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4章 博弈（1/2）

二月的寒风，依旧料峭。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某间听证室内，气氛凝重。针对“华创芯途科技有限公司”的初步禁令听证会正在进行，但指控的性质，已与最初的传闻有所不同。

周明坐在上海公司会议室里，通过越洋电话的免提功能，听着郑律师从现场传来的、时断时续的实况转述。屏幕上是传真过来的部分文件影印件，油墨字迹在长途传输后有些模糊，但标题触目惊心：《新思科技公司诉华创芯途科技有限公司版权侵权、商业外观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起诉书厚达数十页，核心指控并非针对图形用户界面（GUI）的专利——正如吴思远和国内知识产权专家事前的研判，在1988年，以如此具体的界面布局提起专利侵权诉讼，不仅法律依据薄弱，也非行业惯例。对方显然采取了更稳妥、也更凶狠的策略。

指控一：版权侵权。新思科技声称，“华创EDA入门套件”在解析特定专有设计文件格式（.syn）的内部数据结构、以及实现某些核心逻辑优化算法（如一种名为“QuickMap”的工艺映射算法）时，“大量复制和改编”了新思科技工具中受版权保护的“独创性表达”。起诉书附上了双方工具处理同一设计后生成的中间文件（二进制）的十六进制对比片段，指出在某些特定偏移位置存在“惊人的相似性”。同时，指控“华创”工具的在线帮助文档中，部分技术术语的定义和错误代码解释，“实质性相似”于新思科技的用户手册。

指控二：商业外观侵权。这部分涉及GUI，但诉由是“商业外观”（TradeDress）侵权——一种与商标相关的法律概念，保护产品或服务的整体形象和外观，以防消费者混淆。新思科技主张，其EDA工具的“整体视觉印象”，包括主窗口的工具栏布局、配色方案、以及特定图标的“独特风格”，已在长期使用中获得了“第二含义”，成为其产品的标识。而“华创”工具采用了“高度近似的整体视觉风格”，可能导致专业用户产生混淆或误认。

指控三：不正当竞争。综合以上两点，并结合“华创”工具相对低廉的售价和针对中国市场的宣传，指控其试图通过“搭便车”和“混淆视”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侵蚀新思科技的市场份额。

“对方很狡猾，”郑律师在电话间歇中低声分析，“版权指控针对的是‘黑箱’里的东西，他们知道我们很难自证清白——除非公开全部源代码，而那是不可能的。商业外观指控则打了擦边球，利用了法官和陪审团对专业软件界面差异性的认知不足。他们把技术问题，包装成了法律和商业道德问题。”

听证会上，新思科技的律师亨特，语气比之前在上海的会面更加咄咄逼人。他传唤了己方的一名软件架构师作为证人，该证人指着一行行晦涩的十六进制代码和算法流程图，用专业术语阐述着“独创性”和“复制”的“高度可能性”。对于商业外观，他们播放了一段精心剪辑的录像，将两款工具的主界面快速切换，辅以画外音强调“整体布局的雷同”和“风格的一致性”。

轮到郑律师抗辩。他首先针对版权指控，提交了“华创”工具独立开发的证据链：早期的设计文档、不同版本的核心算法手推公式、开发团队的代码提交日志（经公证）、以及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净室开发”流程评估报告（证明开发人员未接触过新思科技源代码）。对于那份关键的中间文件相似性，郑律师聘请的计算机专家作证指出，由于处理的是相同的设计输入和遵循相同的工业标准输出规范，不同工具生成的中间文件在某些结构上存在相似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直接推论为代码复制。他展示了“华创”工具自己定义的、与新思科技截然不同的内部数据压缩和校验方式。

针对商业外观，郑律师展示了多款八十年代初期不同公司的软件界面截图（包括一些早已消失的软件），证明“工具栏在上方、菜单在左侧”等布局是当时行业的通用设计范式。“华创”工具在图标设计（采用中国传统的云纹、榫卯等元素作为灵感）、色彩主题（蓝白主色调而非新思的灰黑）、以及大量细节交互（如右键菜单内容、对话框按钮顺序）上，都存在显着差异。他还提交了几份中国用户的证词（经公证），证明他们在使用“华创”工具时，清晰知道这是国产产品，并未与任何外国产品混淆。

“对方的指控，是基于对软件行业惯例的误解和对法律概念的滥用。”郑律师总结道，“其根本目的，是利用漫长的法律程序和昂贵的诉讼成本，扼杀一个刚刚起步的竞争者。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当竞争。”

亨特律师立即反驳，强调“独立开发”的证据无法完全排除“接触”和“复制”的可能性，并举出历史上着名的软件版权案例，说明“结构、序列与组织”的相似亦可构成侵权。双方就“思想与表达”的二分法、软件版权保护的范围、商业外观在专业软件领域的适用性等复杂法律问题，展开了激烈而枯燥的辩论。

法官听得十分仔细，不时提问，显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能确立重要判例的复杂案件。最终，他没有当庭做出是否颁布初步禁令（禁止销售）的裁决，而是要求双方在二十天内提交更详细的补充诉状和答辩状，并可能择期举行证据开示（Disvery）会议。

“情况比预想的复杂。”听证会结束后，郑律师在电话里对周明说，声音带着疲惫，“法官很谨慎，没有轻易支持任何一方。但这也意味着，诉讼将进入漫长的证据开示和庭前程序。对方会利用这个程序，要求我们提供大量内部开发文档、甚至部分源代码进行比对，这会极大牵扯我们的精力，泄露商业机密的风险也很大。而且，无论最终输赢，这个过程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都可能拖垮我们。”

周明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对于新思科技这样的巨头，诉讼费只是九牛一毛。但对于“华创”，这可能是生死攸关的消耗战。“还有其他办法吗？”他问。

“我们正在尝试寻找对方指控中的程序瑕疵。另外，国内行业协会和部委，如果能通过外交或经贸渠道，表达对此类滥用诉讼程序、遏制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关切，或许能形成一些外部压力。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做好打持久战、并且可能‘惨胜’甚至‘惜败’的准备。”郑律师坦言。

就在周明为这场不对等的法律战争焦虑时，北京研究院里，一场更加隐秘和令人不安的“沉默博弈”拉开了帷幕。

王磊收到了一封极其特殊的邮件。它并非来自李锐此前使用的任何匿名渠道，而是来自一个看似普通的、国内某高校的公共邮件列表服务器，主题是订阅确认。邮件内容毫无异常，但附件是一个经过加密的压缩包，密码是王磊和李锐学生时代共同破解过的一道经典数学题的答案。

解密后，里面只有一个文本文件，打开后，内容让王磊瞬间血液冰凉：

“王磊：此信阅后即焚。我已失去自由，通讯被全面监控。长话短说，‘蓝夹’所涉部分技术，已被对方反向溯源，疑有内应。我处境极危，恐遭构陷。有一备份存储介质，内容为关键标准博弈内幕及未来技术路径研判，涉及他国核心布局，至关重要。介质藏于旧金山湾区‘圣马特奥县立图书馆-希尔斯伯勒分馆’，地理坐标：[具体坐标]。储物柜号：B-17，密码：[六位数字]。取物暗语：‘格哈德教授推荐我来借阅《量子计算与可计算性》1978年版’。此为我最后能动用的安全渠道，风险极高，取与不取，速决。若取，务必单人，谨慎至极。若我‘意外’或‘认罪’，不必悲戚，继续前行。李锐。1988.1.30于绝境中。”

信中的坐标、图书馆、储物柜、密码、暗语，都极其具体，显然是精心设计、甚至可能预先布置的“死投”（DeadDrop）。李锐用上了情报工作中最传统也最危险的方式，意味着他常规的通讯渠道已完全失效，且自身可能已处于被软禁或监视状态，只能通过极其迂回、甚至可能牺牲“下线”的方式传递信息。

王磊立刻将情况报告给赵同志和吴思远。在研究院地下保密会议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

“圣马特奥县……希尔斯伯勒……那是硅谷核心区，FBI和各类情报机构眼线密布的地方。”赵同志脸色极其严肃，“李锐同志这是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了敌人眼皮子底下最危险的地方。他这是在赌，赌对方暂时还没发现这个点，赌我们有能力在他完全暴露前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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