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张让：“帝王之父”，宦官代表（1/2）

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黄河小平津渡口的秋风裹挟着水汽，寒意刺骨。

一群衣衫凌乱的宦官簇拥着两位少年皇帝，在泥泞中仓皇奔逃，身后是冲天的火光与厮杀声。

为首的宦官面色惨白，却依旧保持着最后的镇定，他便是权倾朝野十余年的中常侍、列侯张让。

追兵渐近，尚书卢植的怒喝穿透夜色：“张让逆贼，还不束手就擒！”张让转身望了一眼身旁瑟瑟发抖的汉少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随即对着少帝深深一揖，沉声说道：“臣等死，陛下自爱。”

言罢，他与其余宦官一同转身，纵身跃入汹涌的黄河之中，浪花翻涌间，终结了他的一生。

颍川（今河南禹州）自先秦以来便是人才辈出之地，名士云集，文风鼎盛。

但张让的出身，却与这片土地的风雅气质格格不入。

他的家庭既非名门望族，也非耕读世家，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想要出人头地，对于普通子弟而言难如登天。

而东汉自汉和帝以来形成的政治传统，为张让这样的底层人物提供了一条特殊的晋升通道——入宫为宦。

关于张让入宫的具体年份，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但根据其在桓帝时期已担任小黄门的履历推算，他应当是在少年时期便净身入宫。

对于一个底层少年来说，入宫并非什么荣耀之事，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生存选择。

宫廷之内，等级森严，规矩繁多，稍有不慎便可能人头落地。

刚入宫的张让，只是最底层的宦官，干着洒扫庭院、传递消息的杂活，看着高高在上的嫔妃、大臣与权宦，心中或许早已埋下了对权力的渴望。

在东汉的宦官体系中，小黄门是较低级别的官职，主要负责宫廷内外的联络传递，虽能接触到核心政治圈的边缘，却没有实际权力。

张让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许多年，历经汉桓帝一朝。

桓帝时期，宦官集团已经凭借拥立之功掌握了不小的权力，单超、徐璜等“五侯”更是权倾一时，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其子弟亲信遍布州郡，贪赃枉法，横行霸道。

张让亲眼目睹了这些前辈宦官的风光，也看清了宫廷政治的残酷法则：要么依附权力，要么被权力吞噬。

在这段漫长的蛰伏期里，张让展现出了远超常人的隐忍与心机。

他从不参与宦官之间的派系争斗，凡事谨小慎微，对待上级恭敬有加，对待同僚圆滑处世，甚至对宫中的宫女、侍卫也从不摆架子。

他深知，在没有足够实力之前，低调是最好的保护色。

同时，他利用小黄门负责传递消息的便利，默默观察着朝堂上的权力格局，记录着各位大臣的性格喜好、派系归属，以及皇帝的喜怒哀乐。

这些看似无用的信息，在日后都成为了他步步高升的资本。

张让的耐心终于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得到了回报。

这一年，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名士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桓帝听信宦官谗言，下令逮捕“党人”，大量名士被下狱、流放。

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许多宦官因为站错队伍而被清洗，而一直保持中立、处事圆滑的张让不仅安然无恙，还因为在事件中传递消息时的“得体”表现，得到了宦官首领曹节的赏识。

不久后，张让被提拔为小黄门中的骨干，开始接触到更核心的宫廷事务。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汉桓帝驾崩，十二岁的刘宏即位，是为汉灵帝。

皇帝年幼，窦太后临朝听政，其父亲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共同辅政。

窦武与陈蕃素来痛恨宦官专权，打算趁机铲除宦官集团，恢复名士集团的权力。

他们首先诛杀了宦官管霸、苏康，随后将矛头指向了曹节、王甫等核心宦官，形势对宦官集团极为不利。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张让展现出了惊人的决断力与行动力。

他与赵忠、段珪等宦官密谋，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们趁窦武、陈蕃不备，率领宫中禁军劫持了汉灵帝与窦太后，随后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诬陷窦武谋反，调集军队围攻窦武府邸。

最终，窦武兵败自杀，陈蕃被捕遇害，窦氏一族被夷灭三族，参与此事的官员也尽数被诛杀。

这场宫廷政变，史称“建宁之变”，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东汉的政治格局，也为张让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政变之后，曹节、王甫等宦官因功被封侯，权势更盛。

张让虽然在政变中并非主谋，但因其积极参与和出色表现，得到了汉灵帝的信任，被晋升为中常侍。

中常侍是东汉宦官集团的核心职位，负责掌管宫廷文书、侍从皇帝左右，能够直接参与朝政决策，是皇帝最亲近的臣子之一。

汉灵帝刘宏或许是东汉历史上最荒唐的皇帝之一。

他十二岁即位，自幼生长在藩国，缺乏系统的帝王教育，性格懦弱，贪图享乐，对朝政毫无兴趣。

这样的皇帝，自然无法掌控复杂的政治局面，而张让等宦官便趁虚而入，成为了他最依赖的“心腹”。

张让之所以能获得汉灵帝的绝对信任，并非仅仅依靠谄媚逢迎，更在于他精准地抓住了汉灵帝的性格弱点。

灵帝贪图享乐，张让便投其所好，为他修建奢华的宫殿园林，设立“裸游馆”，挑选年轻貌美的宫女供其淫乐；灵帝喜欢敛财，张让便为他想出各种搜刮钱财的办法，设立“四园卖官所”，公开卖官鬻爵，将官职明码标价，大到三公九卿，小到县令县长，皆可用钱购买。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在张让、赵忠的怂恿下，汉灵帝正式在西园设立卖官机构，规定“公”价千万，“卿”价五百万，地方官因为可以直接搜刮百姓，价格更高，郡守县令的价格根据地区富庶程度而定，富庶之地价格翻倍。

为了鼓励官员买官，还推出了“分期付款”政策，官员上任后可以加倍偿还。

这种前所未有的卖官制度，使得东汉的官场彻底腐败，有才能的人因无力支付巨款而被排挤，而那些买官者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疯狂搜刮百姓，使得民不聊生。

张让在卖官过程中，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许多想要买官的人，都需要通过张让的关系，向他行贿巨额财物，才能获得想要的官职。

扶风人孟佗的故事，便是当时官场腐败的生动写照。

孟佗家产丰厚，但没有政治背景，想要做官却无门路。

他得知张让的奴仆很有权力，便倾尽家产结交这些奴仆。

奴仆们感激孟佗的慷慨，问他有何所求，孟佗说：“我只希望你们在我拜访张让时，能在门口迎接我一次。”

当时，每天前往张让府邸拜访的官员、富豪络绎不绝，门口停放的车马常有数百辆之多。

一天，孟佗故意晚到，奴仆们按照约定，率领一群侍从在门口隆重迎接，还亲自抬着孟佗的车子进入府邸。

其他前来拜访的人见状，误以为孟佗与张让关系极为亲密，纷纷向孟佗行贿，希望通过他结交张让。

孟佗将收到的贿赂分了一部分给张让，张让大喜，便任命孟佗为凉州刺史。

一个毫无才能的富豪，仅凭贿赂便当上了一方大员，可见当时的政治腐败到了何种地步。

除了卖官鬻爵，张让还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敛财。

他的父兄子弟、姻亲宾客被派往各州郡担任要职，这些人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将掠夺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张让手中。

张让在京城修建的豪宅，规模堪比皇宫，里面珍宝无数，雕梁画栋，极尽奢华。为了防止汉灵帝发现自己的僭越之举，张让还怂恿大臣向灵帝进言，称“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愚蠢的灵帝竟然信以为真，从此不再登上宫中的高台，也就无法看到张让等人的豪华府邸。

张让的权势日益膨胀，逐渐达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

朝廷中的大臣，无论是三公九卿还是地方刺史，想要保住职位或者获得晋升，都必须依附张让，向他行贿。

如果有人胆敢反对他，必然会遭到残酷的报复。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在征讨黄巾军后班师回朝，张让私下向他索要五千万钱的贿赂，皇甫嵩性情刚正，坚决拒绝。

张让怀恨在心，便与赵忠一起向灵帝进谗言，诬陷皇甫嵩在三辅战场作战不力，浪费军粮。灵帝听信谗言，将皇甫嵩召回京城，削去其爵位，降职处分。

同样因为得罪张让而遭遇不幸的还有议郎刘陶。

刘陶是东汉末年的名士，为人正直，多次上书劝谏灵帝，指出宦官专权的危害。黄巾起义爆发后，刘陶更是直接上书，称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十常侍。

张让等人得知后，联合起来诬陷刘陶与黄巾军勾结，妖言惑众。

灵帝大怒，将刘陶下狱。在狱中，张让派人对刘陶严刑拷打，最终刘陶不堪折磨，死于狱中。

郎中张钧的遭遇则更为悲惨。

黄巾起义爆发后，张钧上书灵帝，直言“张角之所以能聚众作乱，万人响应，根源在于十常侍放纵父兄子弟、姻亲宾客盘踞州郡，搜刮百姓，百姓冤屈无处诉说，才被迫谋反。若斩杀十常侍，悬挂其首级于南郊谢罪，无需兴兵，叛乱自会平息。”灵帝将奏章拿给张让等人看，张让等人脱掉帽子、靴子叩头请罪，假意请求去洛阳诏狱待罪，并承诺拿出家财资助军费。灵帝见状，不仅没有追究张让的罪责，反而怒骂张钧“太过猖狂”。

不久后，张让等人指使御史诬陷张钧信奉太平道，将其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致死。

在张让的高压统治下，朝廷上下人人自危，再也无人敢反对宦官集团。

汉灵帝对张让的信任更是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曾公开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一个皇帝将宦官尊为父母，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标志着东汉的皇权已经彻底旁落，宦官集团成为了实际的掌权者。

张让的崛起，始终伴随着与名士集团的激烈冲突。

东汉自光武帝刘秀以来，重视儒学，大力扶持士大夫阶层，形成了强大的名士集团。

这些名士崇尚气节，以天下为己任，对宦官专权的黑暗局面深恶痛绝，而宦官集团则凭借皇帝的信任，打压异己，垄断朝政。双方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爆发了两次“党锢之祸”，而张让在这两次政治风波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此时的张还只是小黄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核心决策，但他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

当时，宦官集团的“五侯”专权，其子弟亲信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名士李膺担任司隶校尉，执法严明，严惩了宦官的爪牙。

宦官集团怀恨在心，诬告李膺等人“结党营私，诽谤朝廷”，桓帝听信谗言，下令逮捕“党人”二百余人，虽然不久后将他们释放，但终身禁锢，不得为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名士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并未化解，反而更加尖锐。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在张让等宦官的策划下，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

当时，窦武、陈蕃被诛杀后，宦官集团彻底掌控朝政，他们趁机对名士集团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

张让与曹节、王甫等人联名上书，诬陷名士集团“互相勾结，图谋不轨”，请求灵帝下令逮捕所有“党人”。

灵帝年幼无知，在宦官的蛊惑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

张让等人亲自督办此事，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扩大搜捕范围，不仅将之前被禁锢的名士一网打尽，还牵连了许多无辜之人。

李膺、杜密等着名名士被捕后，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最终惨死。

此次事件中，被逮捕、流放、罢官的名士多达六七百人，其亲戚、门生、故吏也被牵连，终身不得为官。

第二次党锢之祸是东汉历史上的一场浩劫，它彻底摧毁了名士集团的力量，使得朝廷中再无能够制衡宦官集团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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