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4章 青海雪祭（1/2）

雪开始下了。

起初只是零星几点，像谁在天上不经意撒了一把盐粒。渐渐地，盐粒变成了棉絮，轻轻柔柔地从铅灰色的天空飘落，落在光秃秃的山丘上，落在结了薄冰的沼泽上，落在我的肩头和睫毛上。

我坐在一块被岁月磨平棱角的巨石上，望着眼前白茫茫的天地。两天了，我走了两天，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雪落在我的肩膀上，堆积起来，像一层薄薄的寿衣。我想起外婆说过的话：“雪是天地间最干净的葬衣。”

我的狗已经不在身边了。那条叫“煤球”的土狗，眼睛像两颗黑亮的煤块。我把身上所有的钱——皱巴巴的五千三百七十二元，塞给了那家牧民。男人粗糙的手接过钱时，眼神复杂。女人则用围巾擦着眼泪，低声说：“太可怜了，太可怜了。”我不知道她是在说我，还是在说我的狗。

离别时，煤球呜咽着，用湿漉漉的鼻子蹭我的手。它知道什么。狗总是知道。我看见它的眼角有泪。畜生流泪，是大不祥。外婆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万物有灵，莫欺莫负。”

我也哭了。三十岁的男人，在青海无人区的寒风中，哭得像个孩子。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突然想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地哭过了。自从半年前那个雨夜之后，我的眼泪似乎就干涸了。

半年前的那个雨夜啊。

陈雨死在一个下雨的夜晚。她穿着我送她的白色连衣裙，躺在城东垃圾场旁的泥泞中。雨水冲刷着她的身体，却洗不掉那些污秽和伤痕。

法医报告上写着：多处骨折，内脏破裂，生前遭受严重性侵。

刑警队长老李拍拍我的肩膀：“小杨，节哀。我们会尽快破案。”

我点点头，什么也没说。我怎么能告诉他们，在陈雨失踪前一天，我们曾路过市公安局门口，看到局长儿子王浩从一辆保时捷上下来，搂着一个女孩的腰。陈雨低声对我说：“那个人渣，上周在学校门口调戏我室友，还扬言说在城里他想睡谁就睡谁。”

当时的我，只是握紧了她的手：“离他远点。”

雨夜后的第三天，监控录像找到了。陈雨下晚自习后，被一辆黑色轿车拦下。车牌被遮挡，但车型和王浩的车一样。她被强行拖上车。

“证据不足。”刑警队副队长张明对我说，“监控太模糊，无法确认身份。”

“车牌呢？”

“被遮挡了，看不清。”

“车型一样，时间地点吻合，这还不够？”

张明叹了口气：“小杨，你知道的，这种事...需要确凿证据。”

确凿证据。我想笑。陈雨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呢？她身上的咬痕呢？她体内残留的体液呢？这些证据在哪儿？

两周后，案件被定性为“流窜作案嫌疑人所为，正在全力侦破中”。

我去了局长办公室。王建国，这个城市公安系统的最高长官，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眉头紧锁。

“小杨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拒绝了，“但办案要讲证据，不能凭空猜测。我儿子王浩当天晚上在家，有不在场证明。”

“什么证明？”

“家庭聚会，十几个亲戚都可以作证。”

我看着他。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上有着长年累月的威严和疲惫。但我看到他眼角细微的抽搐，那是说谎的迹象：“眼角抽搐，心有不轨；鼻翼微张，欲盖弥彰。”

“王局长，”我站起身，“我相信法律。”

走到门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王建国正盯着我的背影，眼神复杂。他的桌子上，摆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年轻的王浩搂着父母，笑容灿烂。

走出市公安局大楼时，天空又下起了雨。雨水打在我的脸上，和泪水混在一起。我想起陈雨最喜欢的一句话：“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可如果正义永远不来呢？

而我知道，王局长一家只手遮天，正义永远不会来。

外婆死前一年，教我降头术。

“这东西邪性，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她干枯的手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用了，就回不了头了。因果轮回，你伤人性命，自己的命也会折进去。”

那时我笑着答应：“外婆，现在是法治社会，谁用这个啊。”

外婆用浑浊的眼睛盯着我，摇摇头：“你命里有劫，我看得到。记住，若要破劫，先破己心。心不破，劫难逃。”

外婆是村子里最后一个会降头术的人。她说这是从她外婆的外婆那里传下来的，原本是治病救人的医术，后来被一些人用歪了，变成了害人的邪术。她只教我识别草药、调配药剂，从未教过害人的方法。

“害人之法，我一死，就绝了。”她说。

外婆死后，我整理她的遗物，在一本破旧的《本草纲目》里发现了几张夹页。发黄的纸上，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那是外婆的字迹。

“若有不可解之冤，不可诉之仇，可循此法...”

我烧掉了那几张纸。灰烬在空中飞舞，像黑色的蝴蝶。

直到陈雨死后第二个月，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我找到了她的日记。最后一页写着：

“今天又看到那个人渣了，在商场里。他对我笑，那笑容让我浑身发冷。我对杨树说了，他让我别怕。可我真的怕。这城市太小了，小到无处可躲。”

日记的边角，有被水浸湿又干涸的痕迹。是眼泪。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外婆。她站在一片白雾中，不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悲悯。

醒来后，我决定了，我要报仇。

要实施降头术，需要目标的身体组织。一根头发，一片指甲，一滴血。

王建国深居简出，出入有司机保镖。王浩则活跃得多，夜店、酒吧、高档会所，夜夜笙歌。

我辞去了刑警的工作，用积蓄在“金色年华”夜总会对面租了一间小房子。透过窗户，能看到夜总会门口的车来车往。我买了一架高倍望远镜，一台二手相机。

第一个月，我只观察。王浩每周会出现三四次，通常晚上十点以后，带着不同的女孩。他换了一辆红色跑车，车牌号码我早已烂熟于心。

第二个月，我开始跟踪。保持距离，小心谨慎。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一旦被发现，后果是什么。但每当我想放弃，陈雨的脸就会出现在眼前。她在雨夜中苍白的脸，她再也不会睁开的眼睛。

第三个月，机会来了。王浩在酒吧与人发生冲突，被打伤了鼻子。他捂着流血的鼻子冲进洗手间，我跟了进去。他对着镜子清理血迹，用纸巾擦拭。离开时，那张沾血的纸巾被扔在洗手台上。

我的心跳如雷鼓。等洗手间空无一人后，我走进去，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将那张纸巾夹进密封袋。纸巾上有他的血，还有几根因为疼痛而抓掉的头发。

有了王浩的，还需要王建国的。这个更难。

王建国的活动规律得多。每周一、三、五去市局，周二、四在家，周末偶尔去打高尔夫。他的家在市委大院，戒备森严。

我观察了整整两个月，终于发现一个规律：每隔两周的周五下午，王建国会独自去城西的老澡堂洗澡嫖娼。那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老澡堂，是受王建国保护的卖淫场所。

“人都有软肋，”外婆说过，“习惯是最难改的软肋。”

一个周五下午，我提前进入澡堂。雾气蒸腾的大池里，只有寥寥几个老人。王建国来了，他找来三名小姐，干完后，裹着浴巾，慢慢浸入水中。泡了二十分钟后，他起身去搓背。

我假装无意经过他刚才的位置，水面漂浮着几根头发。我迅速用网兜捞起，装进小瓶。

现在，我有了他们父子的身体组织。

外婆的手稿虽然烧了，但内容已刻在我脑海里。

最阴毒的降头术之一：虫降。

需要七种毒虫：蜈蚣、蝎子、蜘蛛、毒蛇、蟾蜍、壁虎、蚂蟥。将它们置于瓮中，让它们相互厮杀吞噬，最后存活下来的，便是“虫王”。再用目标的血肉喂养虫王四十九天，期间配合咒语和仪式。第四十九天午夜，虫王会寻着气息找到目标，钻入其体内，食其内脏，破体而出。

过程痛苦漫长，死状惨不忍睹。

我在郊外租了一间废弃的农舍，开始了准备工作。捉毒虫不易，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才凑齐七种。最危险的是捉毒蛇，差点被一条五步蛇咬中。

毒虫放入瓮中的第一天，它们就开始厮杀。蜘蛛被蝎子刺死，蝎子被蜈蚣咬成两截，蜈蚣被毒蛇吞噬...我看得毛骨悚然，几次想放弃，但陈雨的脸又浮现出来。

第四十九天，瓮中只剩下一只通体漆黑的蜈蚣，有手掌那么长，背上有一条诡异的红线。它静静地盘踞在瓮底，等待着。

午夜，月圆。我在农舍外摆好香案，点燃三柱特制的香——用尸油浸泡过的香。烟雾缭绕中，我念诵外婆手稿上的咒语。那是古老的方言，音节古怪拗口，每念一句，就感觉周围的温度下降一度。

念完最后一句，我划破手指，将血滴入瓮中。黑蜈蚣迅速吸食了血滴，然后开始躁动不安。我打开瓮盖，它爬了出来，朝着市区的方向疾驰而去，速度快得惊人，转眼就消失在夜色中。

第一个目标是王浩。

三天后，新闻播报：市公安局局长之子王浩突发怪病住院，症状诡异。医院束手无策。

我去了医院，混在围观人群中。透过病房门上的玻璃，我看到王浩被绑在床上，浑身抽搐。他的腹部高高隆起，像怀胎十月。皮肤下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一鼓一鼓的。

医生们议论纷纷：“所有检查都做了，找不到原因。”“CT显示内脏有不明阴影，但开腹探查又什么都没有。”“像...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王建国守在儿子床边，一夜白头。

第七天，凌晨三点，病房传来凄厉的惨叫。值班护士冲进去，又尖叫着跑出来，瘫倒在地。

王浩的肚子破了。不是从外面破开，而是从里面。一只黑色的蜈蚣从他张开的嘴里爬出来，浑身沾满血污。王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瞳孔已经涣散，但脸上还保持着极致的痛苦表情。

蜈蚣爬过他的脸，爬到地上，迅速消失在走廊尽头。

警方封锁了现场，消息被严密封锁。但医院的护士护工们私下里都在传：王浩的内脏几乎被吃空了，只剩一层皮。

王浩的死震惊了整个城市。官方说法是“罕见寄生虫感染”，但民间传言四起。

王建国请了长假。儿子的离奇死亡击垮了这个黑社会局长。他闭门不出，拒绝见客。

我知道，该进行下一步了。

虫降的第二阶段需要更复杂的仪式。这次不是毒虫，而是“血降”。需要目标的鲜血为引，配合午夜阴时，在十字路口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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