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4章 西方文明的焦虑（2/2）
因为，俄国人信奉的是东正教。
东正教的源头是君士坦丁堡，其核心发端也与基督教发源地耶路撒冷、早期重要中心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相关，而君士坦丁堡是东正教成为独立教派并确立核心体系的关键城市。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东都，逐渐发展为东部基督教的中心；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以君士坦丁堡牧首为首的东部教会正式脱离罗马教廷，形成独立的东正教会，君士坦丁堡也成为东正教的宗主教驻地和精神核心，被称作“新罗马”，是东正教四大宗主教区之首。
当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钟声在奥斯曼铁骑下沉寂，拜占庭帝国的落日为地中海文明画上句点，遥远的东欧平原上，一个新的帝国正拾起那份破碎的正统荣光。
俄罗斯，这个从东斯拉夫森林中崛起的国度，为何始终坚信自己是罗马的真正继承者？答案藏在血脉、信仰、符号与叙事交织的千年长卷中。
血脉的羁绊是最初，也是数百年的引线。
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亚·帕列奥略娜，拜占庭的皇室血脉如一条隐秘的河流，注入俄罗斯留里克王朝的根基。
这场联姻并非单纯的政治结盟，而是一次法统的庄严交接。
当索菲亚带着拜占庭的王冠徽记踏上莫斯科的冻土，俄罗斯便从法理上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直系后裔”，接过了延续千年的帝国正统。
是的，俄罗斯民族认为他们是罗马唯一合法继承人。
东正教，这份信仰的传承则为这份认同筑牢了精神内核。
这个诞生于君士坦丁堡的宗教正统，在拜占庭灭亡后失去了世俗依托，而俄罗斯早已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独立的东正教大国。当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区沦为异教统治下的附庸，莫斯科的教堂钟声便成了东正教世界最坚定的回响。1589年莫斯科牧首区的成立，让这里成为新的精神圣地，俄罗斯以“宗教正统”之名，锚定了与罗马帝国的深层联结。
毕竟，基督教本就是罗马的国教，东正教便是东部罗马的信仰底色。
符号与制度的承袭，让这份羁绊变得触手可及。俄罗斯将拜占庭的双头鹰国徽郑重拾起，那展翅的双头鹰一面望向西方的罗马故土，一面凝视东方的广袤疆土，恰如罗马帝国横跨欧亚的雄心，成为俄罗斯帝国永恒的象征。
莫斯科被精心打造成“新君士坦丁堡”，中央集权的帝制效仿拜占庭的治理模式，宫殿的穹顶倒映着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光影，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对罗马秩序的延续。
而真正让这份认同深入人心的，是“第三罗马”学说的史诗性建构。16世纪初，修士菲洛费伊的箴言如惊雷般响彻俄罗斯：“第一罗马因异端而陨落，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因异教徒的铁蹄而崩塌，莫斯科，便是上帝选定的第三罗马，而第四罗马永不会出现。”
这一叙事被历代沙皇奉为圭臬，将俄罗斯的命运与罗马的正统牢牢绑定。它不仅为俄罗斯的地缘扩张赋予了神圣使命，解放东正教兄弟民族，重建罗马秩序，更将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升华为跨越时空的文明传承。
千年来，这份对罗马正统的执念，早已融入俄罗斯的民族血脉。从沙皇俄国的旌旗到现代俄罗斯的精神底色，从教堂的圣歌到帝国的叙事，俄罗斯始终以罗马继承者自居，在东欧平原上续写着属于“第三罗马”的荣光。
所以，当俄罗斯难以撼动德国和瑞典的东欧联军，他们再次将目光看向了浩瀚的黑海，他们要占领黑海，占领黑海和地中海的出口，只有占领伊斯坦布尔，将这座城市恢复君士坦丁堡的名字，俄罗斯民族才能获得灵魂的救赎。
于是，欧洲内部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和谈的氛围，爱丁堡，巴黎，柏林，莫斯科，外交使者川流不息。
欧洲第一次出现了一种集体向南的决策。
英法之间，居然也开始和谈。
英国人的条件是归还一半的伦敦，将伦敦分为南区和北区，英国人返回伦敦的北部，法国人可以保有南部，在伦敦形成共有经济区，一个免税中心。
双方组成联合舰队，一起联手拿下整个非洲。
德国公开表示，他们要整个意大利半岛，但可以向英法提供舰队支持，为他们的补给舰队提供护航。
而俄罗斯要伊斯坦布尔和整个黑海。
十九世纪，所有的欧洲贵族之间，都有亲戚关系，小道消息满天飞。
当牛野在1828年11月的细雨里，拿到中华国驻热拉亚商船队带回来的消息时，他疲惫的揉了揉眉头。
将自己陷入红木靠椅，听着窗外的细雨，以及走廊上匆匆消失的脚步声，他陷入了沉思。
阿尔卑斯山的雪峰没能锁住欧洲的野心，地中海的巨浪反倒成了出征的号角。
近代欧洲，这个镶嵌在欧亚大陆西端的半岛集群，突然就化作一头躁动不安的巨兽，以炮火为犁、以条约为绳，在全球版图上疯狂镌刻征服的痕迹？
其侵略性的根源，并非单纯的暴力本能，而是地理桎梏、宗教执念、资本逻辑与文明叙事交织而成的精神旋涡，推着整个大陆在不安中踏上了全球扩张的不归路。
地理的局促是最初的焦虑之源。欧洲大陆支离破碎，平原被山脉切割，海岸线曲折却腹地逼仄，有限的耕地与资源难以承载激增的人口。
当伊比利亚半岛的渔民在大西洋上遭遇风暴，当德意志诸侯为小块领地兵戎相见，当英格兰的羊毛商人渴求更广阔的市场，一种“生存空间不足”的危机感深深烙印在欧洲人的集体潜意识中。
这种局促感催生了向外突破的原始冲动，内陆的土地早已被贵族与教会瓜分殆尽，那么海洋的另一端、东方的神秘大陆，便成了缓解商人和平民焦虑的唯一出口。
他们像被囚于狭巷的旅人，唯有冲破围墙，才能找到呼吸的空间。
宗教的狂热为扩张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从诞生起便带着传播的执念，传教士疯狂的想要让全世界都变成基督徒。
他们认为其他民族的信仰都是错的，这世间只有唯一真神！在欧洲人眼里，要么就是基督徒，要么就是异教徒！对于异教徒，最好的归属就是火刑，就是去地狱！
而近代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更是将这种执念推向极致。对天主教徒而言，传播福音、拯救“异教灵魂”是上帝赋予的使命；对新教国家来说，海外传教既是信仰的实践，也是与旧教势力争夺影响力的战场。是的，新教要发展也需要地盘，老欧洲容不下新教的扩张！
当哥伦布的船队扬起帆，当葡萄牙商人在印度建立传教点，当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修建教堂，宗教的旗帜始终在侵略的前线飘扬。这种“神圣使命”的叙事，将暴力征服转化为“文明救赎”，让侵略者在血腥的掠夺中获得了精神的慰藉，也让扩张的欲望有了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他们自称是文明的使者，他们自认为不是侵略者，而是上帝的使者，是在为蛮荒之地带去神圣的光明。
资本的逻辑是扩张第二本源，15世纪末，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各地破土而出，商品经济的繁荣让货币成为衡量价值的核心，而黄金与香料的匮乏，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威尼斯商人垄断的地中海商路被奥斯曼帝国阻断，迫使欧洲人必须寻找新的贸易通道。于是，“寻金热”席卷整个大陆，商人、贵族与王室结成利益共同体，将海外扩张变成一场逐利的冒险。从非洲的黑奴贸易到美洲的金银掠夺，从印度的香料垄断到中国的鸦片走私，每一次扩张都伴随着赤裸裸的资本增值。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增殖，而有限的欧洲市场无法满足这种欲望，
因此，征服海外领土、控制原料产地与商品市场，便成了资本逻辑的必然选择。战争与扩张不再是偶然的冲突，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需求，是欲望驱动下的必然结果。
于是，屠杀和劫掠为主的殖民公司出现了，欧洲人甚至围绕这些公司成立股票市场！是的，股票最开始源于血淋淋的殖民地贸易，这才是欧洲金融体系的本质！
想一想，什么贸易能够一年翻几倍？除了抢劫和屠杀，再无可能！
与此同时，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催生了欧洲的“现代性”意识，也让欧洲人产生了强烈的文明优越感。他们将自身的制度、技术、文化定义为“先进”，将其他文明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形成了“欧洲中心论”的叙事。这种叙事让扩张变得“名正言顺”，既然欧洲文明是世界的顶峰，那么“教化”落后民族、“改造”野蛮地区，便是欧洲人的责任。
非洲是野蛮的，奥斯曼帝国是野蛮的，波斯是野蛮的，印度是野蛮的，中华也是野蛮的，唯有他们是灯塔，一座血色的灯塔。
从拿破仑战争中“传播自由平等”的口号，到殖民统治中“白人的负担”理论，欧洲人始终以文明的化身自居，将侵略与压迫包装成“进步”的代价。这种文明优越感，既掩盖了扩张的掠夺本质，又进一步加剧了其侵略性。合理化一切杀戮，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是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甚至将战争视为“净化”。
地理的焦虑、宗教的狂热、资本的贪婪、文明的傲慢，这四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欧洲近代扩张的精神内核。
它让欧洲大陆无法获得内心的安宁，所有国家，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躁动：对内，各国为争夺资源与霸权连年征战，从三十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欧洲的土地上战火不断；对外，他们以雷霆之势瓜分世界，将亚非拉地区纳入殖民体系。这种侵略性与不安，并非某个国家或民族的原罪，而是特定历史阶段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这一次，他们碰到了新的中华文明，一个已经进行了二十年疯狂工业化改造的中华文明，一个拥有五亿人口总量，拥有八亿海外市场，地跨欧亚美非，且拥有完整军事工业的中华文明！
牛野倒要看看，他们能怎样？
转身，牛野对着门外警卫高声喊道：“让陈阿生和李海潮到西太平洋舰队指挥中心，我们现在就出发”
是的，牛野从来不喜欢被动，海军从来都不是用来防守的！
大海是平的，没有地理阻隔，任何告诉你海军使用防御的，那就是一个屁也不懂得玩意，说的屁话！
所有海佬都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在大海上，两支舰队相遇，唯有血战，胜者通吃，败者与船同沉！
任何以为，可以依靠海港防御的蠢货，最终都会死，而且死的极其难看！
原因很简单，舰队能躲进海港，国家海洋运输能躲进海港吗？沿海城市和村落能躲进海港吗？
一旦海军认怂，那沿海所有的老百姓都会遭殃，国际海运体系崩溃，最终整个经济体会被锁死。
陆军可以讨论，我们可以沿着高地布防；海军没有资格谈布防，因为大海没有高地！
牛野“哐”的一声，推开大门，警卫急忙跟在身后。
整齐的脚步声在长廊里回荡，牛野骂到：“煞笔玩意，真他娘以为老子是菩萨？分了非洲？老子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