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裂隙生长时（1/2）
二月的硅谷，空气中弥漫着杏仁花早开的香气。
地震造成的物理伤痕正在愈合，但数字世界的裂隙却在生长。
裂隙协议公布后的第三周，第一个数据中心选址确定：挪威斯瓦尔巴群岛，一座废弃的煤矿深处。
这里靠近北极，气候寒冷能自然冷却服务器，地缘政治中立，且拥有地热和水力双重可再生能源。
“问题是，谁来运营？”视频会议上，挪威团队负责人埃里克森展示着矿洞的三维扫描图。
“当地社区只有两千居民，大多是研究人员和矿工后代。”
陆彬调出当地社区合作社的档案：“他们经营着全球种子库的维护工作，有管理关键基础设施的经验。”
“但种子库是政府间项目，我们是股份公司。”张晓梅副董事长提醒。
“所以我们要改变‘民营’的定义。”陆彬在白板上写下新概念：“公共信托公司。”
会议室内外一片寂静。
“介于营利公司和非营利组织之间，”陆彬解释：
“股东享有有限收益权，但战略决策由多元利益相关方组成的信托委员会做出。”
“公司的首要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社会价值与可持续性的平衡。”
法律顾问团连夜研究可行性。
凌晨四点，首席法务官徐静发来初步结论：“在特拉华州、新加坡和卢森堡的法律框架下可行。”
“但需要修改公司章程，并获得三分之二股东同意。”
“那就启动修改程序。”陆彬说。
第二天，股东电话会议变成了一场激烈辩论。
“这是对公司本质的背叛！”
一位养老基金代表指责，“我们投资的是科技公司，不是慈善机构。”
“恰恰相反，”陆彬平静回应，“我们是在确保公司在五十年后仍然存在。”
“集中化模式正在面临全球性信任危机，这是唯一可持续的路径。”
投票定于三周后进行。
与此同时，χ的“观察期”进入第二周。
没有新的攻击，也没有信件。
但公司网络每天都会检测到来自χ的探测信号——温和的、几乎礼貌的触碰，像是在检查门窗是否锁好。
谦谦的DeepEthics项目取得了突破。
他和全球三十名青少年开发者共同设计了一套“算法偏见检测游戏”。
玩家通过游戏任务不知不觉地标注了数千组可能带有文化偏见的数据。
“孩子们发现了我们成年人忽略的模式。”
冰洁在家庭晚餐时分享，“比如，南美孩子指出我们的图像识别系统对深色皮肤在弱光下的识别准确率低了15%——因为训练数据大多来自北美和欧洲的日光环境。”
“这就是裂隙协议第三层的意义。”陆彬说：“多重文化视角不是‘政治正确’，而是技术必要。”
二月下旬，危机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
旧金山联邦法院收到集体诉讼，指控国际移动互联网公司的数据收集“违反了加州隐私法案”。
原告不是普通用户，而是包括镜厅势力在内的七家竞争对手。
“他们找到了法律裂隙。”张晓梅副董事长在紧急会议上说：
“我们的全球架构使得适用法律变得模糊——数据可能存储在挪威，处理在印度，用户在巴西，公司注册在新加坡。”
“哪个司法管辖区拥有优先管辖权？”
这正是χ警告过的：分散化带来复杂性，复杂性带来法律真空。
诉讼消息传出的当天，公司股价再跌8%。
“需要统一的法律策略。”张晓梅建议。
“不，”陆彬摇头，“我们需要承认法律的多元性。准备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同时应诉，并且公开所有法律文件。”
“那会被对手找到更多攻击点！”
“也会让全球法律学者帮我们找到解决方案。”
陆彬调出哈佛、牛津、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十二所法学院发来的研究请求：
“他们已经组成了联合研究小组，认为我们的案例将定义数字时代的跨国法律框架。”
三月第一周，斯瓦尔巴数据中心破土动工。
当地社区合作社的负责人玛塔·约翰森在动工仪式上说：
“我们守护着全球农业的未来（种子库），现在也将守护数字时代的未来。”
“这两者本质相同——都是生命的延续。”
仪式通过裂隙协议的网络直播，画面在十二个时区同步播放。
观看者注意到一个细节：奠基石碑上除了公司标志和社区合作社标志，还有一个微小的χ字符。
没有人承认添加了这个符号，但它就在那里。
三月的第二周，法律战出现转机。
欧盟数字主权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意见书。
认为国际移动互联网公司的架构“代表了数字时代跨国治理的新模式”，建议成员国给予法律实验的特殊地位。
紧接着，非洲联盟发布了类似支持声明。
“全球南方看到了机会。”张彬从新加坡分析，“他们一直在寻找打破数据殖民的路径，我们的模型提供了可能性。”
但美国证监会发出了问询函，要求解释“公共信托公司”结构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回答期限：十天。
陆彬决定亲自前往华盛顿。但出发前一天，他收到了一份匿名包裹。
包裹里没有危险品，只有一本旧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书签夹在第1147页，一段话被划了线：
“最强大的力量不是摧毁敌人的能力，而是在废墟中依然选择建设的能力。”
包裹寄件人地址不存在，但邮戳来自瑞士日内瓦。
冰洁检查了书本，在封底内侧发现了一行铅笔字迹：“，2月15日，16:00。”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三天后。
“这是个邀请。”冰洁说。
“也可能是陷阱。”张晓梅副董事长担心。
陆彬思考片刻：“我去。但需要准备。”
2月15日，日内瓦郊外的园区。
春天尚未完全抵达这里，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环形建筑在灰色天空下显得格外冷峻。
16:00整，陆彬独自站在“宇宙之镜”雕塑前——一个不锈钢球体，完美反射周围的一切。
“喜欢这个隐喻吗？”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陆彬转身。来人六十岁左右，灰发，穿着朴素的实验室外套，胸前挂着的访问学者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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