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5章 知青读书之难（2/2）

可知青们的智慧总能派上用场。没过多久，北京知青李建国拿着“红星大队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理直气壮地找到造纸厂厂长，说要购买《莎士比亚全集》，“供大队开展大批判使用”。厂长盯着介绍信上的公章，突然就开窍了。

很快，造纸厂门口就贴了新规定：“凭单位介绍信，可限量购买批判素材（每证五公斤）”。

这下可好，各个大队的公章突然变得特别“活跃”——有个公社一年之内，就“批判”了但丁、歌德、巴尔扎克等二百多个“毒草作家”，开出去的介绍信存根，连起来能绕公社三圈。

至于到底批不批判、怎么批判、批判出了什么结果，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谁也不会真的较真。这种冠冕堂皇的形式，有时候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手续齐全，造纸厂能交差，知青们能拿到书，两边都高兴，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知青的岁月就是这么魔幻：该有书的地方（比如图书馆），书都被封了；不该有书的地方（比如糕点包装纸、造纸厂废料堆），反而能意外找到好书。大家都为这种偶然的发现感到惊喜，乐此不疲地四处“寻宝”。

在这个知识贫瘠的山村里，这些偶然得到的书，就像沙漠里突然涌出的一股清泉，滋润着每个人干渴的心田，给大家灰暗的日子带来了一丝希望。

在这些与世隔绝的深山里，获取知识的过程，简直跟原始人狩猎一样艰难。姜山固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当焚书的烈焰席卷全国时，能把书从火里救出来，本身就是最悲壮、最有意义的阅读。

他摸着自己刻的藏书印——刻着荷花的印章盖在《浮士德》的扉页上，好像荷花在书页上绽放；刻着仙鹤的印章印在《史记》的书脊上，仿佛仙鹤要从书里飞出来。而这些藏在炕洞、猪圈，甚至是山坟里的书，拼凑出了一部不一样的“地方志”：

有个大队的知青，把《物种起源》藏在了毛主席石膏像的底座里；有个女知青，用月经带偷运《简爱》，被查出来时急中生智喊“这是妇科资料”；最传奇的是一个老郎中，把《本草纲目》的页码拆下来，混在赤脚医生手册里，偷偷发到了全县的赤脚医生手里……在这场全民参与的“救书运动”里，“偷”这个字早就超越了道德评判。有天晚上，姜山固又翻起康有为西安盗经的资料，当看到“后来经书移交陕西省立图书馆保存”这句话时，突然泪流满面——当年康有为被骂成“盗经贼”，可正是他那看似“偷窃”的行为，才让那些珍贵的经卷没变成卧龙寺里的鞋垫子和窗户纸啊！

他拿起刻刀，在滑石上用力刻下八个字：“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窃书，怎么能算偷呢？”姜山固对着滑石印喃喃自语，“更何况，能把快要被毁掉的书转移到民间，让老百姓藏起来，这简直是功德无量的好事！跟当年纪晓岚从被抄家的官员家里收集书籍，最后编成《四库全书》比起来，也差不了多少啊！”

把这事的意义往大了说，姜山固心里果然踏实多了，再也不纠结自己到底是“偷书”还是“救书”了。

这时，山风从窗户缝里吹进来，煤油灯的火苗晃了晃，把姜山固刻章的身影投在土墙上，像一个古老而庄严的图腾。那些被鲜红印章覆盖的图书馆黑印，成了知识穿越浩劫的印记；而那些流落在民间的书籍，正像幽灵一样，悄悄延续着文明最后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