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1章 贞观二年论政—唐太宗纳谏安内，突厥内乱边策定（1/2）

公元628年春季，正月辛亥日，右仆射长孙无忌被罢免官职。当时有秘密奏表称长孙无忌权势和恩宠过于兴盛，太宗把奏表拿给他看，说：“我对你完全没有疑虑，如果大家都把听到的消息藏在心里不说，君臣之间的心意就无法沟通了。”又召集百官对他们说：“我的儿子们都还年幼，我把长孙无忌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不是别人能够离间的。”长孙无忌担心自己权势过盛而招致祸患，坚决请求辞职，皇后也极力为他求情，太宗才答应，任命他为开府仪同三司。

这时，朝廷设置六司侍郎，作为六部尚书的副职；同时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癸丑日，吐谷浑侵犯岷州，都督李道彦率军击退了他们。

丁巳日，太宗将汉王李恪改封为蜀王，卫王李泰改封为越王，楚王李佑改封为燕王。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才能做到英明，怎样就会变得昏庸？”魏征回答：“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能英明，只偏信某一个人的话就会昏庸。从前唐尧虚心向民间询问情况，所以有苗部落的恶行才能被他知晓；虞舜广开视听，所以共工、鲧、欢兜等人的奸邪行为无法隐瞒。秦二世偏信赵高，最终酿成望夷宫被杀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结果遭受台城被攻陷的耻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了彭城阁的变故。因此，君主广泛听取意见、接纳劝谏，权贵大臣就无法蒙蔽君主，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开皇十四年发生大旱，隋文帝不允许赈济百姓，却让百姓前往山东地区寻找食物，到了隋朝末年，天下的粮食储备可供五十年食用。隋炀帝依仗国家富饶，奢侈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最终导致天下灭亡。只要仓库里的粮食储备足以防备荒年，其余的储备又有什么用呢！”

二月，太宗对侍臣说：“人们都说天子是最尊贵的，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却不是这样，上畏惧上天的监督，下畏惧群臣的注视，兢兢业业，还担心不符合天意，辜负百姓的期望。”魏征说：“这正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关键，希望陛下能始终坚持下去，那就好了。”

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治理国家没有比公正更重要的了。从前诸葛亮把廖立、李严流放到南夷地区，诸葛亮去世后，廖立、李严都悲痛哭泣，有的甚至悲伤而死，不是因为公正无私能做到这样吗！另外，高颎担任隋朝的宰相，公正无私，通晓治国之道，隋朝的兴盛与灭亡，都与高颎的存在与否密切相关。我既然仰慕前代的贤明君主，你们也不能不效法前代的贤能宰相。”

三月戊寅朔日，发生日食。

壬子日，大理少卿胡演进呈每月的囚犯名册；太宗下令从今以后，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都要让中书省、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省官员共同商议，以免出现冤假错案。不久，太宗召见囚犯，当问到岐州刺史郑善果时，对胡演说：“郑善果虽然有罪，但官品不低，怎么能让他和其他囚犯混在一起。从今以后，三品以上官员犯罪，不必带到这里来，让他们在朝堂上等候处置。”

关内地区发生旱灾和饥荒，很多百姓卖掉子女来维持生计；己巳日，太宗下诏拿出皇宫府库的金银绢帛赎回被卖的子女，送还给他们的父母。庚午日，太宗下诏因为去年连绵大雨，今年又发生旱灾、蝗灾，大赦天下。诏书大致说：“如果能让年成丰收，天下安宁，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来保全天下各国，这是我所希望的，我心甘情愿，没有丝毫吝惜。”恰逢各地降下雨水，百姓非常高兴。

夏季，四月己卯日，太宗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战乱流离，接着又发生饥荒，饿死的人尸骨遍野，触目惊心，应当命令各地官府收葬这些尸骨。”

起初，突厥突利可汗在幽州以北建立牙帐，管辖东部地区，奚、霫等数十个部落大多背叛突厥前来投降唐朝，颉利可汗因为突利可汗失去部众而责备他。等到薛延陀、回纥等部击败欲谷设后，颉利可汗派遣突利可汗率军讨伐，突利可汗的军队又战败，他率领轻骑兵逃回。颉利可汗大怒，把他囚禁了十多天并鞭打他，突利可汗因此心怀怨恨，暗中打算背叛颉利可汗。颉利可汗多次向突利可汗征兵，突利可汗都不答应，并且上表请求入朝归附唐朝。太宗对侍臣说：“从前突厥强盛，拥有百万大军，凭借势力欺压中原，因此骄横放纵，失去了民心。如今突利可汗主动请求入朝，不是陷入困境，怎么会这样呢！我听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畏惧。为什么呢？突厥衰弱，边境就会安宁，所以高兴。然而，如果我治国失道，将来也可能像突厥一样，能不畏惧吗！你们应当不惜犯颜直谏，来辅佐我弥补不足。”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可汗，丁亥日，突利可汗派遣使者前来唐朝求救。太宗与大臣们商议说：“我与突利可汗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但是颉利可汗也与我订立了盟约，该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没有信用，最终都会背弃盟约，现在不趁他们内乱夺取天下，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夺取内乱的国家，欺侮将要灭亡的政权，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

丙申日，契丹酋长率领他的部落前来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派遣使者请求用梁师都来交换契丹部落，太宗对使者说：“契丹与突厥是不同的种族，如今他们前来归附，为什么要索要他们！梁师都是中原人，盗取我国的土地，残害我国的百姓，突厥却接纳并庇护他，我出兵讨伐他，突厥就前来救援，他就像鱼在锅里游动，还担心不能为我所擒获！即使不能擒获他，我也始终不会用归附我的百姓去交换他。”

在此之前，太宗知道突厥朝政混乱，不能庇护梁师都，就写信劝谕他归降，梁师都没有听从。太宗派遣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谋划对付他，刘旻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师都的庄稼，又大量施行反间计，离间他的君臣关系，梁师都的国家逐渐衰弱，前来投降的人接连不断。梁师都的名将李正宝等人谋划逮捕梁师都，事情泄露，李正宝等人逃奔唐朝，从此梁师都上下更加互相猜疑。刘旻等人知道梁师都的势力可以攻取，就上表请求出兵。太宗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军攻打梁师都，又派遣刘旻等人占据朔方东城逼近他。梁师都率领突厥军队来到城下，刘兰成收起旗帜、停止击鼓，拒不出战。梁师都在夜晚逃走，刘兰成率军追击，击败了他。突厥出动大军救援梁师都，柴绍等人在距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军队相遇，奋力出击，大败突厥军队，于是包围了朔方。突厥军队不敢再救援，朔方城内的粮食耗尽。壬寅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梁师都，献城投降，太宗将朔方地区改为夏州。

太常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大多带有吴、楚地区的风格，北朝周、齐的音乐大多带有胡族、夷族的风格，于是他斟酌南北音乐的特点，参考古代的乐律，创作了《唐雅乐》，共有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下诏命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订。六月乙酉日，祖孝孙等人上奏呈上新乐。太宗说：“礼乐是圣人根据情感来设立教化的工具，国家治理的兴衰，难道是由礼乐决定的吗？”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创作了《伴侣曲》；陈朝将要灭亡时，创作了《玉树后庭花》，这些音乐的声调充满哀思，路上的行人听到后都悲伤哭泣，怎么能说国家治理的兴衰与音乐无关呢！”太宗说：“不是这样的。音乐能够感动人，所以快乐的人听到后会更快乐，忧愁的人听到后会更悲伤，悲伤和快乐都源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灭亡的政权，百姓必然愁苦，所以听到音乐就会感到悲伤。如今这两首曲子都还存在，我为你演奏它们，你难道会感到悲伤吗？”右丞魏征说：“古人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指钟鼓吗！’音乐的真谛确实在于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对此，司马光说：“我听说古代的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量方圆，用心衡量曲直，却不能把这种本领教给别人，他用来教人的，必定是圆规和直尺。圣人不费力就能符合正道，不用思考就能有所收获，却不能把这种智慧传授给别人，他用来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礼乐。礼是圣人所遵循的准则；乐是圣人所喜爱的东西。圣人遵循中正之道，喜爱和平之音，又希望与天下人共享，流传百世，于是创作了礼乐。因此，工匠拿着垂的圆规和直尺来制作器物，这也是垂的功劳；君主拿着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天下，这也是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五帝、三王离开世间已经很久了，后代的人看到他们的礼，就知道他们所遵循的准则；听到他们的乐，就知道他们所喜爱的东西，清楚得就像他们还活在世间一样。这难道不是礼乐的功劳吗？礼乐有本质、有形式：中和之道是本质；礼仪和声音是形式；二者不可偏废。古代的君主坚守礼乐的本质，一刻也不离开内心；践行礼乐的形式，一刻也不远离自身。礼乐从家庭兴起，在朝廷彰显，普及到乡里邻里，延伸到诸侯各国，流传到天下四海，从祭祀、军旅到饮食、起居，没有不在礼乐之中的；这样经过数十年、数百年，然后治理教化才能遍及天下，凤凰才会前来朝见。如果没有本质而只有形式，一天践行而百日舍弃，想要用这样的礼乐来移风易俗，确实是很困难的。因此，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唱上天的祥瑞，音乐不是不美妙，但最终还是免不了颁布哀痛的诏书。王莽设立羲和官，考核乐律，不是不精密，但最终还是不能挽救渐台的灾祸。晋武帝制定笛尺，调整金石乐器的音调，不是不详尽，但最终还是不能阻止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种乐器，调整八音，不是不细致，但最终还是不能避免台城的耻辱。既然这样，那么韶、夏、濩、武等古代的音乐都还存在于世间，如果君主的德行不足以匹配这些音乐，就连一个人都不能感化，更何况天下人呢！这就像拿着垂的圆规和直尺却没有工匠和材料，坐着等待器物制成，最终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何况北齐、陈朝的君主荒淫昏庸，他们的亡国之音，只是在朝廷上临时演奏，怎么能改变一代人的哀乐呢！而太宗却急忙说国家治理的兴衰与音乐无关，为什么发言如此轻率，并且这样果断地否定圣人的主张呢？

礼不仅仅是指礼仪形式，但没有礼仪形式，礼就无法践行。乐不仅仅是指声音，但没有声音，乐就无法展现。就像山，取出其中的一土一石不能称之为山，但是如果把土石都去掉，山又在哪里呢！所以说：“没有本质就无法确立，没有形式就无法践行。”怎么能因为北齐、陈朝的音乐在今世没有应验，就说音乐对国家的治乱没有益处，这与看到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就轻视泰山有什么区别呢！如果真像太宗所说的那样，那么五帝、三王创作音乐都是虚妄的了。”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会存而不论。”真是可惜啊！

戊子日，太宗对侍臣说：“我阅读《隋炀帝集》，发现里面的文辞深奥渊博，隋炀帝也知道称赞尧、舜而指责桀、纣，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却与此完全相反呢！”魏征回答说：“君主即使圣明睿智，也应当虚心接纳别人的意见，这样有智慧的人才能献上谋略，勇敢的人才能竭尽力量。隋炀帝依仗自己的出众才华，骄横自大，刚愎自用，所以嘴里说着尧、舜的话，身体却做着桀、纣的事，自己竟然没有察觉，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太宗说：“前事不远，后事之师啊！”

京城周围地区出现蝗虫。辛卯日，太宗进入皇家园林，看到蝗虫，捡起几只，祷告说：“百姓把粮食当作性命，而你们却吃了它，宁愿你们吃我的肺肠。”抬手就要把蝗虫吞下去，身边的人劝谏说：“这种有害的东西可能会让人生病。”太宗说：“我为百姓承受灾难，又怎么会躲避疾病呢！”于是把蝗虫吞了下去。这一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

太宗说：“我每次上朝，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反复思考多次。担心所说的话会对百姓造成危害，所以不轻易多说。”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是记录君主的言论，陛下的言论如果有失误，我一定会记录下来，这不仅会对现在造成危害，还恐怕会被后代人讥讽。”太宗很高兴，赏赐他二百段绢帛。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