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张让：“帝王之父”，宦官代表（2/2）

张让在这场风波中，充分展现了他心狠手辣的一面。

他不仅积极参与策划，还亲自督办搜捕事宜，对昔日得罪过他的名士更是毫不留情。

例如，早年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令时，因杀害孕妇被李膺追捕，张朔逃到张让家中，躲藏在暗室里。

李膺得知后，亲自率领吏卒闯入张让府邸，砸破暗室墙壁，将张朔逮捕斩首。张让一直对此事怀恨在心，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他特意指使手下加重对李膺的迫害，最终导致李膺惨死狱中。

党锢之祸的发生，使得东汉的政治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

朝廷中充斥着宦官及其亲信，这些人毫无治国才能，只知道贪污受贿、争权夺利，导致朝政日益腐败。

而那些有才能、有气节的名士则被排挤在朝堂之外，无法施展抱负。

这种局面，不仅让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让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变得岌岌可危。

许多名士被迫远离朝堂，隐居山林，或者转而投靠地方军阀，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宦官都与张让同流合污。

中常侍吕强便是一位难得的正直宦官，他熟读经书，清忠奉公，多次上书劝谏灵帝，反对宦官专权，主张赦免“党人”。

吕强的存在，成为了宦官集团中的一股清流，也让张让等人感到了威胁。

黄巾起义爆发后，张让等人趁机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吕强“与党人勾结，非议朝廷”，还说吕强研读《霍光传》，有谋反之心。

灵帝听信谗言，下令逮捕吕强。吕强得知后，悲愤交加，感叹道：“我一心为国，却遭小人陷害，死何足惜！”随后自尽身亡。

吕强死后，张让等人还不罢休，又诬陷吕强家中藏有巨款，将其宗亲收捕，没收全部财产。

吕强的悲剧，再次证明了张让等人的残忍与跋扈。

在他们的统治下，无论是名士还是正直的宦官，只要敢于反对他们，都会遭到无情的打压和迫害。

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统治方式，虽然让张让等人暂时巩固了权力，却也让他们成为了天下人的公敌，为日后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东汉末年，经过长期的政治腐败和苛捐杂税的压迫，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绝境。

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

而张让等人主导的卖官鬻爵、横征暴敛，更是让百姓的负担雪上加霜。

正如郎中张钧在奏折中所说：“百姓冤屈无处诉说，因此才谋议不轨，聚众成为盗贼。”在这种背景下，黄巾起义爆发了。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巨鹿人张角率领太平道徒众数十万，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义。起义军头戴黄巾，故称“黄巾军”。

黄巾军迅速席卷了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攻克城池，斩杀官吏，声势浩大。一时间，天下震动，东汉王朝的统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黄巾起义的爆发，给了张让等人沉重的打击。

起义军明确提出要推翻东汉王朝的统治，而张让作为宦官集团的首领，自然成为了起义军的主要目标之一。

更让张让感到恐慌的是，朝廷内外对宦官集团的不满情绪因为起义的爆发而达到了顶点，许多大臣再次站出来，要求诛杀宦官，以平息民怨。

郎中张钧的上书，便是当时朝野上下心声的代表。

张钧在奏折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黄巾起义的根源在于十常侍的腐败统治，要求灵帝斩杀十常侍，以谢天下。

面对这样的指责，张让等人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他们脱掉帽子、靴子，在灵帝面前叩头请罪，假意请求去洛阳诏狱待罪，并承诺拿出自己的家财资助军费。

张让等人的表演，成功骗过了昏庸的灵帝。

灵帝不仅没有追究他们的罪责，反而对张钧的直言感到愤怒，斥责道：“十常侍中难道没有一个好人吗？”

随后，张让等人指使御史诬陷张钧信奉太平道，将其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致死。

通过这种手段，张让等人暂时平息了朝廷内部的反对声音，保住了自己的权力。

然而，黄巾起义的浪潮并没有因为张让的高压手段而平息。

为了镇压起义，灵帝不得不下令各州郡招募军队，允许地方官自行组织武装。

这一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黄巾军的攻势，却也导致了地方军阀势力的崛起。

各地州牧、太守趁机扩充实力，拥兵自重，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局面。

这些军阀虽然在表面上听从朝廷的命令，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独立的政治力量。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张让等人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继续争权夺利、贪污受贿。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军事指挥，向将领索要贿赂。

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因为拒绝向张让行贿，便被诬陷罢官；王允在军营中搜出张让的宾客与黄巾军勾结的书信，上报灵帝后，张让竟然凭借灵帝的信任，反诬陷王允，将其打入天牢。

若非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等人联名上书求情，王允恐怕早已性命不保。

张让等人的倒行逆施，不仅让朝廷的威信荡然无存，也让地方军阀对中央政府彻底失去了信任。

许多军阀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刻意保存实力，甚至互相攻伐，争夺地盘。

东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刻已经名存实亡。

黄巾起义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它给东汉王朝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

经过这场战乱，东汉的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朝廷的统治基础彻底动摇。

而张让等人并没有因此收敛自己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财，巩固自己的权力。

他们就像一群蛀虫，不断侵蚀着东汉王朝的根基，直到这个庞大的帝国彻底崩塌。

东汉末年的政治舞台上，除了宦官集团，还有另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外戚集团。外戚凭借皇后或太后的关系，在朝廷中担任要职，掌握军政大权，与宦官集团长期争夺权力。

黄巾起义爆发后，外戚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壮大，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与张让为首的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何进是南阳人，出身屠户之家，因妹妹被选入宫中，深受灵帝宠爱，逐渐晋升为大将军。

何进虽然出身低微，没有什么治国才能，但他凭借外戚的身份，掌握了京城的军事大权。

黄巾起义爆发后，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负责镇压起义，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灵帝晚年，在立储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成为了戚宦之争的导火索。

灵帝的长子刘辩是何皇后所生，何进自然希望刘辩继承皇位；而灵帝的次子刘协是王美人所生，深得灵帝喜爱，宦官集团为了继续掌控朝政，便支持刘协。

灵帝临终前，将刘协托付给宦官蹇硕，希望蹇硕能够辅佐刘协登基。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

蹇硕打算先诛杀何进，再拥立刘协登基。但此事被何进察觉，何进抢先一步，率领军队进驻京城，拥立刘辩即位，是为汉少帝。

何太后临朝听政，何进与太傅袁隗共同辅政。

蹇硕的计划失败后，张让等人见风使舵，出卖了蹇硕，将其诛杀，以此讨好何进。

何进掌权后，在袁绍等名士的劝说下，决定彻底铲除宦官集团。

他上书何太后，请求罢免所有宦官，改用士人担任宫中职务。

但何太后因为曾经得到过宦官集团的帮助，加上宦官集团一直对她百般讨好，便拒绝了何进的请求。

何进虽然手握兵权，但性格优柔寡断，不敢违背太后的意愿，此事便暂时搁置下来。

张让等人得知何进的计划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他们深知，一旦宦官集团被铲除，自己必然没有好下场。

于是，张让等人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们利用何太后的信任，假传太后旨意，召何进入宫议事。

何进没有识破这是阴谋，不顾袁绍、曹操等人的劝阻，孤身一人前往宫中。

当何进走到嘉德殿时，张让等人率领一群宦官手持兵器，突然冲出，将何进包围。

张让对着何进怒斥道：“天下大乱，并非只是我们宦官的罪过！先帝曾经与太后不和，是我们哭着求情，拿出千万家财讨好先帝，才挽回了太后的地位。我们只是想依附你们何家，如今你却要将我们赶尽杀绝，难道太过绝情了吗？”

言罢，尚方监渠穆拔剑将何进斩杀于嘉德殿前。

何进被杀的消息传出后，京城顿时陷入混乱。

袁绍、袁术等人得知何进遇害，率领军队冲入宫中，下令诛杀所有宦官。

一时间，宫中火光冲天，厮杀声四起。袁绍的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见到没有胡须的人便一律斩杀，许多无辜的宫女、侍从也惨遭杀害。

这场屠杀持续了三个时辰，宫中被杀的宦官及无辜者多达两千余人，宦官集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张让、段珪等人见大势已去，率领残余的宦官挟持了何太后、汉少帝刘辩以及陈留王刘协，从皇宫北门逃出，向黄河方向奔逃。他们一路仓皇逃窜，不敢停留，直到抵达小平津渡口。

此时，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等人率领追兵赶到，将他们团团包围。

闵贡手持宝剑，怒喝一声，斩杀了几名宦官。

张让等人知道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他们望着眼前的黄河，又看了看身边的少帝，眼中充满了绝望。

张让对着少帝深深一揖，说出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臣等死，陛下自爱。”随后，他与段珪等宦官一同纵身跃入黄河，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张让的死，标志着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时代的终结。

但这场戚宦之争，并没有给东汉王朝带来和平与稳定，反而造成了严重的权力真空。

张让死后，后世对他的评价几乎一边倒的负面。袁绍称他“滔乱天常，侵夺朝威，贼害忠德，扇动奸党”；董卓骂他“偶尔得到皇帝宠爱，便扰乱了海内”；唐昭宗李晔更是直接指出“张让、段珪等人倾覆了刘姓国祚”；近代文学家梁启超也将他与赵高并列，斥为“窃弄国柄，荼毒生民”的奸宦。

但如果我们将张让放在东汉末年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会发现他的行为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东汉自汉和帝以来，形成了“君主年幼，太后临朝，外戚专权，宦官得利”的政治循环。

在这个循环中，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交替掌权，互相倾轧，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皇帝则成为了傀儡。

张让作为这个政治体系中的一员，他的崛起和覆灭，都是这个腐朽制度的必然结果。

参考《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