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班固：编撰《汉书》，朝堂失意（1/2）

公元92年，洛阳狱中，一盏昏黄的油灯摇曳不定，映照着一个年过六旬的老者。

他衣衫褴褛，脸上带着刑讯的伤痕，却依旧挣扎着想要拿起案上的竹简——那是他耗费半生心血编撰的《汉书》，还有几篇“志”与“表”尚未完成。

这位老者，便是班固，字孟坚。

在中国历史上，能被称为“巨匠”的人不多，班固算一个。

他与司马迁并称“班马”，凭一部《汉书》开创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

他跻身“汉赋四大家”，一篇《两都赋》让洛阳名都风采流传千古；

他还曾跃马边疆，在燕然山上刻石记功，见证大汉铁骑的赫赫威名。

可就是这样一位文能着史、武能筹谋的人物，最终却落得个狱中含冤而死的结局。

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班固的《汉书》便是“一代之实录，百代之准绳”。

但班固绝不仅仅是“第二个司马迁”，他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挣扎，自己的传奇。

接下来，我们就顺着时光的脉络，去看看这位东汉大儒的一生——看他如何继承父志，如何身陷囹圄却因祸得福，如何用近四十年的光阴，为一个王朝写下最完整的注脚。

公元32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的班家迎来了一个男婴。

父亲班彪看着襁褓中眉眼清秀的孩子，想起自己未竟的史学事业，给孩子取名“固”，字孟坚——“固”者，坚定、稳固也，他希望这个儿子能坚守班家的学问根基，更能完成自己毕生追求的修史大业。

班家可不是普通人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学术世家+官宦世家”的双重豪门。

班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楚国令尹子文，秦末战乱时迁徙到扶风，从此在这里扎根。到了汉武帝时期，班家出了个名人叫班壹，以畜牧起家，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当地望族。

此后班家世代为官，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学问的敬畏与传承。

班固的祖父班稚，在汉哀帝时期担任广平太守，为人正直，学识渊博；父亲班彪，更是东汉初年着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彪年轻时恰逢王莽篡汉、天下大乱，他带着家人四处避难，却始终没有放弃读书着史。

后来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天下安定，班彪被征召为官，却依旧醉心史学。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虽然伟大，但“是非颇缪于圣人”，而且只写到汉武帝时期就戛然而止，之后的历史记载要么杂乱无章，要么荒诞不经。

于是班彪决心续写《史记》，编撰了《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为西汉历史补上了关键的篇章。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班固的童年注定与书本为伴。

用《后汉书》的话说，他“九岁能属文，诵诗赋”，简直是个神童。

别的孩子还在田间嬉戏、街头打闹的时候，班固已经能熟练背诵儒家经典，写出像样的文章了。

更难得的是，他不仅聪明，还特别勤奋。班家藏书丰富，班固就像一条游鱼，在书海里尽情遨游，从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到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着作，他无一不读，无一不精。

不过班固可不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

他做学问有个特点，“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也就是说，他不纠结于个别字词的解释，而是着重领会书中的核心思想和精神内涵。

这种读书方法让他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而且班固性情宽和，待人友善，从不因为自己才学出众就自视甚高，所以当时的儒生们都很喜欢他，愿意和他交流学问。

班固十岁那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当时着名的思想家王充来到洛阳，偶然见到了班固，一番交谈之后，王充对班彪感叹道：“此儿必记汉事！”

意思是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能写下汉朝的历史。

王充眼光毒辣，一语中的，可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句话会成为班固一生的写照，更没想到他会用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去践行这个预言。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班固十二岁，班彪正式开始编撰《史记后传》。

班固常常在父亲身边，看着父亲伏案疾书，听着父亲谈论历史兴衰、人物得失，心中对史学的热爱愈发浓厚。

他不仅帮父亲整理资料、抄写书稿，还经常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

有一次，他问父亲：“《史记》记载黄帝以来数千年历史，为何到汉武帝就停止了？”

班彪摸着他的头说：“历史需要有人记录，更需要有人传承。我续写《史记》，是为了让后世知道西汉的完整历史，也是为了阐明圣人之道、正统之理。”

班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却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将来，他要完成父亲的事业，编撰一部真正属于汉朝的史书。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十五岁的班固告别家人，来到洛阳太学求学。

太学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汇聚了天下英才和顶尖的学者。

在这里，班固如鱼得水，不仅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后来成为东汉名臣的崔骃、李育等人。

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学问、纵论天下大事，班固的学识和眼界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

在太学的七年里，班固的名声越来越大。

他不仅学问好，而且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就连当时的东平王刘苍都听说了他的名声。

刘苍是汉明帝的弟弟，深受皇帝信任，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准许他选拔四十多位幕僚。

刘苍特意派人邀请班固加入自己的幕府，班固欣然前往，写下了《奏记东平王苍》，为刘苍举荐了多名贤才，大多被刘苍采纳。

这段经历让班固初步接触了官场，也让他看到了东汉王朝的政治运作模式，为他后来编撰《汉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一则噩耗传来——班彪病逝了。

正在太学求学的班固悲痛欲绝，立刻动身赶回扶风老家奔丧。

居丧期间，班固整理父亲的遗物，看到了那部尚未完成的《史记后传》。

书稿字迹工整，却有许多地方还带着涂改的痕迹，有些篇章甚至只有大纲，没有正文。

看着父亲的心血之作，班固想起了父亲生前的嘱托，想起了王充的预言，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他要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编撰一部完整、详实、正统的西汉史书。

这个决定，改变了班固的一生。

他不会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继承父志”，会让他身陷囹圄，也会让他名垂青史；会让他得到皇帝的赏识，也会让他卷入政治的漩涡，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东汉，修史可不是一件随便的事。

当时朝廷对史学控制极严，私人编撰国史被视为违法行为，一旦被举报，后果不堪设想。

班彪编撰《史记后传》时，虽然没有明确得到朝廷许可，但因为他当时已经是朝廷官员，而且书稿主要是续写《史记》，没有触及太多敏感内容，所以才没有引来麻烦。

但班固不一样。

他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儒生，没有官职，没有背景，却要编撰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书——这已经不是“续写”，而是“重修”，其风险可想而知。

有人劝他：“你父亲的书稿已经很完备了，何必再冒这个险？不如安心做官，光宗耀祖。”

也有人说：“私修国史是大罪，一旦被人告发，不仅你自身难保，还会连累家人。”

但班固心意已决。

他对劝他的人说：“历史者，国之根本也。西汉二百余年，圣君贤臣辈出，功德卓着，若不能留下完整准确的记载，实为后世之憾。我父亲毕生为此，我岂能半途而废？”

于是，班固不顾风险，在扶风老家开始了《汉书》的编撰工作。

他以父亲的《史记后传》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包括宫廷档案、民间记载、诸子百家着作等。

为了核实一个历史事件的细节，他常常翻遍家中藏书；为了考证一个人物的生平，他不惜走访各地，询问知情人士。

那段时间，班固几乎闭门不出，每天从清晨写到深夜，饿了就随便吃点东西，困了就趴在案上打个盹，书稿一天天增厚，他的眼睛也一天天熬红了。

班固的弟弟班超，也就是后来出使西域、“投笔从戎”的那位英雄，看着哥哥如此辛苦，又担心他的安危，劝他说：“哥哥，修史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不如先去做官，等得到朝廷许可后再继续编撰也不迟。”

班固笑着说：“我若去做官，琐事缠身，哪里还有时间修史？再说，朝廷未必会同意我做这件事。我现在这样，虽然辛苦，却能专心致志，早日完成父亲的遗愿。”

班超知道哥哥的脾气，只好不再劝说，转而帮他搜集资料、打探消息，保护他的安全。

班固的妹妹班昭，也是一位才女，当时虽然年纪还小，却也经常帮哥哥抄写书稿、整理竹简。

在家人的支持下，班固的编撰工作进展顺利，到永平五年（公元62年）时，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书稿。

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有人向朝廷告发了班固，说他“私改国史，非议朝政”。

这个举报简直是致命的——“私改国史”是实打实的罪名，而“非议朝政”更是触怒龙颜的重罪。

汉明帝刘庄得知后，当即下令逮捕班固，押解洛阳入狱，同时抄没他的全部书稿。

消息传到扶风，班家上下陷入恐慌。

班超知道，哥哥这次凶多吉少，如果不能及时为他辩白，恐怕会性命难保。

情急之下，班超决定亲自赶赴洛阳，向汉明帝上书陈情。

有人劝他：“你一个平民百姓，怎么能见到皇帝？万一触怒陛下，连你也会被牵连。”

班超说：“我哥哥是被冤枉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送死。就算粉身碎骨，我也要为他辩白！”

于是，班超星夜兼程赶往洛阳，冒着生命危险上书汉明帝。

在奏书中，班超详细说明了班固编撰史书的初衷：“臣兄固，家世儒学，父彪躬修史传，未竟而卒。固感父志，欲终其业，编撰《汉书》，旨在记录西汉圣君贤臣之功德，阐明大汉正统之理，并无半点私意，更无非议朝政之举。书稿之中，字字句句皆有依据，不敢虚言。望陛下明察，还臣兄清白。”

汉明帝看完班超的上书，半信半疑。

他对班固的才华早有耳闻，但“私修国史”毕竟是重罪，不能仅凭一封上书就轻易赦免。

于是，汉明帝下令将抄没的书稿呈上来，他要亲自审阅。

当那些写满工整字迹的竹简被送到皇宫时，汉明帝静下心来，一篇一篇地翻阅。

越看，他越惊讶；越看，他越佩服。

他发现，班固的书稿体例严谨，内容详实，语言典雅，不仅完整记录了西汉的历史，还处处体现着儒家正统思想，歌颂大汉功德，完全没有举报者所说的“非议朝政”之意。

尤其是书中对西汉历代帝王的记载，既肯定了他们的功绩，也不回避他们的过失，做到了客观公正；对忠臣义士的赞扬，对奸佞小人的批判，更是旗帜鲜明，符合朝廷的教化需求。

汉明帝看完书稿后，不禁赞叹道：“班固真乃奇才也！如此史学造诣，世间罕见。他编撰《汉书》，实为大功一件，而非罪过。”

于是，汉明帝当即下令，释放班固，并召他入宫。

见面之后，汉明帝与班固畅谈历史，发现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见解独到，对西汉历史的脉络、人物的得失了如指掌。

汉明帝十分高兴，当即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这是一个负责掌管宫廷藏书、编撰史书的官职，虽然品级不高（秩百石），但却能接触到大量宫廷档案和珍贵资料，正是班固修史所需要的。

就这样，一场灭顶之灾，因为班固的才华和班超的勇气，最终变成了命运的转机。

班固不仅洗清了冤屈，还得到了皇帝的赏识，获得了修史的合法身份和便利条件。这一年，班固三十岁，他的修史事业，终于走上了正轨。

担任兰台令史后，班固的首要任务是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史官一起编撰《世祖本纪》，记录光武帝刘秀的生平事迹。

班固充分发挥自己的史学才华，精心编撰，很快就完成了这部着作。

汉明帝看后非常满意，提拔他为郎官，负责“典校秘书”——也就是整理和校对宫廷藏书。

这个职位让班固得以接触到更多之前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比如西汉的宫廷档案、名臣奏议、郡国志书等，为《汉书》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编撰《世祖本纪》的同时，班固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继续推进《汉书》的编撰工作。

他利用工作之便，广泛搜集资料，对之前的书稿进行修改和完善。

他调整了史书的体例，将《史记》的“书”改为“志”，取消了“世家”，将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使体例更加严谨统一。

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是班固的一大创举，从此之后，历代正史都沿用了这种体例，影响极为深远。

永平九年（公元66年），班固将已经完成的《汉书》部分书稿（包括《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呈给汉明帝。

汉明帝看完后，对班固的工作更加肯定，正式下诏，允许他继续编撰《汉书》，并给予他充分的支持——不仅可以自由查阅宫廷藏书，还可以调用相关史官协助工作。

得到皇帝的正式授权后，班固更加努力。他每天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所有时间都用来编撰《汉书》。

为了保证史书的准确性，他对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个人物传记都反复考证，多方核实；为了使语言更加典雅流畅，他对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仔细斟酌，反复修改。

有时候，为了一个细节，他会查阅数十种资料；有时候，为了一句话，他会思考好几天。

就这样，班固在兰台令史、郎官的职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里，他始终坚守初心，潜心修史，不管外界有多少诱惑，不管官场有多少纷争，他都不为所动，一门心思扑在《汉书》上。

他的生活简单而枯燥，却也充实而满足——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一件能够流传千古的事情。

班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在编撰《汉书》的同时，他在文学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两都赋》和《白虎通义》。

东汉建立之初，都城定在洛阳，但关中地区的一些前汉遗老始终怀念长安的繁华，认为洛阳不如长安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多次上书请求迁都长安。

汉明帝虽然没有同意，但这件事一直是朝廷的一个隐患。

班固认为，迁都不仅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会动摇国家的根基，于是决定写一篇赋，盛赞洛阳的优势，驳斥迁都的论调。

永平年间，班固精心构思，写成了《两都赋》。

这篇赋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部分，采用对话的形式，虚拟了“西都宾”和“东都主人”两个人物。

“西都宾”极力夸耀长安的地势险要、宫室壮丽、物产丰富、风俗奢华，认为长安才配得上大汉的都城；“东都主人”则反驳说，真正的都城不在于地势险要和宫室奢华，而在于君主的贤明、政治的清明、民生的安乐。

他详细描绘了洛阳的建制之美、礼仪之盛、教化之隆，歌颂了东汉王朝的太平盛世，指出东汉之所以定都洛阳，是为了吸取西汉因奢侈而衰败的教训，推行仁政，造福百姓。

《两都赋》篇幅宏大，辞藻华丽，气势磅礴，既展现了班固高超的文学才华，又体现了他的政治远见。

赋中对长安和洛阳的描绘细致入微，对东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方面的记载详实生动，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明帝看完《两都赋》后，非常满意，将其视为驳斥迁都论的重要武器，下令将其广为流传。

从此之后，请求迁都的声音渐渐平息，洛阳作为东汉都城的地位更加稳固。

《两都赋》的成功，让班固在文学界声名鹊起，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并称为“汉赋四大家”。

但班固并没有因此骄傲自满，而是继续潜心学问，在儒学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刘炟为了统一儒家思想，加强思想统治，召集宗室诸王、文武大臣和着名儒者在白虎观举行大会，讨论《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理论异同。

这次会议规模宏大，议题重要，汉章帝亲自出席，并亲自裁决是非。

班固作为当时着名的儒者和史官，奉诏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担任记录官，负责将会议讨论的结果整理成书。

白虎观会议持续了数月之久，各位儒者围绕着儒家经典的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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