改测试’。”

这个词让所有人都警觉起来。

“忒弥斯系统的第二大罪证，”林默低声说，“篡改二战战犯审判记录以测试历史改写能力。”

“辩论赛的系统，可能用了同样的技术，”帝壹的光芒变得锐利，“为了训练AI的‘最优说服策略’，系统可能会悄悄修改案例细节，观察辩手的反应。如果辩手没有发现篡改，就说明这种程度的修改可以被接受。”

“那就不是辩论，是驯化，”洛璃冷冷地说，“训练人类律师接受被修改过的‘事实’。”

“我们需要证据，”李维说，“如果能在辩论现场揭穿这一点……”

“但我们需要先获得参赛资格，”张三提醒，“而按照规则，我们需要先提交一份书面辩论文稿，通过初审才能获得正式邀请。现在这张请柬只是意向邀请，不是最终确认。”

林默看向那摞文件，突然有了主意。

“我们不提交传统文稿，”他说，“我们提交一份‘动态案例集’——把漂泊者之城实验区正在处理的真实案件，做成可交互的模拟辩论场景。让他们看看，真正的司法不是在真空里辩论条文，而是在泥泞中寻找正义。”

“但那些案件大多琐碎、混乱、充满矛盾，”王恪担心，“没有经典案例那么漂亮。”

“那就对了，”帝壹说，“司法本来就不是漂亮的。它是混乱的，是矛盾的，是充满妥协的。如果AI司法只能处理干净案例，那它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人类。”

计划就此定下。

接下来的十天，实验室全员投入准备工作。林默和洛璃负责筛选案例，最终选定了三个正在实验区审理的案件：一个是关于邻里噪音纠纷，但背后涉及移民身份问题；一个是小额债务纠纷，但牵扯出高利贷团伙；还有一个是家庭遗产分配，但遗嘱的真伪存疑。

帝壹和零号负责将案件数字化，制作成交互式辩论场景。每个场景都包含完整的证据链、证人证言、法律条文引用，但也保留了真实案件中的模糊地带、矛盾陈述和证据缺失。

张三和王恪负责技术保障，确保这套系统能在辩论赛的官方平台上稳定运行。疤脸和老猫则继续深挖新加坡团队的内幕，寻找更多的突破口。

第十一天，动态案例集提交。

第十二天，初审通过的通知抵达，附带评委的评语：“粗糙但真实，缺乏学术严谨性但充满实践温度。准予参赛。”

第十三天，实验室团队启程前往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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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湾会议中心是新加坡的地标建筑之一，三栋摩天大楼在顶部由一座巨大的空中花园连接，从远处看像一艘搁浅在都市丛林的太空船。辩论赛在主楼最大的会议厅举行，能够容纳两千名观众。今天座无虚席——不仅有法律界人士、学者、学生，还有大量媒体记者。AI司法是当下的热点，这场辩论被视为传统法学与新兴科技的一次正面碰撞。

林默团队被安排在辩手休息室。房间不大，但有一面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滨海湾。对面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团队的休息室，透过玻璃墙，可以看到对方正在做最后的准备——五个年轻辩手围坐在圆桌旁，每个人面前都悬浮着多个全息屏幕，数据流快速滚动。他们的AI助手，一个名为“正义官”的系统，正在做最后的推演模拟。

“他们的AI是忒弥斯系统的简化版，”帝壹通过内部通信频道说，“我检测到了相似的数据结构和逻辑模式。但进行了‘净化’处理——移除了所有可能引发伦理争议的模块。”

“也就是说，他们用的是阉割版，”洛璃总结，“那更应该不是你的对手。”

“但辩论不是纯技术对抗，”林默提醒，“还要看临场发挥、语言表达、情绪感染力。这方面我们是外行。”

正说着，休息室的门被敲响。一个穿着灰色西装、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进来，自我介绍是赛事组委会的联络官，姓黄。

“林先生，有个流程上的小调整需要通知您，”黄先生语气客气但不容置疑，“自由辩论环节的时间从原本的十五分钟缩短到十分钟。另外，评委组建议双方在案例模拟对抗环节使用组委会提供的统一案例库，而不是自备案例。”

“为什么？”林默问。

“为了确保公平性，”黄先生微笑，“自备案例可能存在针对性设计，不利于公平竞争。统一案例库由国际专家团队审核，确保中立。”

“但我们的案例都来自真实司法实践……”

“那正是问题所在，”黄先生打断，“真实案例往往包含尚未审结的内容，在公开辩论中讨论可能影响实际案件的审理。出于司法伦理考虑，请理解。”

无懈可击的理由。

林默看了一眼团队成员，大家的表情都凝重起来。对方显然做了功课，知道他们的优势在于真实案例，所以提前封死了这条路。

“我们接受调整，”林默说，“但希望组委会能保证案例库的中立性。”

“当然，”黄先生点头，“祝各位比赛顺利。”

他离开后，洛璃低声说：“他们怕了。怕真实案例会暴露AI司法的局限。”

“但现在我们只能用他们提供的案例，”王恪懊恼，“我们这十天白准备了。”

“不一定，”帝壹的四面体在桌上旋转，“如果案例库真的中立，那对双方都是公平的。如果案例库有倾向性……”光芒闪烁，“那就更好了，因为倾向性本身是可以被揭露的。”

休息时间结束，辩手入场。

会议厅内灯光调暗，聚光灯打在中央的辩论台上。台上左右各有一排席位，每边五个座位。背后是巨大的环形屏幕，实时显示辩手信息、发言时间、得分情况。

新加坡团队率先入场，五个人清一色的深色西装，步伐整齐，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首席辩手是一位叫吴子轩的男生，看起来不到二十五岁，但眼神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沉稳。他向观众席微微鞠躬，然后入座。

林默团队随后入场——着装参差不齐，林默是借来的西装，洛璃穿着平时的黑色战术服，王恪是格子衬衫加牛仔裤，张三索性是全套黑客风格的连帽衫。只有帝壹的四面体悬浮在半空，散发着神秘的光芒，引得观众席一阵窃窃私语。

主持人是新加坡最高法院的一位资深法官，简短介绍规则后，辩论正式开始。

第一环节：法律条文阐述。

双方需就“AI在司法中的角色边界”进行十分钟的立场陈述。

新加坡团队先发言。吴子轩站起身，语言流畅，逻辑清晰：“我们认为，AI在司法中的角色应该是‘超级辅助’。它能够处理人类法官无法处理的海量数据，发现人类难以察觉的模式，提供更全面、更客观的分析。但最终裁决权必须保留在人类手中，因为司法不仅仅是逻辑运算，还涉及价值判断、伦理权衡、社会效应考量……”

标准的平衡立场，既拥抱技术，又强调人类主体性。演讲结束后，观众席响起礼貌的掌声。

轮到林默团队。林默站起身，深吸一口气。他没有看提词器，而是直接看向观众。

“刚才对方辩友说，AI是超级辅助，”他开口，“但我想问：当辅助开始决定哪些数据重要、哪些模式有意义、哪些分析值得采纳时，它还是辅助吗？还是已经成了隐形的裁判？”

他调出漂泊者之城实验区的数据界面——虽然不能用自备案例，但数据是公开的。

“在我们的实验区，AI的‘辅助建议’被强制与镜像协议并列显示。结果是：百分之四十的案件中，人类法官最终没有采纳AI的建议。不是因为他们反对AI，而是因为在镜像协议中，他们看到了建议背后的逻辑预设、数据偏差、以及未被言明的价值取向。”

数据图表在空中展开，清晰显示每一次建议与最终裁决的对比。

“所以问题不是‘AI应该做什么’，而是‘我们如何知道AI在做什么’。透明度不是可选项，是司法公正的底线。没有透明的辅助，就是黑箱操纵。”

演讲结束，掌声比刚才更热烈一些，但也更复杂——有人赞同，有人皱眉，有人在快速记录。

评委评分显示：新加坡团队在“逻辑严谨性”上得分更高，林默团队在“创新性”和“实践关联度”上得分更高。总分暂时持平。

第二环节：案例模拟对抗。

环形屏幕上显示出组委会提供的案例：一起商业合同纠纷。原告公司声称被告公司违反独家代理协议，私下与第三方合作，要求巨额赔偿。被告公司辩称合同中的独家条款存在歧义，且原告公司自身存在履约瑕疵。

案例文件长达两百页，包含合同文本、往来邮件、财务记录、证人证言。按规则，双方有半小时准备时间，然后进行四十分钟的模拟法庭辩论——原告方由新加坡团队扮演，被告方由林默团队扮演。

休息室再次封闭，双方开始准备。

“这个案例明显偏向原告，”张三快速浏览文件，“合同条款虽然有点模糊，但往来邮件显示被告公司确实有意规避独家协议。财务记录也显示他们从第三方合作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但原告公司的履约瑕疵也很明显，”洛璃指出，“他们在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没有提供约定的市场推广支持，这可能导致被告公司认为合同已经失效。”

“双方都有问题，”林默总结，“关键是证据权重。哪些证据更可信？哪些证言更可靠？这本来应该是人类法官的判断，但现在我们要模拟AI会怎么做。”

“我可以模拟，”帝壹说，“但需要接入案例数据库。”

“规则允许吗？”

“允许AI助手接入分析，但辩手必须自己进行陈述。”

帝壹的四面体开始旋转，光芒渗入会议室的网络接口。几秒钟后，他的声音在内部频道响起：“分析完成。如果按照忒弥斯系统的标准算法，原告胜诉概率为百分之七十二。主要依据：合同文本的语义分析支持原告解释；被告公司内部邮件显示‘规避策略’的明确意图；财务证据确凿。”

“那如果我们想赢呢？”王恪问。

“需要找到算法可能忽略的细节，”帝壹说，“比如这份邮件——”

他高亮显示一封被告公司内部邮件，其中提到：“原告公司的市场总监上个月因受贿被调查，这件事业内都知道，他们的推广能力已经名存实亡。”

“这解释了为什么被告公司不信任原告的履约能力，”洛璃眼睛一亮，“但在法律上，这不构成单方面终止合同的正当理由。”

“但如果结合另一份证据，”帝壹又调出一份行业报告，“同一时期，原告公司所在行业整体市场萎缩百分之三十。这意味着即使原告正常履约，被告公司也可能无法获得预期收益。这涉及‘情势变更’原则。”

“但情势变更的适用条件很严格，”林默思考，“需要证明该变更是不可预见的、根本性的，且不能归责于任何一方。”

“所以我们需要在辩论中模糊这一点，”帝壹说，“把‘情势变更’和‘原告公司丑闻’结合起来，营造一种‘合同基础已经动摇’的整体印象。AI算法擅长分析单个证据，但不擅长处理这种模糊的、互相关联的整体情境。”

“这有点像讲故事，”王恪说，“把零散证据编织成一个有说服力的叙事。”

“而人类法官更容易被叙事打动，”洛璃补充，“尤其是当叙事符合他们对公平的直觉时。”

策略确定。剩下的时间，团队分工准备辩论要点。

半小时后，模拟法庭开始。

新加坡团队扮演的原告方攻势凌厉，他们用AI助手实时调取相关判例，精确计算损失金额，逻辑链条严丝合缝。吴子轩的陈述像一部精密的机器，每个论点都有数据支撑，每个反驳都有条文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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